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危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对金融市场实行国际监管的新阶段。新规则（尽管其中许多还没有实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因为已经提高了银行的资本标准和实行了更加统一的监管框架，这对国际金融中心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

　　国际金融中心的版图正在变化之中。随着全球性竞争的加剧和本次危机后的各项金融监管改革，世界各个国际金融中心都面临着重大挑战。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寻找潜在的机会，识别各种驱动因素的变化趋势和影响非常重要。

　　推荐阅读

　　金融中心面临的挑战大部分来自监管政策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为本次金融危机后所实施的一些改革。此外，本次危机爆发前全球性发展趋势也在继续发挥着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

　　重创国际金融中心

　　金融市场的高度一体化和相互联系造成了本次金融危机在全世界的放大和传播。危机对银行业和实体经济都造成了灾难性影响。银行业务集中的国际金融中心也受到非常大的负面冲击，这些中心是全球金融网络的结点。

　　本次危机沉重打击了卢森堡的开放型经济和与国际一体化相联系的金融中心及业务活动，尽管程度略轻于德国和法国等周边国家。

　　从总规模方面讲，卢森堡是世界第二大投资基金中心，仅次于美国。就各种金融业务的关联性而言，卢森堡是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也是欧元区最重要的私人银行业务中心和欧洲主要的再保险业务中心。另外，卢森堡是世界上25个最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中心之一。

　　在本次危机最严重的时期，规模巨大的卢森堡投资基金行业经历了巨额赎回。外资银行主导的银行体系的资产和负债规模及表外业务都出现了大幅度缩减。外资银行的总资产下降了20%。随着托管资产的减少，银行的表外资产减少了30%，金融业8%的人员失业。

　　尽管如此，与那些具有高度杠杆率的国内银行业并过度在国外扩张的国家相比，卢森堡所受影响还是要小些。另外，总体形势已经稳定下来。自2009年以来，没有出台新的银行救助措施；投资基金的总资产已经超过了危机前的最高水平。2010年，在卢森堡注册的投资基金数量增长了5.9%，达到了3463家，净资产价值增长大约20%。

　　由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周边国家形势的好转，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卢森堡的经济恢复了增长，就业形势也开始好转。2010年卢森堡的GDP增长了3.5%，而欧盟的平均增长率是1.7%。但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必将对卢森堡的经济发展产生长远影响。

　　全球化趋势增加了竞争

　　其实在本次危机爆发前，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格局就已经处于变化之中。但是，当时的变化过程还是比较缓慢和平稳的。

　　在总体发展的环境中，尽管工业化国家的传统金融中心仍然欣欣向荣，也在尽力维持其相对领先的地位，但新兴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显著提高，尤其是亚洲的金融中心。因此，为了保持其领先地位，排名靠前的金融中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由于金融中心是在长期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其地位也不会轻易地被动摇。在危机后，前面提到的趋势变化在危机结束后仍会继续发展。

　　因此，美国和欧洲的传统金融中心仍将占有全球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尽管从绝对数量来讲，许多市场的交易量已经有所减少，但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中心仍提供全球约3/4的金融服务。

　　1. 全球银行业2/3以上的资产仍集中在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中心。

　　2. 全球投资银行收入的3/4以上来自于美国和欧洲市场。

　　3. 超过2/3的私人和公共部门发行的债券，以及约4/5的所有投资级衍生品余额都是在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中心登记。

　　4. 外汇交易仍主要集中在伦敦和芝加哥，美国和英国约占全球外汇交易的50%。所有外汇衍生品交易的70%在美国和欧洲进行。

　　在过去几年里，新兴金融市场增长迅速，尤其是亚洲。但这些市场也受到本次危机的冲击。专家预计，危机后这些市场会重新开始追赶美国和欧洲金融中心的步伐。

　　集中化仍在发展过程中，因为规模仍然非常重要。多数专家预计，伦敦、纽约、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仍将保持其全球融资主要场所的地位。这些中心的核心竞争力是良好的市场机制和经济环境。

