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让中国在世界金融范围内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而来自中国的面孔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国际金融的重要舞台上，为世界所聚焦。

　　朱民新角色：首任中国籍IMF副总裁

　　7月26日，朱民正式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将成为IMF在1944年成立以来首位出任副总裁的中国籍人选，这是继1995年12月章晟曼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之后，中国又一位出任世界顶级金融机构的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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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2月起，朱民担任前IMF总裁卡恩的特别顾问。今年6月，卡恩性侵丑闻事件去职。经过一轮拉票后，法国央行行长拉加尔德就任新总裁。7月2日，拉加德宣布提议任命朱民担任该组织副总裁，这是IM F增设的第四个副总裁职务。

　　朱民被提名出任IMF副总裁完全在意料之中。自1944年成立后，IMF的常设领导为“一正三副”，按惯例总裁由欧洲人担任，第一副总裁由美国人担任，另外两位副总裁来自其他国家。此外还有总裁特别顾问一职。6月9日，拉加德在中国结束了提名截止前的拉票之旅。她在此行中强烈暗示，会支持朱民在IMF未来高层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拉加德正式当选后，在任职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在IMF增加第四位副总裁是个不错的主意”。

　　正如拉加德所说：“朱民先生，我高度尊重并非常喜欢。他现在担任总裁特别顾问，如果能够担任基金组织的关键职务是十分合适的。”

　　现年59岁的朱民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长期从事经济金融理论研究，并具有丰富的金融实践和管理经验。

　　在2010年2月之前的14年中，朱民一直在银行业负责战略及政策事宜。他曾在中国银行任职13年，并于2003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2009年10月之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行的任职经历给予了朱民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主导的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和对中行不良资产剥离和重组，这两次中行与国际化接轨的主导工作，使朱民国际银行家的形象清晰展现。2006年，朱民升任中行副行长，主管财务、内控、法律、战略和研究等业务。

　　基于多年的学术研究与前瞻性视野，朱民的许多预言如今都得到验证。从欧元的诞生到国际金融大势，从中国的宏观经济到金融改革，朱民的学术研究从未间断。2008年危机前，他对于全球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已经提出预警，并预言了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格局。危机过后，他又成功预言了中国经济的V形反弹。朱民的学术能力、逻辑判断能力和国际视野有目共睹。

　　朱民在国际上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上对中国官员的印象。2008年至今，频繁出席各种金融论坛的朱民，对国际金融形势和宏观经济问题发表评论、建言献策。各种公开场合中，朱民流利的中英表达，优雅恭谦的作风，衣冠得体，谈吐高雅，机智幽默，充满活力，极具包容性和弹性的协调能力，给所有人都树立了“国际银行家+实战金融家＋权威经济学家”的形象。

　　朱民称自己为“小人物”，更多的国际同行喜欢叫他“中国绅士”。在中行，工作人员称其“业务能力强，为人和蔼”。在媒体眼中，朱民幽默风趣、热情。一次财经年会上，主持人介绍朱民是“现今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金融人物”，朱民走上台来，开玩笑地自嘲：“我现在是猪头肉炒成了回锅肉。”气氛顿时变得活跃和轻松。

　　拉加德给予了这个由她提名的副总裁很高的评价，她认为，朱民拥有政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的丰富经验、高超的管理和沟通技能，以及对基金组织的机制理解，她期待朱民的表现。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朱民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不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朱民个人的重视，更重要是他背后代表实力不断增强的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重视来自中国以及中国所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声音。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刚明表示，朱民被任命为IMF副总裁，已不是中国话语权问题，而是中国决策权问题，意味着中国已进入IMF核心，“中国声音”将会有主导性意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表示，副总裁相当于总裁左膀右臂，部分程度上可直接影响决策，间接主导IMF的决定方向。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则认为，朱民的任命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还远没有达到预演世界经济体系变动的地步“只是一次小改良而已，远谈不上大改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际组织上有关规则制定权和管理权之争仍然很漫长，要有耐心。”

　　专家们普遍认为，朱民能否改变中国在IMF中的决策权地位，参与国际事务规则的制定，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中国在IMF中的投资份额。

