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走出去”在转变外贸与国际收支结构方面的重要性

　　一、改变中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造成实际资源长期净流出的局面

　　按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来衡量，1999年至2003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以下。2004年达到3.55%，2005年上升到7.19%，2006和2007年分别达到9.53%和10.99%，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个指标很快回落到5%以下。按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占经常项目顺差的比重来衡量，1997年为125%，到2009年下降到84%。一方面，这说明引致中国内外部经济失衡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与美国金融和楼市泡沫造成的全球性非理性繁荣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长期以来执行的“奖出限入”、“顺差好于逆差”的激励导向相关。后者造成了中国外经贸领域的价格扭曲、资源错配、福利流失的情况，进而加剧中国内外部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局面趋于严重的困境。

　　要走出这个困境，就要改变政府主导下的昔日“奖出限入”和今日“奖入限出”的不同政策取向偏差；改变昔日重视“引进来”和今日重视“走出去”的不同政策导向偏差；改变昔日推动贬值和今日加快升值的激励导向偏差。把国际收支和外贸结构真正转变到让价格信号（汇率、利率、费率、要素和商品价格等）起作用，让企业（营造混合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和交换的环境）唱主角，让竞争（打破垄断、半垄断并减少引资中的各种优惠政策）压力推动内生性因素成长的基础上来。其中，实现“走出去”战略与扩大内需战略和经济国际化战略之间的统筹协调、紧密配合，加快推进人才国际化、资本国际化、产业国际化、市场国际化的开放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改变中国贬值资产和升值负债并存的对外资产负债结构

　　现阶段，在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中，股权投资的比重大致在6%至7%左右，外汇储备资产的比重近70%。与之相比，在全球三大生产网络中，北美（美加墨）所持有的东亚（东盟加中日韩）对外金融资产中，股权投资约占71%，外储资产约占2%，而东亚所持有的北美对外金融资产中，股权投资仅占14%，外储高达40%以上。一般而言，持有外储的资产净收益率很低，如果购买10年期美国国债，不算通胀通缩损益和贬值升值损益，名义回报率仅3%左右。而在中国对外金融负债中，三资企业直接投资的比重约占60%，其资产净收益率平均高达20%以上。因此，如何把中国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外金融资产管好用好，事关中国科学发展之大局。

　　为此，要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资产组合多样化。包括鼓励企业到海外建立加工组装基地，境外分销、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体系，研发、设计及创新中心，境外能源和资源供应链体系。逐步放松资本管制，推动“私人资本流出”，实现国际收支自主项目的基本平衡。改革的思路，应是“盘活存量、调整增量、先内后外、开放竞争”。要研究制定对外金融投资、对外股权投资、对外战略性资源储备（流量换存量战略）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比例管理和配置格局；处理好国内金融体系开放、市场化和结构深化与“走出去”之间的制度安排；处理好企业“走出去”的主体选择、人才培养以及海外投资风险管理体系。关键要为建立中国的全球和区域生产体系，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集团，提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综合运作能力，为创造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提供必备的条件。

　　三、逐步把外汇储备余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国家发改委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2007），中国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应保持在6000—8000亿美元左右，多余的部分应逐步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按照“藏汇于民”的原则多元化管理和运用。除用于金融投资组合之外，更多地用于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加大战略性资源储备；扩大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技术、设备和人才的进口；促进国内结构调整等[1]。在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高达2.85万亿美元。对中国的利弊影响而言，其利在于增强信心[2]，其弊在于福利损失。然而，对国际社会而言，保有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余额，始终存在着人民币为什么不升值，中国为什么不扩大进口，为什么愿意承受巨额贬值资产和升值负债所带来的福利净损失等疑虑和问题，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一种说辞。因此，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外汇储备资产合理多元化管理与使用，是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之一。

　　实施“走出去”战略调整中国两元结构的贸易生产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实际上形成了各占半壁江山的两元结构的贸易生产体系。一元是以国际产品内工序分工为基础、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主体的加工贸易生产体系。2009年，中国加工贸易体系中，外资企业进出口占比约84%，内资企业占比约16%。二是以国际比较优势和差异化分工为基础[3]，以内资企业为主体的一般贸易生产体系。其中，内资企业进出口占总进出口贸易额的68%，外资企业进出口占比约32%。

