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袁诚

 

　　有能力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可以显示中国的自信心，因为资本的进入会是催化剂，国内金融机构不应惧怕竞争，相反，要更加开放。

　　6月29日，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现身天津于家堡论坛，以“中国与东盟、南亚贸易关系的发展”为主题发表演讲。阿齐兹表示，“我几乎每年都来中国，中国的变化非常大。”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于家堡论坛组委会主办，天津市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天津新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协办。高端化的于家堡论坛也渐成于家堡金融区“名片”，此前已有英国前首相布朗、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等出现在这张“名片”上。

　　阿齐兹与现场听众展开问答交流，谈及全球经济面临挑战、自由贸易、人民币国际化及通货膨胀等问题。其间，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崔津渡向阿齐兹颁发了“于家堡金融区经济顾问”证书。

　　新兴经济体成亮点

　　身为知名银行家，阿齐兹曾担任美国花旗银行执行副总裁、巴基斯坦财政部长及巴基斯坦总理职务，他在演讲时称，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环顾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情况，美国、欧洲、日本目前还没有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新兴经济体将是今后世界发展的亮点。

　　阿齐兹表示，全球经济刚刚从严重的金融危机中逐渐恢复，但未完全复苏，有两个指标显示美国的经济远没有走出阴影，一是就业，二是经济增长率。他补充说，“美国的失业率差不多10%，这对发达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问题；同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也在下降。另外，在美国，人们消费的钱比赚的要多，所以美国的财政赤字非常大。如果一个人赚的钱比花的钱少的话，有朝一日必然会债台高筑，这对于无论是个人、公司还是国家来说都是如此。就美国而言，财政的管理显然比较糟糕，目前似乎也没有任何改观的迹象。”据了解，美国明年将进行总统选举，能否改善经济，降低失业率成为重要砝码。

　　“欧洲的情况同样让人不放心。”在阿齐兹看来，欧洲是一个统一的货币区，除了英国之外，欧元区的国家全都使用欧元，形成了货币联盟。但是在组建货币联盟的时候，他们忘了对各个国家的财政情况和经济情况进行监测，导致了像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大肆借债，并指望欧洲中央银行解救，将原本经济水平不错的国家拖下泥潭。作为成熟经济体的日本则“在过去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从经济停滞状态中走出来”。

　　不过，阿齐兹也发现一些亮点，“新兴经济体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他肯定中国的作用，“中国给世界人民带来了鼓舞和希望，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全球经济危机会陷得更深。中国是一个催化剂，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加了投资和就业机会，让整个世界的经济面貌变得更好。”

　　金融中心可以发展各种各样的业态，但监管机构一定要具有国际视野。政策的可预见性、资本的自由流动、税收的减免以及好的生活品质、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等等，这些都是金融中心的必备条件。

　　走向产业升级

　　长带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印度的劳动力成本变得更具竞争力。目前中国制造业月均人工成本为300～450美元左右，而印度制造业月均人工成本为100～15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长期拥有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中国经济需要重新定位。

　　“中国要从OEM转变为ODM，OEM的意思是代工生产，别人做好了设计你来制造。而ODM是自己设计，它的价值比OEM要高很多，中国的发展前景有很多，在高技术、高科技方面大有可为。” 阿齐兹在接受新金融记者采访时说。

　　阿齐兹告诉新金融记者，“无论是低端的产业还是高端的产业，中国都有能力做。关键看中国如何在这个价值链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觉得这里有创造价值和创造就业两个重点，平衡好这两大重点就不会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干扰。”

　　不过，也有国内业界人士持不同观点。云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主任、原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司司长刘光溪向新金融记者表示，尽管不排除存在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马来西亚、缅甸转移，但中国并不是制造业强国，中国的现代工业化、产业化、实业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刘光溪提醒说， “在工业化国家，一个土豆、一个玉米、一个花生都能加工成上百种产品，实现多层面的产业化生产，但中国还相差很远。事实上，中国仍是加工贸易大国，真正的品牌很少。举一个例子，如果世界上有50种名牌服装，我们负责大多数品牌的产品生产，但又有几个是中国的自主品牌呢？”

　　不过，产业转移是一种历史趋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潘宏胜博士认为，纵观亚洲国家的发展历程，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承接了不少来自发达国家的加工贸易，内地也一度是产业转移的受益者。可以说，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会找一个成本更低、回报更高的地方，从而发生转移，这是一种历史规律。

　　阿齐兹在接受新金融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会向低成本制造地区转移，而一些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又会填补进来，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中国可以有意识地做一个选择，朝着更高价值的一端移动。”

　　推崇自由贸易

　　除了产业转移，中国如何增加与东盟、南亚之间的经贸合作？

　　阿齐兹建议，“首先，我很推崇自由贸易，我们一定要扫清各种各样的障碍，这样经济才能腾飞。自由贸易能带来贸易量的增加。不管是外国的投资者还是本国的投资者，他们最关注的是法制和市场，如果他们知道这里有很好的市场，他们就会进行投资和贸易。”

　　另一方面，服务很重要。阿齐兹表示，中国提供了世界一流的服务贸易，其产品也逐渐走向价值链的上端。在中国，办物流的手续比较简单，大家可以到周边国家投资。因而，各国在贸易方面应尽可能减少规定或限制，打击贸易保护主义。

　　与此同时，阿齐兹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其货币当然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我相信人民币今后会成为很多国家外汇储备的一种货币。”要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和投资的便利化，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成为另一诉求。如果没有自由贸易，技术、信息、人才、资产都无法自由流动。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也正竭力推进跨境贸易与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

　　对于中国的金融发展，阿齐兹表示，中国目前的通胀压力比较大，但是决策层对通货膨胀非常重视。中国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世界未来的金融中心。在这个金融中心里面，国内外的金融机构都可以参与进来，它们有雄厚的资本和优秀的管理能力，可进行充分竞争。

　　“有能力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可以显示中国的自信心，因为资本的进入会是催化剂，国内金融机构不应惧怕竞争，相反，要更加开放。”阿齐兹表示，现在，中国的银行在纽约和伦敦都能见到，国内也有很多外资银行，这也正说明中国金融的开放姿态，但是也存在不足。首先，金融产品开发需要创新，中国这方面的能力还是有所欠缺。其次，中国金融服务的覆盖面需要推广，如进入农村地区，这将是挑战。

　　金融区可博采众长

　　在金融行业有着30多年的经验，阿齐兹的足迹遍布纽约、伦敦、新加坡、迪拜等各大金融中心。此次来到于家堡金融区，阿齐兹建议，金融中心可以博采众家之长，在搞好服务和健全法制系统上下工夫。

　　综观世界各大金融中心，生活质量、人才资源、法制系统、优惠政策成为关键要素。在阿齐兹看来，伦敦金融中心的优势是交通便捷、生活环境好、生活质量高，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他们的孩子都能在这里上大学。而迪拜一开始什么也没有，但现在已经拥有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成功的关键都是具有好的服务和健全的法制系统，并且货币、人员都可以在金融中心自由流动。比如人们在迪拜机场就可以办签证，盖一个章就可以去很多地方，这样的金融中心更具吸引力。新加坡金融中心则给出了很多优惠条件，比如税收、财政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并保持对金融机构的严格监管。

　　“金融中心可以发展各种各样的业态，但监管机构一定要具有国际视野。政策的可预见性、资本的自由流动、税收的减免以及好的生活品质、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等等，这些都是金融中心的必备条件。”阿齐兹如是认为。

　　（本报记者盛长琳、张晨曲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