　　到2012年前，IMF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的份额将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位居第三。但金砖五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在IM F的投票权加在一起还不够15%，只有超过15%才有否决权。

　　章晟曼：曾是世行“二把手”

　　章晟曼曾任中国财政部副司长、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世界银行副行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他是世界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也曾是在国际经济组织中担任最高职位的华人。

　　1957年出生于上海的章晟曼，1978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后到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攻读经济学，1981年获硕士学位。学成归国，进入国家财政部工作，两年后调世界银行总部工作，任中国执行董事助理。

　　1987-1992年回国，先后在财政部外事司、世行司担任副处长、处长和副司长等职。1992年11月再次调到世行总部，出任中国副执行董事，1994年11月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1995年12月起任世界银行副行长，主管世行秘书局。是世界银行成立50多年来第一个担任世行副行长的中国人。1997年11月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他也是世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行长。

　　“先站住，再站高”是1995年章晟曼出任世行副行长兼秘书长时，朱镕基送给章的赠言，而这也成了章晟曼在世行工作的最好守则。世行是全世界出名的“精英俱乐部”，不少人以前在各自的国家里当过部长、副部长，所以这里是一块真正意义上的藏龙卧虎之地。这样的挑战在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看来也异常巨大，他曾感叹道：“除非你特别特别优秀，否则你无法在世行立足。”因此对于不到40岁、来自中国的章晟曼来说，从事世行的高层管理，压力与挑战不言而喻。

　　章晟曼在出任世行“第二把手”期间，进一步增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一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声音。在世行工作的十年里，他每天平均工作15-16小时，跑遍了165个国家，管理着3500亿美元的资本。

　　章晟曼在 2005年底辞去世界银行职务，出任世界最大商业银行美国花旗银行集团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全球银行业务副主席、公共部门银行业务全球主席。同时开始着手传记的写作。

　　在章晟曼离开世行之后，有一家媒体如此评论道：“在各大国际经济组织中，中国人已没有一个处于顶级职位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大概是三年、五年乃至十年，当这些经济组织为全球经济提供各类服务、进行各种磋商和设计各种游戏规则的时候，作为崛起中的、也许是最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的中国，将没有自己的国人参与其中。”也正因为如此，章晟曼在世界银行的这段经历，凸现出更大的意义与价值。

　　章晟曼，男，1957年出生于上海。曾任中国财政部副司长、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世界银行副行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

　　朱民：世界经济进入升息期

　　朱民，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负责集团财务、司库、内控、法律和合规、战略和研究；200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2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担任其特别顾问。主要从事国际金融、银行业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2011年5月前IMF总裁卡恩性侵案发生后，朱民已获提名出任IMF副总裁。2011年7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正式提名朱民为IMF副总裁。

　　“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是原生性的，也是输入性的。”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说：“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抑制通货膨胀是有用的。”

　　朱民说，目前中国通货膨胀中，输入性的因素包括进口的石油资源等。中国现在对石油的依存度超过50%，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石油进口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另外，中国对原材料、大豆等的依存度也非常高。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产生了变化，进入新阶段。与此同时，中国通货膨胀原生性的因素包括劳动力、土地、污染环境等诸多成本的上升，其中有中国特色的是价格改革产生的成本上升。

　　朱民提到，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大幅降息，利息如此之低，持续时间如此之长是以前50年没有发生过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环境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宏观大背景。世界各国经济面临冰火两重天的现象。新兴经济面临过度的风险，所以已经开始升息，发达国家增长不够，又没有相应的财政政策支撑，所以只能继续实行宽松的或者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全球已经进入了升息周期。但是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整个流动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比较宽裕的”。美国经济形势如此低迷，是否可能实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朱民表示，他作为IMF的成员，不能做任何表态。

　　在人民币加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的问题上，他提到，现在法国总统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公开欢迎中国加入SDR， 这是政治上的承诺，但是具体操作上仍有一个过程。

　　林毅夫:中国经济仍将保持20年高速增长

　　林毅夫，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预计未来20年左右，中国经济仍将维持快速、平稳增长。

