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声称视中国为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最重要伙伴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含义就是要求中国承担经济调整的责任。在这一时期，中美经贸关系中传统问题与新矛盾相互交织，各种争端此起彼伏，所涉领域也更加广泛。

　　在“大衰退”高潮时期开始执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这次危机原因的分析和理解，实际上影响着他对中美经贸关系现状和趋势的认识与判断。奥巴马和他的经济政策顾问班底认为，要摆脱危机，就需要进行“再平衡”。

　　而且，美国的出口增长不够迅速。由于运输费用下降和生产全球分工，一个产品最终生产出来可能要经过许多经济体的生产线。因此，虽然美国仍然是最主要的进出口大国，但其领先优势已经大大缩小。

　　此外，世界主要经济体间的不平衡在这次危机中并未得到改善。像中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出口和储蓄同时上升，积累了盈余，为赤字国家提供了资金，未对世界经济提供足够的需求支持。

　　因此，奥巴马政府声称视中国为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最重要伙伴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含义就是要求中国承担经济调整的责任。在这一时期，中美经贸关系中传统问题与新矛盾相互交织，各种争端此起彼伏，所涉领域也更加广泛。

　　首先是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端。中国政府一直表示，人民币汇率保持管理之下的浮动和相对稳定，其目的并不是要促进出口抑制进口，而是为防止出现大规模失业，保持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由于奥巴马政府视人民币汇率为中美经贸关系“再平衡”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加之美国的相关利益集团刻意将这一问题与“公平”贸易联系起来，以此攻击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措施，汇率问题因而常与其他问题相互交织，变得异常复杂。

　　其次，是中美之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国也是美国知识产权保护调查最多的对象国，美国曾多次援引特别301条款实施威胁和制裁。美方承认中国在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进步，但事关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根本，因此依然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有待继续加强。

　　再次，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和其他保障措施的滥用。中国是美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对象国。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美国对中国发起了71起反倾销诉讼，涉及83个产品领域，其中美国最终裁定征收反倾销税的比例达86%。在“大衰退”期间，有关的反倾销、反补贴单独或合并调查及诉讼尤其繁多。在这些调查和诉讼中，美国政府一直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使用不公平的替代国来计算倾销和补贴幅度，使中国企业经常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此外，美国还按421条款即所谓特保条款规定发起针对中国的保障调查。小布什政府时期，有6宗特保申请，其中4宗得到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支持，但未被小布什总统接受。而2009年的客车和轻卡轮胎特保案裁定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支持。

　　第四，有关中国部分进口产品健康与安全性的问题。有关中国产品安全性的案例过去几年在美国曾一度成为焦点话题，有许多产品召回、消费警告等涉及中国产品。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CPSC）更是对中国产品发出了大量消费警示，如认为中国玩具中含有有害物质或设计不当等。中美签署了许多有关健康和安全问题的培训和沟通方面的协议。对此中国政府致力于加强沟通和信任，并协助美国有关机构来华设立机构。

　　同时要指出的是，由对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质疑而产生的争端，往往起因于美国对中国政府相关政策意图的误读和误解。有关自主创新政策的争议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已基本得到澄清，中美双方重申各自的创新政策应以非歧视、有利于市场竞争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为基础，而技术转移、生产工序和其他与财产权相关的信息条件应由企业间自主商定。

　　最后，还有政府采购问题方面的矛盾。中国政府采购市场非常庞大，美国商务部曾估计中国的公共采购市场年价值在850亿美元以上。当前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谈判方的主要分歧在于，美国等谈判方要求中国像发达国家一样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中国在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问题上的立场也相当坚定。美国政府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中美商贸联委会等双边谈判场合，均将此作为当前的重点之一来进行谈判。

　　中国更为关心的各个领域进展也很缓慢。例如，中方非常关心中国赴美投资利益问题，近年来已出现多起因非经济因素而失败的中资企业对美投资案，如2010年华为收购3Leaf案。

　　至于中方关心的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问题和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对前者，美国目前并无实质性放松管制的打算。而对后者，美方仍然只表示将认真考虑中方对市场经济地位的关注，没有明确表示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