　　举世瞩目的东亚经济模式实际上就包括两种依据不同理论和实践的贸易生产体系。如中国台湾就是以中高端代工为基本特征，积极参与美欧工序分工体系的一种外向型发展模式。而韩国则是以自主生产为基本特征，参与国际差异化分工和交换的另一种外向型发展模式。这两种不同外向型模式都取得了显赫的发展业绩，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但是，在世界经济激烈动荡和变幻中，也承受了不同的外部冲击。如亚洲金融危机，以自主生产为特征的韩国生产体系（如半导体产业）就受到严重打击，而为美国信息技术产业代工的台湾大厂就顺利渡过危机。然而，10年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台湾中高端代工的生产体系就因美国金融和楼市泡沫的影响受到严重打击，而韩国生产体系（如三星）就顺利渡过难关。10年前，韩国企业提出向台湾学习的口号，然而10年后，台湾企业又提出向韩国企业学习的要求。东亚经济模式就是在不同模式之间比较、试验、竞争、转换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以低端代工为特征的加工贸易生产体系，在过去的30年，对促进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市场体制转型可谓功德无量。一是通过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缺口；二是通过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和市场化要素组合方式，促进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三是通过加工贸易生产体系、自主生产体系、混合所有制生产体系之间的开放竞争、要素创造和干中学的长期经验积累，造就了充满活力和动态变化的中国经济发展。一方面，外向型经济发展，开了13亿中国人市场经济、国际化、知识经济的“窍”，另一方面，中国顺利跨越“低收入陷阱”，成为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的世界第二大国。

　　然而，在金融危机后，加工贸易生产体系和一般贸易生产体系各自有着转型升级的不同内在压力和要求。这就要求中国体制机制和政策的调整要有更强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在中国，这两元结构的贸易生产体系有着以下不同的特征：

　　1、贸易顺差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主。2010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顺差是1830亿美元[4]，其中加工贸易顺差3229亿美元，一般贸易逆差472亿美元。

　　2、加工贸易的主要增值环节在国外。据中国科学院陈锡康教授的测算，中国加工贸易出口1美元所创造的附加值仅为0.2美元左右，而中国从美国进口1美元商品为美国创造的附加值则高达0.8美元。

　　3、在发展方式上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着重视招商引资“领孩子”，而不愿培育内生性因素“养孩子”的扭曲。从而造成中国加工贸易体系长期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转型升级主要靠优惠政策支持、经济福利让渡来引进国外资本新结构，缺少内生性增长动力的发展瓶颈约束。

　　4、人民币升值对顺差的影响很不确定。中国二元结构的贸易体系，导致大跨国公司对人民币升值很不敏感，港澳台及国内中小贸易企业对升值承受能力较低，这既制约了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空间，同时也降低升值对顺差的政策调节效果。

　　5、扩大进口以实现贸易平衡目标的效果也很不确定。如果加工贸易顺差增速快于一般贸易进口增速，其结果只会增加一般贸易逆差，而不一定会减少贸易总顺差。如果持续扩大一般贸易逆差的方式来平衡贸易收支，则产生进口的价值100%境外创造，所弥补的加工贸易顺差只有20%左右是本地创造，同时对国内制造和就业产生较大冲击的结果。其中采取放宽非生产性产品和服务进口，尤其是放宽奢侈性产品和服务进口，不仅无助于贸易收支平衡，反而可能会助长低收入阶层和不发达地区模仿高收入阶层和发达地区的高碳、奢侈、浪费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之风。

　　关于发展模式的调整，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即美国应当扩大出口而中国应当扩大进口。实际上，在全球需求持续萎缩的情况下，美国采取促进出口翻番的战略，只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事实上，美国应当调整其高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调整其过度依赖金融部门和虚拟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全球化即美国化的价值取向。同样，中国也需要转变其外向型发展战略，不仅需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更需要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调整国际收支结构，实现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统筹协调。

　　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着力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向：

　　一是大力发展国际工序分工体系中的中高端制造和服务代工能力。首先，应在国内逐步形成中国企业为跨国公司提供零部件配套的综合能力。其次，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形成区域提供跨境配套的能力。其中，部分产品是对日、韩、港澳台企业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提供配套工序或环节的替代，部分产品是中国企业自主发展起来的从事加工贸易的能力。目前，中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如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等，应当转型升级为真正意义上的“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园区。下一步，则通过实施“走出去”，进一步转型为境外的出口加工区、境外保税物流园区或境外综合保税区，成为建立中国区域和全球贸易生产体系的重要部分。

　　二是积极促进形成国际差异化分工体系中的中高端生产和服务的自主发展能力。两个贸易生产体系之间的优势互补、合作互动、相互学习，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贸易增长方式转型机制。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阶段、类型和趋势

　　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前的30年，海外投资主要是进入港澳及周边地区。一是通过在岸、离岸、转口、转运等贸易功能，带动中国贸易和生产企业参与“互通有无”的国际交换；二是通过银行和航运等行业的对外投资，形成服务于国家融投资、外汇供求和跨境运输发展的重要桥梁；三是通过咨询资讯和专业服务的对外投资，形成中国与世界信息交流交换的渠道。如香港招商局、中银香港、中外运等，都成为这个阶段境外投资的先行者。

