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几年必须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夏斌: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呈现两个趋势性特征:一、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处于危机后持久的全球结构调整阶段。夏斌:细化、改善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是确保这轮宏观调控最后能否成功的关键。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
年初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有些宏观经济数据出现了回调,但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二、三线城市房价还在上涨,同时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再现,因此市场上有些人士开始担心“超调”、“硬着陆”,呼吁“要转向”,有的甚至在等待七、八月份中央政策的改变。同时,面对经济发展中的不可持续及担忧,中国经济要真正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各方共识。然而真要转变,又感到困难重重,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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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夏斌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专访时表示,今后几年必须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方向。今后一个时期,适度偏紧(相对于包括今年在内的过去三年),或者说稳健的货币政策,既有利于周期性矛盾的解决,也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中国经济时报:时值年中,面对当前复杂的局势,市场上存在一系列的疑虑、困惑与纠结。如何解决这些疑虑、困惑与纠结?特别是面对6月份更加“不尽如意”数据的公布,如何使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真正树立起信心,全国上下同舟共济,克服困难?
夏斌:认识和把握当前及下半年的经济局势和货币政策,首先必须对形成当前的困惑和纠结的原因作出深刻的分析,特别是基于对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和经济运行特征的客观认识,从理论上作出清醒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能拿出一整套对症下药的、有效的调整政策,而不是零星的、行政性的短期政策,唯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真正相信,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可能的,也是有希望的。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怎样认识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运行的特征?
夏斌: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呈现两个趋势性特征:一、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处于危机后持久的全球结构调整阶段。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说,危机将近4年,很担心美国出现日本“失去的10年”。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未来的经济增速将逐渐趋缓。即投资持续高增长不可持续,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消费快速增长需要一个过程,加上资源价改革、工资成本上升,再结合外需减弱因素,从趋势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从过去两位数高增长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
这一趋势并不是经济周期性问题,也不是宏观政策力量所能支配、调控的。
同时,现实经济运行中又是货币多、物价上涨等大量周期性矛盾和结构不顺的矛盾交错、重叠,是大量历史问题积累的时期。如在当前物价压力中,结构转型中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工资上升、资源价格改革,价格必然处于温和上涨的大环境,又恰遇美国两次宽松政策影响,前两年我国自身货币多投放的影响。因此,当调控物价、货币稍紧,经济增速就出现下滑。
从经济逻辑说,针对前两年多投放的货币(不管是由外汇占款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即目前高达76万亿元的过度的货币存量和最近物价上涨的压力,毫无疑问,理应紧缩货币;针对危机后全球需要的减弱、中国自身过度投资的不可持续,要追求中国经济未来持续稳定的增长,只能加快消费的增长。但是,货币紧缩后,消费增速一时跟不上,或者,消费的增速不能及时填补出口与投资增速的下滑,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增速的下滑。因此这时市场上产生“硬着陆”的担心和对宏观政策“转向”的期盼,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经济时报:的确,上半年每个月上调一次存款准备金率和两个月加息一次,货币政策的超预期紧缩不仅使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而且加剧了人们对于经济“硬着陆”的担忧。
夏斌:什么叫“硬着陆”?相对2007年12%的GDP高增长,或者说相对去年10.7%的增长,今年增速如果减少1-2个百分点,是否就是“硬着陆”?最近市场上对“硬着陆”的议论较多,但对此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我们认为,经济增长减速多少本身,并不能足以解释是否“硬着陆”。目前,观察是否“硬着陆”,关键看两条:即当采取宏观紧缩政策后,经济增速出现放缓,一是是否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包括因为失业率的提高)?二是是否直接影响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只要整个金融体系是基本稳定的(个别小金融机构经营困难是自然的市场现象),社会是基本稳定的,就不必担心“硬着陆”。由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否“硬着陆”,实际上不能仅仅看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还要看对失业人群的再就业、失业保险、失业救助、社会保障等各项财政政策的落实情况。
今后几年必须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方向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一步的经济政策重点应在何处?