　　林毅夫指出，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中国需要保持警惕，居安思危。

　　对于近期一些经济学家警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注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林毅夫认为，只要政策和发展模式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林毅夫强调，中国只要延续改革开放以来的道路，处理好三个方面的挑战，包括：能否继续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并在其中继续保持竞争力；能否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以及能否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中国就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金立群：主权财富基金追求长期稳定收益

　　金立群，中国投资公司监事长，党组副书记。历任财政部副部长、财政部长助理、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司长、世界银行中国副执行董事等。2003年8月1日金立群出任亚行副行长。他在亚洲开发银行担任副行长5年，是迄今为止中国人第一个以副部级高官的身份担任亚行副行长，也是亚行自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的副行长。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金立群表示，主权财富基金追求长期稳定收益，而短期目标往往有可能造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它不同于一般的基金或投资者，也不同于一般的国有企业。

　　金立群表示，主权财富基金的职责是帮助国家管理外汇资产，使其收益高于一般的储备资产管理收益，任何政府都不是要求投资在短期内见效，而是追求长期稳定的收益和回报。如果主权财富基金追求短期的收益目标，可能会出现风险冒进的情况。金立群还指出，发展中国家积累外汇储备，不能说明其经济出现了不平衡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长期、持续、过度的，那么就需要引起警惕。

　　据他介绍，中投公司刚刚成立时，由于人员没有齐整，而且资产配置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持仓不是很高，得以避免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但金立群特别强调，避免金融危机的损失不完全是运气因素，当时的管理部门也是在深刻分析的情况下，作出了放缓投资步伐的决定。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加大了投资力度。

　　金立群还表示，主权财富基金的出现不会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状况。随着经济的发展，主权财富基金的数量和资金量也会增加，这部分资金看起来很多，但与世界上的游资相比还是较小，而且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比较稳定，并非快进快出。

　　世行“首席”林毅夫：

　　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

　　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林毅夫获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职位的正式称谓是“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是经济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职位之一，职责主要是领导世行的整体发展策略和经济研究，内容涵盖全球、区域和单一国家层次。

　　身为管理阶层，首席经济学家可在经济相关事务上，向世行总裁和理事会提供建议。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拟定研究计划及发展方向上，也扮演相当重要的决策角色。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多由全球知名学者担任。近年曾任这个职务的专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副总裁安妮·克鲁格、以色列中央银行现任总裁费雪、前美国财政部长桑莫斯等人。世行上一任首席经济学家是法国的布吉尼翁。

　　2010年8月，林毅夫已经身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国内被视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并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2009 年度最能影响中国的40 人之一。林毅夫觉得很荣幸，能够在世界银行进行战略性调整时到那里工作。他说，可以把一个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经验和思考带到世界银行。

　　林毅夫助手、世行高级联络官梅里尔·塔克说，林毅夫的许多观点是前瞻性的，“他在金融危机刚爆发时，就比其他许多人都显得悲观，但很不幸，他的观点却是正确的。佐利克也认可他的判断”。

　　有媒体评论说，在世界众多知名经济学家中，林毅夫脱颖而出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最根本的原因是世行对林毅夫学识和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看重。

　　佐利克在一次座谈会上评价中国经验的重要性时，具体措词和林毅夫并无二致。显然，作为世行最高经济权威的林毅夫，其观点已深深影响了世行和世行的其他高层人士。

　　林毅夫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传奇人物，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却毅然选择回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他参与建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不仅确立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准则，还成为政府的重要智库。

　　林毅夫还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学者。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发端，林毅夫的学术生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渐次深入到发展战略、宏观经济、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对外贸易等诸多方面。他是中国经济学界在国际上发表研究成果最多的学者和唯一获得ISI“经典引文奖”的中国经济学家。曾在国内外各种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相关学术著作十余种，并获得多种奖项。

　　林毅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海外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也是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的关门弟子。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就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国际上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一位，是中国第一位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权威学者。他根据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及转型中国家经验的研究，提出自成体系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理论，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

