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财长开会承诺不打货币战，言犹在耳，美国新的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出台了。这是赤裸裸的货币战，但这场战争不是由这6000亿美元打响的。压人民币升值是这场战争的重要战役，那是说，货币战的硝烟早在2005年就已经由美国、日本点燃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

　　早在2003、2004年，美国、日本政客就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美国甚至有政客说：“人民币升值15%，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就消失了。”可问题在于，名义汇率可以低估，由于没有价格和工资管制，实际汇率怎么可能长期低估呢？况且，就算人民币汇率低估了，人民币升值后，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因此而改善吗？美国的就业会因此而增加吗？不会的。因为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美国根本就不可能生产。升值不多，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会不减反增；升值多了，无非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变成对印度、越南的贸易逆差。事实上，从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开始，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过25%，但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两、三百亿美元一路上升到两、三千亿美元。

　　世界经济有没有失衡？有，而且是大失衡。但是失衡的根本原因不在中国，而在西方国家。柏林墙倒塌，近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按说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是不能维持了。然而过去二十年，由于来自新兴国家廉价制造品对于物价的抑制，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做向下调整，反而是上升了。这才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西方国家不去除高福利、高工资，是不可能面对来自新兴国家的竞争的。但调整并不容易，这是由其基本政治制度决定了的。今天，欧洲闹出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的财政赤字也成大问题，原因也都在于当今的政治体制。民主有一万个好处，但是也有一个坏处，就是领导人会讨好选民。今天西方世界福利主义盛行，财政赤字高得令人咂舌，就是民主的代价。假如我们愿意平心静气客观分析，那么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如何与审慎财政和稳定货币相协调，此一大难题，才是西方国家今日面临的真正经济政策困境，也是世界经济的难题。

　　表面上，美国实施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要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但是政客们心里清楚，靠量化宽松是不可能增加美国就业的。金融危机后，美国失业率高达10%，2008年底2009年初，美国实施了规模庞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如今美国的失业率差不多还是10%，就是证明。至于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根本上是由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决定了的。如果美国没有贸易逆差，那么其他国家怎么可能持有美元呢？美国不能一边享受着巨额的铸币税好处，一边歪曲事实，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了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政客们明明知道量化宽松不可能增加美国的就业，却偏偏要实施量化宽松；明明知道压人民币升值不可能纠正世界经济失衡，却偏偏要纠缠于人民币汇率，这岂不是耐人寻味的事情？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转移国内矛盾，在乎遏制中国。西方国家调整结构有困难，但政客们不会说自己无能，而是要转移矛盾说中国抢了饭碗。但是又不仅限于此。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使得遏制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的利益取向。美国当然不希望中国穷，因为从穷人那里是赚不到钱的。但美国是不愿意退居第二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

　　汇率稳定、贸易顺差至关重要

　　一些人，否定中国的高出口，认为中国的高出口是在补贴外国人。

　　中国的高出口是在补贴外国人么？要看这高出口产生的原因吧。

　　一个人，身强力壮的时候是要做些储蓄以备老来之用的。在一个人口结构正常稳定的社会里，中青年人储蓄，老年人、青少年消费，储蓄和消费始终是协调的。这样的社会，不需要借助国际社会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可以追求国际收支平衡，可以追求贸易平衡。

　　但是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不是正常稳定的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后，人口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一段时期内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大幅增加。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意味着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相对下降。加之存在人口短时期猛增之后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社会少儿抚养比远低于正常水平。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必然呈显著的青壮年特征，必然在整体上呈现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作为国家整体，储蓄大于投资就要表现为贸易顺差。在这段时期内，中国经济是不可能靠自身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增长的。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就处在这样的时期。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处在这样的时期。

　　今天，我们享受人口红利愈大；未来，老龄化问题也会愈严重。那个时候，我们的消费率自然会上升，储蓄率自然会下降，经济的储蓄就会小于投资，贸易收支一定会呈现逆差的。

　　不否认我们的贸易顺差有政策扭曲所致的成分，可能成分还不小。但是基本上，这是一个享受巨大人口红利、呈显著的青壮年特征的国家在进行储蓄。储蓄，是为了应对未来老龄化的到来。我们获得了贸易顺差，拿它做国外投资，投资收益可以为我们在老龄化时代支付贸易逆差。当然，有了贸易顺差，不意味着我们就能用好贸易顺差，投资并不总是赚钱的。但谁来使用，如何使用贸易顺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因为我们使用不好贸易顺差，就说贸易顺差本身不好。我们拥有的是众多的人口，但是人口本身是不能储藏的，今天人口是资产，可以创造收入，五十年过后呢，五十年过后同样的人口还是资产吗？还能创造收入吗？

　　人力不能储藏的特性决定了人力能用要尽可能地用。没有今天的贸易顺差，老龄化时我们只能喝西北风。所以，美国把贸易顺差限定在占GDP4%的范围内的主张，这已经不是什么阴谋了，而是赤裸裸的阳谋。简单地主张平衡国际收支、平衡贸易收支，要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中了教条主义的流毒。而尤其应该反对的，是用汇率来平衡中国的国际收支和贸易收支。一个人当然不能永远负债，也不会永远借别人钱的，但预算的平衡可以不必局限于特定年份，而是可以以一生来考虑。一个国家，国际收支的平衡问题也要在更宽泛的视野里来看待。教科书强调国际收支平衡，但教科书不是为爆炸式增长，而后又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而写的。起点不平衡，终点怎么可以平衡？那样的平衡本质上岂不反而是不平衡了？

　　而既然贸易顺差对于中国经济长期至关，那么汇率稳定对于中国也就长期至关重要。

　　汇率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认识

　　有人认为，既然汇率是一个价格，那么也应该由供求来决定。汇率是价格，但是此价格非彼价格。汇率不是一般商品和劳务之价，而是货币之价。货币是“尺子”。正如尺子长度要固定，我们才知道长度、面积和体积为何物，秤砣重量要固定，我们才知道重量为何物一样，货币尺子的长度(价值)要固定，我们才知道价格为何物。货币稳定是价格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调价，我们不能反过来用价格机制来决定货币尺子的长度(价值).

