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始于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指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 1000美元的贫困线后会很快进入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经历此阶段后，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时，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或受外部冲击，该经济体有可能出现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状态，人均GDP难以突破10000美元，从而无法进入高收入阶段。国际上公认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及部分的一些国家顺利突破中等收入上限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美地区的巴西、墨西哥等国及东南亚地区的等国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长期滞留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增长的赶超路径途中，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各国面临普遍面临着经济失衡的问题，如何解决该问题实际可持续发展成为两类国家最终结果分野的关键。中国2008年人均GDP为3465美元、2009年人均GDP为3750美元、2010年人均GDP为4474美元，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曾经历或正经历该阶段的国家相似，中国同样也正面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并且由于中国是个大的经济体，该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途中，中国经济遭遇累积的结构性失衡

（一）内需结构失衡

内需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需求以年均22%的增长率快速增长，远高于同期年均消费增速的15.8%。其间自2002年以来投资增速长期持续高于消费增速。与增速变化趋势相近的是两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的变化，自2002年起投资始终是内需拉动GDP的主动力。尽管目前我国所处的经济阶段促使投资需求相对于其他阶段会更快一些，但是长期高速增长严重排斥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

（二）产业结构失衡

通常各产业劳动生产率越接近，产业结构越协调。通过1991年至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可知，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前者与后两者的差值均大于1，这说明一直以来困扰我国经济运行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的控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主导我国经济的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近年来一直在下降，反映出工业企业对劳动力的依赖度有所增加，产业升级效果并不显著。

从1982-2010 年，尽管第三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其增加值占比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均落于50%以下的区间。按照国际经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在60%～80% ，发展中国家占比在50%～60% 。对照于此，我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应该在50%以上，实际的低值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状况显著。

（三）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扭曲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的深刻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居民、企业三者收入失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我国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78年～2009年间，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1978年～1990年间大幅上升约12个百分点，但在1990年达到高点55.36%后，却在1991年、1992年间出现大幅下降，下降约10个百分点；随后的10年间均保持稳定状态，变化幅度未超过2个分点；而在2002年后又呈加速下滑状态，9年间从48.44% 下降到41.64%。

（四）内外经济结构失衡

作为一个大国其经济应当以内向型经济为主。目前我国的对外依存度过高使得经济平衡被打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从1999年以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到2006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顶峰64%。号称严重依赖外需的日本，外贸依存度也不超过25%，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也就在20%左右。其中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保持同幅度增长趋势，表现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的战略物资例如石油、铁矿石等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而占据出口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断销往海外市场。由于我国在这两方面均难掌握定价权，因而进原材料价格往往偏高，而出口产品的定价又偏低。进出口过高的对外依存度使得我国的经济不得不受制于人，经济增长波动性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度过大。

二、特殊转型期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显像：经济增速和缓与通胀压力并存

如果经济结构的失衡无法得以有效改善，中国将与拉美经济体一样陷入贫困陷阱，经济陷入停滞，转型成了摆在中国经济面前一个重要课题。维持现行的增长模式，依靠加大要素的投入进行粗放式的增长，经济高速增长或许还可以维系一段时间，但长期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资源耗尽时经济有可能崩溃。改变现有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转型成为保持经济长期稳健增长的唯一可行路径。但转型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在过程中由于新旧两种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再加上外部经济条件的变化，短期内转型的阵痛将会显现：一方面有可能是经济增速和缓；另一方面有可能通胀压力长期存在。

（一）经济增速在很长一段时间呈和缓之势

1、外围实体经济复苏疲软影响了我国实体经济增速

引起金融危机的爆发事件虽然有偶然性，但从深层次看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的必然结果。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长期靠借债度日，其过度超前的消费成为了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提供廉价的产品支持其无节制的消费。当发达国家这种过度消费模式遭遇挑战时，全球的经济增长的引擎也受到影响。世界经济必须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在新增长级出现前，国家凯恩斯主义成为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的首选之策，政府开始积极干预市场。但这种干预只能在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速下滑的问题。政府在在熨平经济周期的同时，延了长经济复苏的周期。在全球经济结构得到合理化改善之前，这种复苏具有脆弱性的特征。一旦新的导火索出现，经济又有可能重新陷入衰退。如前所述，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偏高，外部实体经济疲软将会通过出口这一渠道直接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内外市场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内消费需求没有太大改善之前，国外经济体复苏放缓的同时，我国经济增速也会放缓。

2、前期积极财政政策效应正在递减

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我国迅速作了反应，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通过4万亿的政府投资计划来弥补民间投资快速下降的缺点。的确这些投资在当时收到预期的效果：在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时，我国经济在2008年、2009年依然以超过9%的增速增长。时至今日，该政策对经济所起的正向作用正在减弱。第一，大规模政府投资产生了负的溢出效应，国进民退，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占，"4万亿"的投资对民营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第二，由于资金使用缺乏严格监管，有很大一部分财政投入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将本已平抑下的房价再次推高，加剧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失衡。当刺激政策带来的正效应在减弱时，以上负效应就会显现出来，影响后期经济的发展。由于此次政府投资规模巨大，财政赤字也因之增加，再次启动相同规模政府投资的可能性不大。当政府投资下降之时，民间资本自有的活力并未完全回复时，经济增速减缓可能性大大增加。

