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自金融危机以来再次步入“两难”的局面，甚至更为错综复杂。目前经济增速放缓，物价却仍维持高位，市场一方面担忧通货膨胀，同时又担心货币政策“超调”导致经济“硬着陆”。货币政策何去何从，事关中国经济未来是否能够平稳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7月2日在出席恒生中国“名家聚焦”财富论坛时指出：“中国经济目前确定正处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周期胶着的转折关头，如果拿不出一套清晰的、有效的对策，并且予以坚定不移地执行，那么，"末日博士"美国教授鲁比尼有关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出事的预测存在1/3的可能性。”

　　事实上，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的两难困境。夏斌表示，物价上涨时担忧通货膨胀，看到采购经理指数（PMI）下降又担心政策“超调”和“硬着陆”；2009年天量贷款期间呼吁货币政策稳健，银根一收紧又担心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呼吁解决地方债问题，但又怕严格整顿损及经济增速等等。

　　与此同时，政府将“控物价”作为首要目标，但负利率环境下，如何稳定人们的物价预期？房市调控要打击投机，加快社会保障房建设，但各地保障房建设速度缓慢，如何能见效果？国家强调“调结构”，但外需乏力，今年前四个月投资的实际增速在下滑，实际消费增长也在下降，“调结构”并非短期内能一蹴而就。

　　中国银行日前发布的第三季度经济展望报告中认为，三季度，中国工业生产减速的可能性较大，原因在“去库存化”压力明显增大。数据显示，5月份，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长22.6%，高出正常水平近8个百分点；其次，新增订单减少，抑制工业生产。PMI连续3个月回落，新订单指数减小，预示着制造业增长前景谨慎，企业生产将放慢；三是节能减排力度可能加大。

　　不过，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尽管经济存在风险，但是风险不是很大。未来可能不会存在滞胀。因为学术上的“滞”是指经济停止了，但现在经济没有停止。只是相对过去两位数增长来说是收缩，经济适度下行符合政策预期的。预计中国经济经济增长今年会超过9%，仍将是比较高的增速。

　　夏斌也表示，相对于去年10.7%的增速，下调一两个百分点，不能简单称之为“硬着陆”。关键要看在发展方式的转变中，一些行业进行调整后就业率发生变化，对社会稳定是否带来明显的压力？这应该是判断是否“硬着陆”的一个重要指标。另外，要看在结构调整中，整个金融体系是不是稳定的？要从这两个角度看“硬着陆”，某种意义说，不是仅仅看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而要看对失业人群的再就业、失业保险、失业救助等各项财政政策是否落实了。

　　对于今年以来备受关注的物价问题，夏斌认为，就算没有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和中国前两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受国内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成本提高、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物价将在长期内保持相对上涨态势。

　　曹远征也认为，通货膨胀除了货币因素以外还有短期的外部冲击，包括农产品和石油价格，这其中还有一些正常的因素，即中国价格结构会有所变化，就如同在国外蔬菜的价格比鸡肉贵，原因在于蔬菜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中国银行中国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三季度，宏观调控政策总基调将不会改变，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保持总体偏紧，可能出台1-2次非对称加息。

　　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半年报》报告中指出，对于下半年的经济政策走势，仍需坚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主基调，调控方向不宜贸然改变。下半年仍有加息必要，可酌情上调1-2次，每次25个基点，7月上旬是一个加息的时间窗口。存款准备金率也可视情况上调1-2次，此后应进入观察期，防止超调。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将继续升值，全年升值幅度约为5%左右。财政政策应注重对重点领域的支持，积极为调整经济结构服务。

　　中行、农行在报告中都提到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此，夏斌认为，除尽快将当前的负利率转正外，财政政策应有所作为。

　　他表示，在货币政策适度偏紧的环境下，财政政策应适度积极，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结构转型。下一步的财政政策，是中国经济政策中的重点。只有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才能真正确保中国的结构转型。

　　夏斌建议：扩大结构转型时期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各种补贴支出；扩大失业人群再就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支出；配合取消各项行政审批制度，增加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过渡性的财政补贴支出，顺利推动3800万人的事业单位改革，以减少各种行政审批，支持经济结构转型；在加快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改革支出的同时，确保收入分配改革中的各项必要的补贴支出；在以各种补贴、财政担保、税制改革等手段，支持创新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大力支持国内消费及服务经济的发展；配合结构转型，政策应抓紧布置研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税制、转移支付的制度安排；配合结构转型，应将国有资本预算和年度财政预算统筹考虑，在坚持国有资本IPO资金按比例划拨社保基金、提高国有股份分红比例的同时，必须明确国有资本预算管理的原则，体现对部分行业国家相对和绝对控股的战略性要求，实行国有资本“有进有出”，而不是国有资本“规模越做越大”的管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