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刘煜辉

　　6月CPI涨幅达6.4%，创三年新高，央行则在该数据公布前宣布年内第三次加息。与此同时，6月PMI数据已连续3个月回落，逼近50%的荣枯分水岭。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正运行至“微妙”时点，下半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何在稳物价和保增长中寻找平衡？

　　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认为，如果没有进一步收紧货币的预期，CPI难有实质性的回落。下半年货币政策需微调，应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量化紧缩转到提高利率的价格调控轨道上来，年内还将有1-2次加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今后3-5年中国经济处于相对高涨期，物价上升压力将持续存在。财政政策应保持扩张性，发挥“点调控”功能，抑制物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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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胀压力料延续

　　中国证券报：6月CPI涨幅创三年内新高，下半年我国通胀形势能否迎来拐点？

　　刘煜辉：6月CPI涨幅达6.4%，首先是去年基数较高，当月的翘尾为全年高点3.7%；其次是6月猪肉价格上攻以及早稻减产带来的粮食价格上涨，新涨价因素对CPI的影响不会低于2.5%。从数据上来说，7月CPI可能见顶，8月可能会出现较大回落。如果外部条件不改变，预计到今年年末，CPI将回到4%。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仅仅是数据上的波动，现在还难以判断真正的物价拐点。本轮通胀起因是货币长期超量供应持续积累，因此一时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将其调整到位。

　　研究表明，自2003年以来，我国进入经济史上货币最宽松的时期，每年央行货币净投放的规模都很大，资金价格则在比较低的水平上。据测算，自2003年3月至今，平均真实利率水平为-0.3%。货币环境宽松导致资产价格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宏观环境处于土地和房地产价格高企并向CPI构成八类要素扩散的过程。货币宽松时期很长，意味着治理通胀的时间也会很长。

　　贾康：在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物价上涨压力仍较大，趋势还待明朗。未来物价可能会出现回落，但还可能再次回头向上，形成较大的压力。最大的可能性是，今后3-5年是中国经济的相对高涨期，在此期间，物价上升压力将持续存在。

　　货币政策需微调

　　中国证券报：7月初央行年内第三次加息，未来是否还有加息空间？

　　刘煜辉：我国货币环境正从之前的过于宽松向正常回归，若年末CPI增速能回到4%，要实现正利率的话，下半年还有一到两次加息。

　　货币政策向稳健回归，这考验调控的艺术，要掌握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若在很短时间内收回货币的话，会对经济造成刚性冲击；回收力度不够则会造成经济增长成本长期高企，企业产出减少。

　　在当下时点，货币政策需要微调，要从去年的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去年10月开始，我国实际上进入了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为主导的量化紧缩时期，收缩了银行体系的信贷扩张能力。但其副作用越来越大，私人部门受到挤压，过多承担了紧缩后果，私人部门即最有效率的实体经济部门日渐虚弱，将导致未来供给减少，进一步增加未来的通胀压力。

　　控制通胀的核心是供给面改善和实体经济效率提高，但量化紧缩政策治标不治本，只能是压制短期需求，把价格上升的压力延后。因此货币政策要逐步退出量化紧缩的轨道，回到以调整利息率为主的价格调控上去。但受制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央行利率调控空间可能受限。

　　中国证券报：下半年货币政策会否转向？

　　刘煜辉：下半年货币政策不会出现“钟摆效应”，即从控通胀到保增长可能性不大。若再次放松货币，对经济并无益处，通胀高企将抬高企业生产成本，企业产出也会进一步减速，那到四季度关于经济滞胀的担忧情绪也会更浓。但政策会进行结构性调整，对过紧的地方进行微调，除了加息外，下半年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频率将会减少。

　　为弥补量化紧缩的货币政策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冲击，下一步可能出现的调整是对当前政策进行定向、技术性的调整。如支持保障房融资，增加中小企业信贷额度等。不过，这些措施也只是缓解目前的调控不足，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贾康：今年的财政政策框架非常明确，那就是在货币政策稳健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继续积极，体现出一定的扩张特征。

　　在缓解我国物价上涨压力方面，货币政策是总量调控，而财政政策应有针对指向，在结构上优化。我国现阶段物价上涨的第一大项因素是食品价格，物价指数上涨有75%-80%是食品价格造成的，另有10%-17%是房价因素。因此，在货币政策适当收紧的同时，财政政策必须尽快有针对性地发挥“点调控”功能，提高有效供给水平。

　　比如，进一步运用财政资金，给种粮、生产农副产品的农民以补贴，激励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供给上升，即增加有效供给，促使供需趋向平衡来平抑物价。另外，调控需动用物资储备以平抑物价，配之以财政的政策性补贴。又比如，住房问题，增加公租房供给已成为重要调控方向，但加快公租房、保障房的建设显然需要财政支持。

　　滞胀隐忧待化解

　　中国证券报：通胀压力长期存在，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滞胀”隐忧？

　　刘煜辉：我国应寻求更现实的经济调控结果，实现经济“双降”，即总需求和价格一起下行。目前，企业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成本高企，而缓解成本压力的现实途径惟有政府投资显著减速。当政府投资开始显著减慢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将下跌30%-50%。因此货币政策要调整，要尽快实现一个正常的利率水平。通过上抬中长期利率，引发资产价格下行，这对地方政府投资和财政需求的约束是最直接的。

　　随着成本下降，私人部门产出改善，反过来又能减小政府投资减速的冲击。此外，随着流动性退潮，成本下降，制造业部门竞争力变强，经济承压后很快就能恢复均衡，对企业家精神激发有利，对就业也有利。

　　贾康：财政政策在保持积极的前提下，应审时度势，掌握扩张力度，明后年可能是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过程。

　　通胀压力长期存在，因此要注重把短期和中长期的调控衔接好。短期方面即财政政策发挥“点调控”功能，中长期来说，税收政策则是主要手段，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结构性减税。首先考虑增值税扩围，以增值税替换营业税，使建筑、安装、交通运输、第三产业的市场主体减少实际税负，更积极地发展和专业化细化、升级换代，从而助益于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中小企业方面，今后应坚定贯彻税收优惠。新兴产业方面，要给予结构性减税的刺激和支持。第二，有增有减的税制优化调整。近期的案例就是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的出台。第三，结构性增税。如资源税改革和房产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