　　第二阶段，1978—2000年，主要是通过国际工程承包和比较优势产业海外投资。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面对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的缺口约束，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规模和项目数量很有限。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企业开始探索对海外投资。其中，家电行业，如海尔，开始了进入美日欧市场的“三步走”战略，即进入当地主流产品领域，进入当地主流渠道，成为当地品牌和名牌。通讯行业，如华为，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即从发展中国家市场和中低端市场起步，一步步地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和中高端市场。

　　第三阶段，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以来。2002年以来，随着中国住宅、汽车、通讯等领域的消费需求持续高涨，带动重化、装备、建材等产业的发展，进而拉动能源和资源进口和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2005年以来，中国海外投资额增长有明显加快之势，主要集中在中国需求增长最快的领域，如能源、矿业、工程承包及竞争优势较显著的领域。近两年，中国非金融类对海外投资额已超过500亿美元，呈逐步趋近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规模之势。

　　二、中国企业的海外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

　　对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有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形式。绿地投资也就是新建投资。项目从征地、七通一平、盖厂房、安装设备、招聘工人和管理人员，直到产供销、内外贸模式的建成。跨国并购是通过收购和兼并境外资产的股权实现的。随着全球经济的开放，通过股权并购实现全球强强联合，打造全球行业内的巨无霸，成为国际竞争的新趋势。

　　然而，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并购的成功率很低。麦肯锡公司曾研究了1990—1995年的150起并购案例（个案金额都在5亿美元以上），发现并购后管理不善、交流沟通不够、留不住骨干人员、组织调整失效、企业文化差异大，是导致并购失败的主因。世界上企业并购成功率约34%[5]。如日本企业曾大举进军美国，收购了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哥伦比亚影业、7—11连锁便利店等，在美国引起巨大恐慌。但是，20年过去，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损失惨重。

　　三、海外投资的全球趋势

　　2000年和2007年是全球直接投资增长的两个创纪录年份。2007年全球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538万亿美元，超过2000年1.4万亿美元的历史记录。其增长主因是跨国公司并购活动增多。2006年全球资本流动额为12000万亿美元，跨国并购额为9745亿美元。其中金融保险业成交额1564亿美元，增长43.8%；电子通讯1090亿美元，增长49.5%；矿业604亿美元，增长4.4倍。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并购成交额为1595亿美元，增长71.9%。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2008和2009年，全球直接投资分别下降18%和37%。其中2009年，全球资本流入量降至11140亿美元，其中跨国并购仅2500亿美元，降幅34%，大于绿地投资15%的降幅。制造业跨境并购下降77%，初级部门和服务业下降47%和57%，其中金融并购下降87%。电力、天然气和供水，电子设备、建筑和电信引资超2008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直接投资下降65%，而主权基金增长15% 。

　　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预计,全球直接投资流入量，2010年约1.2万亿美元，2011年约1.3—1.5万亿美元，2012年约1.6—2万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和转型中经济体吸引的海外投资占二分之一，对外投资占四分之一，它们作为全球直接投资目的地和来源地的重要性在上升，尤其金砖四国。2010年11月5日发布的《G20投资政策报告》中显示，2000至2009年，投资政策中的限制性措施比重从2%上升到30%，投资自由化和促进措施从98%下降到70%。

　　2011至2015年期间，预计中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规模将旗鼓相当。中国加快对海外投资的基本动因，一是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实现顺差的对外转移，减缓贸易摩擦；二是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扩张市场和企业经济规模，即使中国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但企业也不会放弃海外50亿人口的更大市场；三是投资开发利用国外的资源和本国短缺的生产要素，包括在国外市场乃至全球范围内配置企业供应链，通过跨国并购，带动中国优势产品的对外销售、售后服务和海外市场布局；四是通过近4万亿美元对外金融资产的再配置，推动中国企业的贸易和生产体系“走出去”，同时带动银行、人民币、资本、研发能力走出去。

　　中国企业从事海外投资的主要类型

　　第一类是我国有明显比较优势并成功转化为竞争优势的企业。如家电、轻纺和成衣、食品加工和轻工业产品、一些质量价格比有明显优势的机电产品，可以通过对海外投资在当地设立企业和机构，把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原材料及零部件带到国外市场，形成跨国经营的供应链条。