夏斌:我们判断主要有三点:一、为了控物价,必须坚持偏紧的总量政策。二、要继续稳定增长,靠长期高投资不可持续,必须转向着力于结构调整和相应的财政改革,培育新的增长点。眼前对社会稳定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小企业,必须网开一面,防止融资难问题大面积爆发。三、处理多年累积的历史复杂问题,要讲究策略,不能操之过急,特别要防止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集中爆发。
今后几年必须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方向。如何消化市场上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近77万亿元的巨大货币存量,是事关今后几年经济、物价稳定的一件大事。过去陈云同志靠进口伊拉克蜜枣来消化市场上过多货币,今后我们靠什么?现在通过存款准备金等“对冲”手段已冻结了近20万亿元货币。因此今后货币增速不能再简单参照过去的经验与指标,甚至今年下半年也不能简单参照去年下半年或全年的指标。要多关注社会融资量。前5个月,尽管货币增速下降了,社会融资量却没有下降。因为存款准备金等“对冲”力度的变化与M2的增减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在具体操作上,要继续运用对冲工具、利率、汇率等工具。但是在市场上实际利率已经大幅上浮的现实下,使利率尽快转负为正,对当前的宏观调控,总体上是利大于弊。
同时,加快外汇储备的战略性运用,严堵“热钱”,同样是与确保国内经济稳定和控物价密切相关。解决以后的外汇增量,靠改变发展方式诸项政策调整。对现实的巨额存量问题,要看到,这是经济全球化史上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可能是史无前例的、空前绝后的。对我国既是苦恼与挑战,又是重大历史机遇。因此国家应尽快成立“海外投资委员会”,瞄准2020年甚至是2030年中国崛起所需要的各种物资与资源,集科技部、工信部等若干部门智慧,共同谋略如何扩大外汇的用途,减少纯金融资产的运用。大力支持有条件的各金融机构、企业甚至个人,用人民币购汇在海外运用,既可减少国家储备,也可减少市场上货币,减轻当前的通胀压力。严堵“热钱”流入尽管困难重重,但仍是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一项重大政策,也存在工作上可改善的空间。例如建立预征税等制度,其他国家都曾行之有效,对“热钱”有威慑力,我们可能已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改善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是确保这轮宏观调控能否成功的关键
中国经济时报:但是,在中国目前体制下,总量政策偏紧后必然会暴露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现在,中小企业又出现了融资困境,民间利率上升到20%多,甚至达到30%多,南方有的纺织性企业已经出现了关门大吉。如何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夏斌:细化、改善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是确保这轮宏观调控最后能否成功的关键。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重点在细节。解决这个问题当前仍有空间、有余地。关键是要下功夫,做好实地调研。金融管理部门应尽快根据工信部等四部门公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在统计科目、贷款要求、监管指标等方面提出调整、落实的细则,防止“中型企业搭小企业便车”,真正消除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被歧视局面。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养命钱”融资,在贷款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放松对其的贷款限制。现全国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共3000家左右,2010年贷款余额约2500亿元,仅占全国银行贷款的0.5%。为此,我们提出了对村镇银行信贷按“存贷比”而不是按资本金进行管理等八项政策建议。
宏观调控能否坚持下去取决于财政的支持力度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结构能否转型,财政政策是关键。货币政策要坚持稳健,需要财政政策做出怎样的配合?
夏斌:从某种程度说,这轮宏观调控能否坚持下去,取决于财政的支持力度。目前总的看,中国相比欧美诸国,在巨大GDP体量基础上的快速增长和加上国有企业资本预算后,广义的财政收入占GDP如此之高的比例,财政政策理应而且完全可能在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下一步的财政政策,一是要更加“积极”,二是要加快支出结构改革。也就是说,在货币政策适度偏紧的环境下,财政政策应积极,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结构的转型。
总之,从长期看,我们应对我国经济保持乐观,但又不能盲目乐观,特别是在中短期内,确实困难重重。出路在于趁当前宏观调控正出现较好势头之时,坚持政策的稳定性,同时注重研究细节,加大前瞻性、针对性的调控力度,对结构转型拿出真正的战略勇气、坚定的决心和一整套让市场看得清楚、并让市场充分相信的、长短期相结合的政策措施。同时要看到,经过33年积累的国家经济实力,也提供了能拿出一套政策措施的财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