　　在长期内，新兴金融中心会进一步扩大其业务规模和范围，这将有助于这些中心跻身于全球顶级金融中心的行列。本次危机加快了这一趋势。为了保持其相对地位，不断加剧的全球竞争对各个金融中心都造成压力，对欧洲金融中心来说尤其如此。欧洲各个金融中心之间的司法制度目前仍然有很大差异。

　　在全球市场份额的竞争中，欧洲金融中心面临着被抛在后面的风险。与其他发达国家的金融中心和新兴金融中心相比，欧洲主要金融中心已经在竞争中落伍了，包括巴黎、苏黎世、马德里、米兰、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和卢森堡，甚至伦敦。

　　新规则

　　在不断地改变环境

　　本次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开始对金融业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4年前，人们普遍认为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纠错能力，因此，最好由市场自身来解决问题。当时流行的这种思维模式的代价是巨大的。

　　在主要工业化国家经过了20年的放松金融监管之后，目前金融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开始实施多项措施来改革和强化金融稳定的框架，目的是降低造成巨大灾难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监管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最突出的措施体现在《巴塞尔资本协议Ⅲ》中。《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规则基于两个支柱：第一，重点强调微观审慎监管，目标是提高单个银行在压力环境下的生存能力。特别重要的是，《巴塞尔资本协议Ⅲ》要求金融机构持有更多和更高质量的资本，并引入了杠杆率指标和强调对流动性风险进行管理。第二，引入宏观审慎监管，目标是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如果再次发生金融危机，更多和更高质量的资本可以提高银行应对危机的能力。增加资本的规定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银行持有较少资本，则容易受到危机的冲击和可能需要实施救助。但如果银行持有太多资本，则可能导致银行负担过重和丧失赢利能力。这又可能造成借款成本上升和影响到经济增长。其最终后果是，风险较大但赢利较高的业务会转移到影子银行系统。

　　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目前还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从法律意义上讲，这些机构不是银行，尽管它们承担和创造着类似的风险。如果对正规银行业实行严格管理，高风险业务实际上不会消失，而是会转移到不受监管的机构或行业。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银行业的“大而不倒”问题。在危机中救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的想法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在市场上失败的机构必须承担最终退市的后果。但如果政策依据是“大而不倒”，则政府和纳税人就会非常容易受到恐吓。

　　本次金融危机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因为一些生存下来的银行变得更大和与金融体系的联系更密切。另外，政府的担保虽然在危机时是合适的，但现在这种担保会鼓励银行继续规模扩张，开展更复杂的业务和承担更多风险。

　　为了改变这种明显有问题的激励机制，二十国集团支持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提出的政策框架，该框架的目的是解决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引发的道德风险和外部性问题。金融稳定委员会框架的主要政策目标是：（1、）提高这类机构的损失承担能力，以降低倒闭的可能性；（2、）帮助频临破产的机构进行有序重组或平稳退出，以降低其失败对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生前遗嘱”）；（3、）强化重要金融市场的制度建设，以降低因机构失败造成的传导风险；（4、）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流动性规则引发的挑战

　　虽然有关流动性风险的新规则受到了普遍欢迎，但这些管理规则本身可能成为不稳定性的一个来源。其中一个原因是监管机构对流动性的定义主要集中于政府债券。正如目前情况所显示的，某些政府债券市场可能会停止运行。