　　当然知道货币有对内价值稳定和对外价值稳定的权衡取舍。一般来说，汇率稳定〔固定汇率是最稳定的一极〕，那么我们就得接受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递；反之，如果我们坚持物价稳定，那么就得接受汇率浮动的选择。那么，货币对内价值稳定优先呢，还是对外价值稳定优先？这也是一个选择调整名义汇率来调整实际汇率宏观调整成本更低，还是选择调整价格和工资来调整实际汇率宏观调整成本更低的问题。我的看法，对外价值稳定优先。汇率是一种货币表示的另一种货币的价格，汇率就其本质来说是资产价格，主要受预期、不确定性、投机冲击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调节速度是大不一样的。货币市场最快，资本市场次之，商品市场最慢。因之，汇率天然具有频繁波动、过度波动和“随机行走”的特性。因为这个缘故，我认为通过调整名义汇率调整实际汇率(浮动汇率)宏观调整成本高，通过调整价格和工资调整实际汇率(固定汇率)宏观调整成本相对低。

　　当今世界，流动性泛滥，热钱成灾，任由市场去决定汇率怎么得了，任何国家都不能。

　　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我们就能买到更多的美国货。殊不知，过去不同于未来：过去无从更改，未来则可以也一定会做调整的。我们过去按1美元等于8人民币的比价出口汽车给美国，获得了2.4万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如今人民币升值，比如升成1美元等于4人民币，外汇储备缩水一半，等于我们过去的出口一半是白送他人了。未来呢？因为人民币升值，我们能够买到更多的美国货吗？短期一次性的能，但长期不能。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更多的人民币去追逐美国货，美国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一定会上升的。没有人能够买未来便宜的。

　　还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是不知世事为何物的黑板经济学。当今世界，流动性泛滥，热钱成灾，而技术上又具有资金大规模流进流出的便利条件，给定这一约束，那么人民币升值就不但不会抑制通货膨胀，反而会加剧通货膨胀，促成资产泡沫。

　　人民币升值当然也有一些好处，问题是好处和坏处的净效应到底谁大？在怎样的条件下好处才是超过了坏处的？今天，剩余劳动力已基本用完，而中国制造占了美国市场的绝对份额，这使得企业具有了一定的通过加价来抗人民币升值风险的能力。但是，我们也要清楚，中国不是在和美国竞争，而是在和印度、越南竞争，故这个空间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产业就可能发生向印度、越南等其他新兴国家转移的可能。事实上，这种转移已经在发生了。

　　中美人民币货币与汇率拉锯战

　　人民币汇率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可以预期，中美之间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博弈将会长期存在。在这个博弈中，中国无疑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虽然当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制约，但是美国到底有着印度、越南等其他新兴国家作为替代选择，大不了产品质量差一点，价格高一点。但是中国就没有了替代选择，总不能不向美国出口吧。如果美国动真格要中国在人民币升值与贸易制裁之间做选择，中国是很难不让步的。但又不能一步到位大幅升值。且不说企业的承受能力，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没有制约美国的有效筹码，当大幅升值以后，美国还说升值不够，要压人民币继续升值怎么办？所以，人民币进入一个长期的缓慢升值的通道是可以预期的。

　　中国经济还将面临世界性超发货币的难题。超发货币不会只是停留在美国国内，这些钱一部分会流向新兴经济体，特别是流向中国。超发货币于是可以成为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和遏制中国的又一手段。在此背景下，热钱会大量流入中国，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

　　对此，中国能做什么？联合新兴国家反对美国的量化宽松当然必要。很多国家，像印度、巴西、墨西哥，由于量化宽松，现在他们面临的通胀的风险、热钱的冲击、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其实已经难以承受。这种联合的反抗，对美国进一步实施量化宽松是可以起到一部分制约作用的。但是，这并不能消除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压力。西欧国家不说，其他新兴国家其实眼巴巴盼着中国的制造业向他们那里转移呢，嘴上不明说支持，心里是窃喜的。

　　联合俄罗斯、法国、巴西等国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可以做一做，但其实很难有成效。且不说美国会阻挠。就算一种货币具有超过美元的强势，其货币也很难与美元共同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这是货币一元化要求的内在规定。即使一种新的货币替代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也不意味着人们就会接受其作为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计价单位。还要考虑调整成本。调整是有成本的。至于人民币国际化，如果是指让人民币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那么毫无疑问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让人民币成为与美元分庭抗礼的国际本位货币之一，那么就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内人民币国际结算不一样，这样做是在促使国际货币走向一元化，而不是促使国际货币走向多元化。

　　给定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升值，世界性宽松货币又不容易一下子收回去，那么资本项目管制可能不得不重新严格起来，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可能也是必要的政策选项。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不仅可以增加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有效避免资产泡沫，而且可以有效增加民众收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今天中国的资产泡沫就与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不无关系。而消费和收入其实是一回事。没有收入叫人消费是笑话，有了收入不让人消费也不可能。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不能私人所有，严重制约了民众资产性收入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