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与银行业机构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相互传导或感染风险与收益，并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信用。二者的吸附与依存关系，在缺乏必要的防火墙隔离和监管情况下，存在长期的风险累积与潜伏。一方面，影子银行系统在带来了巨大收益的同时，自身也存在着重大的内生风险；另一方面，影子银行经营着除吸收存款外几乎所有的银行业务，却游离于中央银行与金融审慎监管当局的管辖体系。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中，影子银行系统的脆弱性与监管疏漏暴露无遗。

　　影子银行系统的内生脆弱性

　　影子银行期限错配的业务模式带来巨大的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的负债主要通过短期资本市场发行资产支持票据取得融资，期限较短；其资产则一般期限较长。对于整个金融体系而言，信用期限结构发生改变，导致了影子银行系统的期限错配。一旦市场出现不稳定因素，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等影子银行将出现“挤兑”现象，此时它们无法将其长期资产立即变现，从而陷入流动性严重不足的局面。任何源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反向波动都将给影子银行机构带来致命的流动性风险。

　　信息不对称导致贷款机构逆向选择和借款人道德风险剧增。在利润驱动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贷款银行放松对借款人贷款条件的要求，使杠杆化较高的结构性金融产品一开始就处于极高的风险，发行者往往愿意支付更高的评级费用以获取高等级信用评级，导致一些本身蕴藏巨大风险的金融产品反而受到追捧。由于影子银行系统本身对信息、流动性需求和资产价格波动的敏感性更强，在市场出现危机时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大大增加。

　　影子银行不合理的金融产品设计放大了投资者承担的风险。投资银行设计金融衍生品时设定了一系列假定条件，并通过高度复杂的数理模型计算产品风险，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当假定与现实不符时，广泛分散的风险被无限放大并全面爆发危机。影子银行系统中结构性金融手段使得原始资产的特征在证券化产品中无法完全体现，证券背后的资产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被扭曲。在这种情况下，对证券化产品进行精确的风险评估非常困难，影子银行系统的不透明性无形中也放大了投资者承担的风险。

　　自有资本金少和高杠杆交易导致信用过度扩张，加大系统性风险。影子银行不像传统银行受到资本充足率的限制和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约束，往往自有资金非常少，业务规模却非常大。为了追求高利润，一般采取高杠杆运作，潜在的信用扩张倍数达到几十倍。2007年末，美国五大投行的平均杠杆率超过30倍，主要对冲基金的杠杆率超过50倍，经营住房抵押贷款的房利美、房地美的杠杆率高达62.5倍。影子银行通过次级贷款证券化将贷款银行面临的违约风险层层分散，这些风险逐渐集中到风险偏好较强、不受监管约束的对冲基金上。一旦市场出现流动性紧缩,影子银行将直接暴露于流动性风险之中。

　　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缺失风险

　　影子银行系统的发展避开了传统银行业务和金融市场交易业务的监管体制，长时间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住房政策以及全球流动性过剩等外部环境促进了影子银行系统的膨胀，影子银行在获得巨额收益的同时却由于不直接吸收存款而基本上不受货币当局的监管，其信用创造情况及业务经营的外部性在金融审慎性监管体制中也几乎不受约束。

　　影子银行业务的高杠杆性依赖于众多机构投资者的资金，金融机构大量拥有和参与影子银行的证券化产品，极大地推进了金融全球化进程。在流动性重组、资本流动稳定和资产价格稳定的基础上，影子银行资本的跨境投资和跨境活动有效提高了全球金融市场效率，促进了资本的全球配置。随着资本的跨境配置，风险也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外部冲击使得国际资本流动面临巨大风险。

　　传统商业银行面临破产风险时，最后贷款人等存款保险制度可以有效地减少存款人的恐慌，降低发生挤兑的风险。但是，影子银行却不在最后贷款人保护之下。例如在美国的房贷市场，房价上升时期影子银行极力扩张业务；房价下滑时，投资者大量抛售违约率上升的次级债券及其衍生品，影子银行遭到挤兑，引发市场恐慌。尽管美国政府进行了斡旋和干预，采取了接管、注资、机构转型等一系列救助措施，华尔街几大投行仍然没有逃脱倒闭的命运。

　　影子银行系统外部监管缺位，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和完备性不足。其一，监管机构的市场化监管以金融机构内控为主、外部监管为辅，充分信任影子银行的风险内控能力，行业系统风险成为监管真空；其二，各级政府均有金融监管权力、多个金融监管机构履行监管职能的“双重多头”监管体制不适应影子银行的发展，没有专门控制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机构，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其三，监管机构通过鼓励金融机构运用类似的风险管理工具使得市场行为趋同，顺周期监管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影子银行的“市场失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