　　第二类是资本或资源密集型行业。国内需求增长强劲，带动海外投资建设能源和资源的长期稳定供应地，如油气、矿产、木材及纸浆生产基地。这类项目建设不仅会涉及采掘、加工、运输、仓储、销售、融资、投资方式等系统性投资问题；还会涉及国际政治、经济、技术和生态环境等不可预见性因素。目前，中国主要投资在非洲、拉美等地。

　　第三类是具有一定技术门槛、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新兴产业。如中兴通讯、华为、海尔、海信、联想、TCL等企业。它们通过对外投资寻求建立资讯、研发和设计、生产和销售等环节。这些企业最可能成长为中国的跨国公司。

　　第四类是对外投资建设长期稳定的海外市场和需求源。这既包括生产型企业，也包括从事贸易、物流和分销的服务型企业，更包括现代农业企业的国际化。目前中国农业企业相继在俄罗斯、东南亚、非洲和中南美洲等地合资、合作办农场，建立了一批大豆、玉米、天然橡胶等农产品生产基地，当地生产、当地销售。

　　中国企业把握重大机遇积极探索海外投资的发展模式

　　一、“十二五”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企业要把握重大战略机遇

　　一是在逐步形成跨国投资、跨境服务、跨境布局的竞争实力，如重视研发、设计、创意；银行、货币、投资、保险；仓储、运输、供应链管理；咨询、资讯、专业服务等领域的投资。

　　二是逐步把产品价值链的工序和环节延伸扩展到境外，形成跨境经营的综合竞争实力。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其中具有明显规模经济效应的产业，如重化工业体系、重大装备制造业、与中高端消费相关的轻加工制造业，通过“走出去”建立区域乃至全球生产体系。

　　三是纺织、服务、箱包、鞋帽、玩具等传统产业通过对外投资建立境外开发区（境外经贸合作区），把产品的加工组装、销售网络、售后服务及产品设计开发等工序和环节延伸扩展到目标市场区。

　　二、“十二五”是全球创新竞争进入白热化时期，企业要把握重大战略机遇

　　一是从代工向自主生产模式转换。当欧美市场需求不景气的情况下，代工企业很难发展。应通过“走出去”，形成新兴市场的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物流分销的综合运作能力。

　　二是利用劳动力密集型加工组装的末道工序向上道工序提升，差异化分工从同类产品的低端向中高端提升的机遇，通过直接投资方式把一些淘汰的设备和工序转移到中西部或周边国家和地区，既利用成本更低地区的要素禀赋优势，也利用倒逼机制完成结构调整。

　　三是通过开放竞争和实施“走出去”战略，到发达国家建立研发、设计、创意中心，通过国际基础、应用和开发研究合作，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三、“十二五”是全球市场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时期，企业要把握重大战略机遇

　　一是在国内需求引导下全球优质要素将向中国集聚，东部地区成为统筹内外需求的新增长极。应依托国内竞争优势，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走出去”。

　　二是积极发展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目前广东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合作，重点发展金融、旅游、物流、会展、专业服务、服务外包、文化创意、工业设计八大服务行业，实现环境和规则与港澳对接，共同打造世界级都市圈。上海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提出2020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这为企业发展跨境服务提供条件。

　　三是跟随国家自由贸易区战略“走出去”。截至2009年底，中国正与五大洲的31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推动14个自贸区（FTA）建设项目，签署自贸协定8个，其中已实施的有7个。中国内地和港澳签订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2010年6月底中国大陆与台湾签订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协议全面实施。企业海外投资跟着国家自贸区战略走是一种选择。

　　四、把握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的机遇，实施“走出去”战略

　　一是逐步建立中国对外金融投资组合、对外直接投资组合和战略性资源储备组合的合理结构，将外汇流量资产转换为战略性资源的存量资产。

　　二是加快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走出去”。

　　三是加快推进生产国际化进程。逐步建立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人民币、银行、生产体系、综合物流、分销网络、研发和设计中心等环节的区域化和全球化布局。

　　四是研究制定适用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绿色标准、就业机会创造标准、扶贫标准、市场开放及商业和金融监督标准等体制机制，鼓励低碳、绿色、透明、包容性发展。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张燕生、张岸元、姚淑梅.现阶段外汇储备的转化与投资策略研究[J].世界经济:2007,7.

　　[2] 查尔斯·恩格尔认为，危机时，外储对维系信心和防范挤兑是重要保障，这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增加外储的主因。见“汇率政策”，比较，0410。

　　[3] 关于国际工序分工和差异化分工模式的理论最新发展，请参阅刘厉兵.新国际分工理论综述[J].内部文稿:2010.

　　[4] 在2009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中，货物贸易顺差占比约84%。

　　[5] 海外并购：危险的跃进[J].中国投资：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