3、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尚未出现

从经济数据来看，2008年应该是上一个经济周期尾声，因为当时产能过剩已成为当时工业企业普遍的问题，原有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实现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产业转型迫在眉睫。此外，从另一项指标人均国民收入来看。2008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突破3000元，我国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要突破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结合我国资源匮乏的国情只能依靠技术创新。金融危机打破了经济的正常周期，政府通过积极的货帀政策与财政政策人为改变了经济进程。如上所述，在后危机时代，政府的对经济干预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正在递减。经济要实现可持续的增长还需通过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需要积累，在其突破临界点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与时间。"十二五"计划中关于新兴产业规划的可以说是为技术创新作了充分准备，但在技术出现重大创新，并形成产业之前，新经济周期难以启动。

（二）通胀压力在长期内将会存在

1、激进式的转型加大了通胀压力

经济转型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无外力作用下，转型可以循序渐进，但遭遇外部压力时，转型的进程将会加快。从日本与韩国成功转型的经验看，它们得益于当时较好的外部经济环境，其实践的提高制造业竞争力，坚持出口导向型战略为经济转型起了重要作用。我国在2008年遭遇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将转型的进程打破，在产业尚未有效升级时，出口导向型的战略难以为继。

2008年为了防止经济增速快速下滑，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激进式转型，强力扩大内需以替代内需不足，在此期间大力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方面：从2008年9月16日开始不到100天的时间内，五度降息。在2008年底，央行罕见地于11月26日和12月22日，两次下调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率方面：2008年9月起央行调整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其中大型金融机构累计下调2个百分点至15.5%，中小型金融机构则下调了3个百分点至14.5%。11月26日，对大型、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的调控力度尤其罕见。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从2008年7月份开始，央行开始逐步调减中央银行票据发行的规模和频率，先后暂停了6月期、1年期和3年期央票发行，3月期央票改为隔周发行，"窗口指导"方面，2008年下半年央行开始放松信贷目标。2009年央行一反以往限制信贷过度扩张的态度，而不断要求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确保经济体内的流动性。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贷款规模快速膨胀。我国货币供给在2009年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M0增长率基本维持不变外，M1和M2的增长率在2009年都具有快速上升的特点。

这些货币投放至市场后，有一部分进入到实体经济中去，但由于实体经济发展是个渐进过程，无法在短期内吸收如此天量的货币，货币存在严重的超发。这些货币很大一部分转向了资本品市场，例如楼市、股市等等。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经济不得不为回收这部分超发的货币付出代价，通胀压力也因之短期难消。

2、开放式经济条件下，外部宽松货币环境也加大了通胀压力

本轮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按照历史的经验，国家凯恩斯主义成为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的首选之策。政府开始积极干预市场，货币政策方面，各国不约而同的向市场投放了天量货币，通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刺激投资与消费来遏制经济的下滑。在新的增长动力出现之前，超宽松货币政策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的常规方法。全球通胀有可能因之进入上升通道。

中国作为开放经济体中的一员，也难独善其身。自2000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经济开放性越来越强。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经验教训增强了央行增加外汇储备的动机，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依赖性也在增加。但由于一直以来中国的实行了固定汇率政策，货币市场又相对独立于国际货币市场。这种格局在2005年7月出现了改变。从2005年7月央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一路升值。金融危机改变了这种进程，为了促出口2008年央行暂停汇改，直到2010年6月再次重启汇改，人民币开始加速升值，为越来越多的外围资本进入中国获取无风险的汇差创造了条件。在外围货币极度宽松的环境下，这些资金将会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套利，客观上加大了国内通胀的压力。另外，全球货币宽松，带有资产性质的大宗商品的价格有可能长期维持在高位，居高不下的大宗商品价格客观上增加了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推高了物价。

3、能源价格改革的压力始终存在

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实现产业升级。目前由于能源价格维持在低位，众多地方高耗能企业的能源使用成本偏低，不利于能源的有效配置。如果不尽快解决能源价格改革的问题，那么产业升级的进程将会受到影响。时至今日，我国的能源行业除极少部分之外，基本上还处于市场结构的国有垄断、价格的国家管制状态。水、电、天然气、成品油价格机制仍然受制于"有形之手"。由于水电煤气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活，能源的价格往往意味着价格上涨，故而改革缺乏民间推动力，近期由于通胀高企业，消费者满意指数跌至100以下，此时价改无异于火上浇油。但产业升级已迫在眉睫，能源价改在未来几年内将会次序铺开。这就像悬挂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当其还未降下来时通胀的压力就始终存在。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