　　林毅夫的学术贡献在于提出了企业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这一理论的精髓是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林毅夫主张中国应继续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利用较低成本引入先进技术，快速积累资本，然后再实现产业升级。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改革国有企业才能够给民营经济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林毅夫一直以来都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认为中国能够在2030年左右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谈到中国时，林毅夫总是习惯以“我们国家”来指代。尽管身在华盛顿，他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思考中国面临的问题。对于所谓“中国责任论”，林毅夫指出，中国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是应当的，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经济背景下，中国只要能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和刺激内需，就是对世界经济的一大贡献。

　　金立群：曾横跨世行和亚行

　　金立群，中国投资公司监事长，党组副书记。历任财政部副部长、财政部长助理、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司长、世界银行中国副执行董事等。2003年，亚行的韩国籍副行长任期届满后，53岁的金立群在激烈竞争中以绝对优势胜出，成为亚行自1965年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亚行副行长。

　　金立群被业内人士称为学者型的高官，是文人雅士，却不仅是一介书生，而是在着丰富经验的管理者；他永远在向历史学习，却从未停止向前看；他是金融界的一位实践者，并以其广博的知识作为坚实的后盾。

　　1980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班毕业的金立群，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财政部，一到财政部报到，他就被派到位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世界银行总部，进入其中国执行董事办公室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便与国际金融事务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世行，金立群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经济理论，汲取世界各国的金融理论知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从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研究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有国际视野和国际金融经验的年轻财经干部。

　　金立群到亚行任职之前，在中国财政部共有23年的工作经验，其中包括在世界银行执行董事办公室工作6年的经历。作为主管世行和亚行在中国贷款业务的财政部副部长，他担任世行和亚行的副理事，因此，多年来和亚行高层有比较密切的来往。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金立群一直活跃于国际经济事务活动中。参加了许多双边和多边经济和金融论坛，例如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英财经对话机制、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以及东盟“10+3会议”和 G20财长会议。

　　金立群进入亚行直接参与决策和管理业务，从重点关注中国的发展到面对众多国家，这是一个重大转型，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在首次媒体见面会上就明确表达他的决心，“亚行的工作就是我所有的工作，除此之外，我别无任何个人的事务。”随后，他便开始了自己的崭新人生，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满怀自信地走上了这个国际金融大舞台。

　　作为高管人员的副行长，最重要的工作是要管理，这是金立群要面对的第一大挑战。虽然他之前就已官至财政部副部长，而且也在世界银行的中国执行董事办公室工作过，但那都是自己人管自己人，而在亚行，他要管的大部分都是“洋人”。尽管亚行里很多职员已久闻金立群的大名，但要得到学历高、专业能力强的国际职员的认可也并非易事。

　　亚行有一半以上的专业人员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但他对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并不十分在意，“反正他们都是人”这是他最简单的答案。他在亚行的办公室里放两套书，集中了中西方文明和智慧，一套是有毛泽东批注的《通鉴纪事本末》线装影印本，另一套是《大英百科全书》，当然是英文原版，他风趣地说，有了这两套书，治亚行恐怕足够了。

　　金立群认为，在多边国际组织工作中，所作所为都被国际社会所瞩目，因此要更要一碗水端平。他将这种理念贯彻到在亚行工作的每个细节中，他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强调要认真听取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避免操之过急。他深知，加强沟通对于亚行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的重要性。为此，在亚行的头3年中，他访问了南亚和中亚诸国，拜会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向他们介绍亚行的改革方案和进一步改进贷款工作的举措，还借机推进中国和有关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金立群在亚行工作中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处理所谓“良政”(governance) 和反腐败。

　　打铁还需自己硬，为了更好地推动这些国家的“良政”改革，金立群从进入亚行开始，即积极主张亚行本身要实行全面的改革，以求更好地为成员国提供服务，并树立亚行高效、负责的形象。

　　在这一过程中，金立群坚持不懈地向这些国家介绍我国的发展经验。他说：“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在负责大湄公河次区域和中、西亚贷款业务的工作中，他以向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介绍中国的发展进程为己任，乐此不疲，既宣传介绍了我国的一些经验，又使增强了当地改革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