　　另一个原因是有关“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和“流动性覆盖比率”（LCR）的定义。“流动性覆盖比率”是《巴塞尔资本协议Ⅲ》中有关流动性管理的重要内容，也被称为“贝尔斯登规则”（Bear Stearns Rule）。该规则要求银行保持一定量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以充分满足在金融危机情况下30天内的现金净流出需求。“净稳定融资比率”是针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中的期限错配问题。该比率计算金融机构的长期资产部分，这部分资产必须有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流动性覆盖比率”是针对30天内的流动性问题，而“净稳定融资比率”是针对1年期以上的资产情况。目前的政策框架没有考虑30天以上至1年以内资产的流动性问题。当然，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已经认识到这一缺陷，并正在研究这一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改革后的银行监管体制会对欧洲的模式造成负面影响的问题。对覆盖债券、互助基金和存款等在流动性比率中的规定，会影响到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银行的经营模式。人们可能提出新规则的主要受害者不应当是欧洲全能银行模式，这种模式显然不是造成本次危机的原因，相反却是稳定的一个因素。

　　最后，缺乏对跨国金融机构的处置框架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尽管大家清楚监管的改革不可能仅在国家层面就能够获得成功，但目前仍不清楚的是，如果跨国机构陷入困境和需要进行救助，成本应当如何分担。

　　宏观审慎监管中的缺陷

　　由于整个金融系统稳定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明显，所以有关宏观审慎政策的问题成了非常热门的话题。遗憾的是，公开的问题数量远远超过好的答案数量。

　　真正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很少，在许多情况下决策者需要依靠微观审慎工具。金融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行业，风险状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很难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定义和度量。比如，我认为信贷/GDP比率并不是一个好的度量风险的指标。金融周期一般比经济周期时间要长。我们很难估计不同冲击发生的概率。另外，不同冲击造成的影响更难评估，因为冲击都是非线性的。在此问题上，我们不可能应用经典的“丁伯根规则”（Tinbergen Rule），即“一个工具对应一个目标”。总之，对在何种情况下使用何种工具的认识目前还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

　　宏观审慎监管方面有三个主要缺陷：第一，分析框架缺乏数据支持；第二，工具的应用还缺乏实践经验；第三，制度框架还缺乏相关资源的支持。因此，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还不深入；我们必须认真、虚心和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

　　制度环境有了一些进展

　　尽管管理工具仍然缺乏实践经验，但宏观审慎监管在制度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

　　欧盟于2011年1月设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该机构的使命是防止或缓解系统性风险对欧盟内部金融稳定的影响。该机构的组成是欧洲中央银行、欧盟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欧洲３个新的监管机构（银行、保险和证券）、欧盟委员会和经济金融委员会（代表成员国的财政部）。该机构的职责是实行对整个欧盟的宏观审慎监测、发布风险预警和提供建议，以防止和缓解系统性风险。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可以向所有成员国当局或跨国机构当局提出建议。

　　一般认为，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有很多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竞争政策。但这些工具由其他机构负责管理。根据前面提到的宏观审慎监管中的缺陷，目前存在的风险是，宏观审慎管理需要利用其他机构的工具来进行决策。不同机构之间的潜在争议可能会影响宏观审慎管理的有效性。

　　挑战与机遇同在

　　本次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金融体系。危机发生后，许多大型金融机构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并对实体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因素推动了市场结构的变化。此外，全球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为了应对危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对金融市场实行国际监管的新阶段。

　　新规则（尽管其中许多还没有实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因为已经提高了银行的资本标准和实行了更加统一的监管框架，这对国际金融中心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

　　但这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也意味着改变各个金融中心相对地位的机会。为了改变金融中心的相对地位，关键是要提供令人信服的环境条件。在这方面，本国因素非常重要，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员、开放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优良的基础设施等。各国政府应当遵循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和以稳定为导向的货币政策。

　　在国家、地区及全球层面上实行明智监管（Smart regulation）和稳定的法律及制度框架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为了保证公平竞争，需要有全球标准。

　　关键问题是，在制定国际标准的过程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当参与其中，因为这些国际金融中心在监管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足够的能力，原因是这些金融中心贴近监管机构，并与监管机构之间有着高度的互动。

　　（本文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康以同摘译自伊文思·莫斯克行长2011年5月23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比利时-卢森堡商业俱乐部”午餐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