金融深化的内在逻辑

　　银行业的转型发展有其客观历史规律。金融深化进程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转型。商业银行发挥主导作用，是金融深化的第一个阶段；商业银行的业务经历从单一到复杂、从国内到国际的发展历程，正如中国银行业当前的处境。

　　从国际经验来看，如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实行严格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商业银行一直是其金融服务的主导力量。然而，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诸如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CD)、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MF)等金融创新的出现，严重冲击了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以及利润，促使后者不得不转型。1986年，上世纪30年代为防止商业银行恶性竞争而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金融Q条例完全终结，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通过，美国金融业重回混业经营轨道。

　　再如英国，随着“二战”后伦敦逐步建立全球性的货币、外汇以及贵金融等交易市场体系，英国的商业银行不再局限于传统领域，业务扩展为国际银团贷款、国际结算、交易清算以及广义的商人银行(merchant bank，即投资银行)等。

　　可见，商业银行的转型是应对市场竞争的选择和结果，这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中国当前的国情来看，银行业的转型，恰好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契合。

　　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人均GDP在2010年约44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序列，也面临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过去30年“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模式带来的诸如环境恶化、资源消耗、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表明，这种模式不可持续，也不可能支撑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因此，中央在“十二五”规划中，开篇即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离不开银行业资源配置的转变和资产负债业务的全方位转型。

　　银行业的转型势在必行，但该如何转型？可选择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无限放大虚拟金融，以金融机构获得短期最大化利润为目标的道路；另一条则是坚持虚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以金融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道路。

　　虚拟金融的过度膨胀

　　从英美银行业的转型实践来看，他们最终走向了第一条道路。“赢利交易化、金融虚拟化、监管放松化”成为英美银行业转型和发展的显著特点。

　　这一次危机，是否改变了英美银行业的发展模式？危机始于2008年，历时已三年，尚未看到解决之道，截至2011年上半年，华尔街多项金融活动的杠杆率明显高于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比如，Market Watch研究数据表明：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前，华尔街所持有的衍生产品账面价值为183万亿美元，是美国经济规模的13倍。听起来很疯狂吧？那么，现在这个数据是多大呢？约248万亿美元。

　　另外，按照Phillip Davis最近在Seeking Alpha上的文章，“每个月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交易60亿桶原油，最后只实际交割3000万桶，这就是200比1的投机者与消费者的比例。”

　　虚拟金融膨胀的结果是：始于私人部门的风险在被转移到政府部门后，可能让后者最终也面临破产，不但“太大不能倒”，恐怕还“太大救不起”。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欧美各国以史无前例的力度注资金融体系，动用大量公共部门未来的现金流，注入私人部门金融机构，改善了私人部门金融机构当期的资产负债表，提高了资本充足率。但绝大部分的风险只是从私人部门转移到了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上，并没有进行彻底的债务重组和处置，也没有给予私人部门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经营失误的经营者必要的惩罚，私人部门金融机构的股东也没有承担应有的损失。换言之，这意味着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存量风险。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期望金融部门能够将新注入的现金流配置到实体经济中去，支持实体经济复苏，同时改善金融机构自身的资产结构和质量。但事与愿违，几年过去，欧美实体经济始终缺乏有效需求，失业率高企，结构性问题严重，政府量化宽松政策下注入金融体系的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回到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同时带来了通胀的巨大压力，并破坏了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度。

　　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及后续的处理过程及实际效果，确实值得我们问一问：金融深化过程中的英美银行的转型道路成功吗？

　　从规模到能力的转变

　　另一条发展道路则要求，商业银行必须遵循“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目标，明确银行业的利润增长最终仍然需要依靠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

　　未来中国银行业的转型发展必须坚持通过支持实体经济的不断做强，来实现银行自身持续发展的目的，而绝不能走虚拟金融自我循环和自我膨胀的道路。

　　中国银行业转型发展需要“内外兼修”，共同推动银行业实现从目前“规模大”到未来“能力强”的转变。

　　第一，银行自身必须形成比较竞争优势。当前中国大部分银行业机构“大而不强”，没有走出单纯追求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服务和风险管理能力不强。

　　在资本、盈利、市值和资产规模方面，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都已跻身世界前列。但从公司治理、战略规划、运营效率、创新能力、风控水平、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方面，却依然缺乏比较竞争优势。在国内市场上，商业银行无论大小，产品和服务雷同严重，差异化竞争意识淡薄，主要以追求规模和竞相削价为营销手段。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比如，在全球众多金融服务，包括年度公司业务、零售业务、贸易融资、清算或资金交易业务等的排名中，前十名基本没有中国金融机构的影子，这显然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国地位并不相称。

　　因此，如何顺应全球经济金融的“东移”大势，在与高端制造业、跨境投资贸易以及综合财富管理等相关的金融服务领域中突破，就是中国银行业的转型之道。

　　第二，银行业的转型同样需要得到外部环境的支持。金融业自身是一个资本和智力高度集聚的行业，从其单体来说，只要有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其个体的效率必定是超越社会平均生产率水平的。

　　然而，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在于，个体理性并不会必然带来群体的理性，尤其在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往往不可能通过机构单体去加以解决。因此，银行在转型发展过程中，需要得到外部力量的有效支持，去帮助其识别和避免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

　　这里，监管当局的责任重大，一方面，需要同时遵循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原则，实现这两个方面的有效结合，并指导银行业在风险可控、成本可算、信息有效披露和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加快创新步伐，不断推动转型；另一方面，监管当局也需要加强和银行业机构的良性互动，贴近市场、贴近机构，了解其业务、产品和商业模式，给银行业的转型发展提供最有力支持。

　　作者为上海银监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