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中美货币政策或到“同向而行”时
为力促货币政策“同向而行”,中美需要建立货币政策互信机制。毕竟2010年以来中美货币政策运行相悖而行,一边是 “收水”,另一边“放水”而美联储始终不加息对中国经济影响非常之大。
为力促货币政策“同向而行”,中美需要建立货币政策互信机制。如果两国能相互包容,经济关系就会更加密切。可以说,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确保基本稳定,是中国的需要,也是美国的需要;人民币国际化有益于中国,但会帮助美元更好地发挥国际货币作用。切望美国有识之士能着眼大局,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
王 勇
差不多就在中国央行宣布年内第三次加息的同时,美联储也完成了于6月底结束的QE2总计6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购买计划,并决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在0-0.25%不变,但并没有推出QE3计划。笔者据此判断,QE2后,中美货币政策或许已到了该“同向而行”的时候了。
所谓“同向而行”,即在反通胀方面逐步取得一致共识,但同时也应防止经济运行出现反复。美国供应管理协会7月1日发布数据显示,6月美国ISM制造业指数从5月的53.5意外升至55.3,高于市场预期;而6月ISM非制造业指数由5月的54.6回落至53.3,又略低于市场预期。另据7月8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美国非农就业人口仅增加1.8万,大大低于市场预期,而失业率升至9.2%,又高于市场预期。同样,美国通胀形势也不容乐观。尽管6月CPI尚未公布,但市场普遍预计会高于5月的3.6%。上述数据表明,美国经济虽保持温和的复苏步伐,但复苏势头以及就业情况不尽如人意。同时,近期通胀走高,基本封杀了QE3的可行性。因此,美联储在6月下旬议息会议上没有推出QE3,但也不立即开始货币紧缩。这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已进入“犹豫期”。
再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与货币政策态势。6月CPI同比上涨6.4%,这是自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值。今年上半年CPI平均超过5.3%,持续在高位运行。而此前公布的6月中国PMI已降至50.9% ,创28个月新低,预示未来经济增长率可能继续降低。再加上今年以来,货币政策整体从紧,包括紧货币和紧信贷。央行通过6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发行49期央票以及数起启动正回购等措施抑制信贷投放规模,调整货币信贷结构。但目前存在着的油荒、电荒、水荒(灾)、劳动力荒以及钱荒进而诱发经济“滞胀”预期甚至经济“硬着陆”预期,又对下一步货币政策调控形成一定的制约。于是,中国央行货币政策也渐渐进入了“犹豫期”,加息步伐放慢,同时,公开市场连续数周实现净投放。但央行年内第三次加息,又用实际行动证明,当前控制通胀仍是重中之重,而货币政策进入“犹豫期”,只是央行在反通胀道路上暂且放缓脚步,反通胀方向依然不变。
由此看来,中美货币政策“同向而行”的时机已渐趋成熟。
当然,毕竟2010年以来中美货币政策运行相悖而行,一边是 “收水”,另一边“放水”而美联储始终不加息对中国经济影响非常之大。因为美联储不加息,而中国持续加息,双边利差急剧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直线升值已给中国出口造成巨大困难。同时,大量国际热钱流入中国,又加剧中国的通胀压力。因此,双方今天需在深刻认识通胀是中美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大敌”之后,多策并举,力促货币政策“同向而行”。
对中国来说,可考虑择机推出“相对紧缩、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新货币政策思路是:根据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资本流入、外汇占款格局依旧、通胀压力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保持整体流动性调控的相对紧缩;但在诸如“三农”信贷、中小企业融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金链、保障房建设投资等领域以及南方遭受重大旱涝灾害等地区,可推动政策定向宽松,以有效把握货币政策的稳定性、针对性和灵活性,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对美国而言,美联储应尽快退出QE政策。经过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已将资产负债表扩张至近3万亿美元。然而,美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失业率改善却收效甚微。同时,QE2制造的大量流动性造成资产价格迅速膨胀,还带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输入型通胀压力。美联储单纯依靠向市场“撒钱”来刺激经济复苏的货币政策,虽然“看上去很美”,且富有科技含量,但实践证明不可持续且后患无穷。因此,美联储必须尽快扭转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更不能变相推出QE3,而是应当将着力点放在美国经济结构调整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今年三季度末四季度初,若美国经济出现稳固向上态势,在美国国内通胀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美联储需适时进入加息周期。
为力促货币政策“同向而行”,中美需要建立货币政策互信机制。中美经济互补性强,如果两国在政策互信中能够相互包容,经济关系就会更加密切。当前政策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国际化上。可以说,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确保其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中国的需要,也是美国的需要;人民币国际化虽益于中国,但更会帮助美元更好地发挥国际货币的作用。切望美国有识之士能着眼大局,双方共同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积极关注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氛围。
另外,两国应在解决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上加强协调。问题是,2012年,美国面临大选,中国政府也将换届,但政策问题还是可以通过双边对话磋商,而多边问题也可在今年11月G20戛纳峰会的框架下协调。只要中美能在货币政策有效协调,解决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的效率就将大大提高,全球通胀也有望缓解。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