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金砖国家资本流动对国际经济发展的影响。金砖国家广泛参与全球资本有效配置，促进全球经济增长。金砖国家通过输出资本，弥补发达国家经常项目逆差，降低国际市场长期利率；金砖对外投资的地域、资产种类都有所扩展，支持被投资国经济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增长乏力，不确定因素增多；金砖国家经济较快增长，对外投资扩大，对国际经济企稳回升发挥更大作用。

　　在一定限度内，中国等经常项目顺差国输出资金，平衡逆差国的内需与外需，不平衡也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但国际经济不平衡持续，可能导致各国竞相抑制本币升值，扩大顺差，不利于扩大全球需求和经济增长。部分金砖国家持续顺差，是脆弱性而非实力的表现，将最终影响自身和世界经济增长。欧美经济存在较多不确定性，部分新兴经济体为避险需求过量积累储备，反而会增加自身和全球经济的风险。

　　全球均衡应建立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努力的基础上，不能夸大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全球失衡调整中的作用。美国储蓄率低，全球化背景下中低端制造业从发达经济体向部分新兴经济体转移，新兴经济体被动积累外汇储备等，皆是当今国际经济不平衡的结构性原因。金砖国家金融市场不发达，消费金融等产品和服务不足，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弱，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短期内难以迅速奏效。美国需承担更大的全球失衡调整义务，削减财政赤字，提高国内储蓄。

　　其次，金砖国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部分金砖国家资本输出，对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有重要作用。中国等国家在危机期间不减反增美国国债和欧洲主权国家债券，体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投资者风范。未来一段时期，发达国家政府和金融机构融资需求都很大。金砖国家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将为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和资金有序流动提供重要基础。金砖国家金融机构广泛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吸收学习先进公司治理结构和投资经验，提升自身经营的稳健性、盈利性水平，将为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做出贡献。

　　伴随资本输出而来的是投资资金的持续性问题，但中国等大量储备持有国不会在短期内抛售美国国债：首先，一国外汇储备占其对外金融资产和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越大，对结构进行急剧调整的风险越集中，损失可能越重。其次，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重要地位，美元资产是我国外汇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外汇储备投资具有长期性、保值性、稳定性的特点，不会因短期市场波动而迅速转变投资策略。最后，外汇储备规模越大，投资调整在技术上就越难。

　　再次，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影响。危机后，金砖国家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动力越来越大，但金砖国家要实现本国货币“走出去”，改变美元的霸权地位，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金砖国家自身金融发展有待深化，金融市场容量、以本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占比等指标仍较弱。美元霸权地位短期内难以动摇。由于美国阻挠、货币篮子构成与权重等技术性问题待解等因素，短期内SDR难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金砖国家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上利益不一致，影响协调。

　　此外，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的份额和话语权增大，但仍缺乏实质性影响。一方面，五国经济金融实力仍待发展，对发达经济体市场和美元仍存依赖，在国际组织高中级管理职位的遴选、重要议程的设定上无法进入核心圈。另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占有绝对话语权，其地位在短期内难以撼动。

　　最后，对国际经济金融政策调整的影响。中国等国自身的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发展模式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本次危机前，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在逐步放松资本管制的同时，对外债、证券投资等流动性较强的项目实行程度不一的资本管制，有效防范了危机期间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的冲击，促使西方国家反思现有制度框架。

　　传统观点认为，资本管制会扭曲资金在国家间的有效分配，排挤其他扭曲性较小的政策运用，助长感染效应，引发全球失衡的扩大。危机之后，国际组织对资本管制的态度有所松动。IMF在2010年的两篇工作论文中，承认资本管制一定程度的有效性。G20在2010年11月12日首尔峰会公告中也提及， “储备充足、实行浮动汇率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汇率过高下可采取认真设计的宏观审慎措施，应对资本流入”等，默许了新兴市场国家采取资本管制的政策方向。

　　扩大金砖国家合作的政策建议

　　金砖国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是维护自身利益，促进国际经济金融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仍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包括文化差异、利益分歧、合作平台界定上的争议、大国复兴的雄心等。因此，金砖国家应求同存异，进一步密切经贸合作，加强政策协调，共同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发挥更大影响力。

　　首先，加快国内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金砖国家间的投资，逐步推动本币可兑换进程。推动金融开放和本币的可兑换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不能因国际压力而贸然取消资本管制、开放金融市场。金砖国家在贸易、投融资上有较强互补性，具备合作的基础。通过加强金融机构“走出去”，取消特定产业和市场的投资限制，推动金砖国家之间互相投资，是其合作的题中之义。同时，需完善风险防范能力，降低双边或多边投资风险。

　　其次，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治理的改革。可探讨将金砖国家货币同时加入SDR货币篮子，并提高SDR作用的可行性，从扩大SDR分配、实现SDR作为主要计价和报告货币、发行SDR计值债券等方面入手。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方面，可加强协作，以G20为主渠道，推进IMF、世界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重组IMF和世界银行内部治理的权力和架构，提高其关联性、合法性与代表性，并在长期内谋求五国份额和投票权超过15%，以提高话语权。

　　再次，进一步推进本币“走出去”，实现多层次货币合作。可探讨将人民币、巴西雷亚尔、俄罗斯卢布及未来可能产生的东盟货币等纳入国际储备货币的可行路径；加强双边或多边货币互换，适度扩大双边货币互换的范围，提高双边贸易便利程度；考虑将目前仅限于双边的本币贸易结算扩大到多边机制下，以中俄货币互相挂牌为契机，扩大本币结算范围，在独联体内建立金融货币区域。可以五国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为基础，通过五国金融合作框架内的倡议或宣传进一步推进贸易本币结算。

　　此外，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等政策协调。金砖国家应合作建立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监测机制，加强全球资本流动监测力度，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形成并完善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机制，在跨国金融监管体系、国际最后贷款人和国际存款保险机构等方面有所进展。谋求共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话平台，扩展各国货币政策空间。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双边监管合作机制，建立五国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完善监管手段，提高市场与产品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合作探讨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的监管模式。适当仿照东亚地区危机救助模式，搭建五国危机救助平台，在必要时为资本逆转而出现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

　　最后，金砖国家可考虑在条件具备时，将集团范围扩大至印尼、土耳其等国家，以提高协同效应和国际事务话语权。继南非加入金砖国家之后，墨西哥、埃及等国也有意申请加入。扩大金砖国家范围会增加代表性和国际事务发言权，但也会增加协调难度。通过寻找经济规模、发展程度、利益诉求相似的成员扩大规模，有利于巩固金砖国家的国际地位。金砖国家的扩容方向，首先可选择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其次可考虑吸收G20之外的成员，以提高G20的代表性和层次感。此外，金砖国家可联合其它新兴经济体，设立新兴市场发展与稳定基金，扩大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投资合作，在国际货币金融改革中协调立场，维护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