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中国的崛起，根据你了解，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看法会有不同吗？

　　陈东升：我一直讲，中国崛起是世界上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对美国更是这样。

　　其实，中国崛起是“跷跷板”的问题，你起来了别人都不舒服了，因为你把整个地球过去的政治生态文明的平衡打破了。

　　在我看来，中国近30年的崛起之路是这样走过来：在上世纪80年代的准备阶段，我们在体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上世纪90年代打破1989年的封锁，中国重返国际市场，这是改革的基础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一发不可收，我称它为“黄金十年”。

　　“黄金十年”的叫法是我提出来的，其标志一个是经济总量，中国从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一跃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第二个是外汇储备，2000年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到2000亿美元，现在将近3万亿美元。国力急剧上升，这个时候西方再要遏制中国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阻挠的事实。未来10年，我认为到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没有悬念，经济现代化再用10年就能彻底搞定。

　　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

　　中国经济时报：关于这次危机的原因，到目前为止，人们总结了很多种，你的看法呢？

　　陈东升：我基本赞成布坎南的说法，问题一定是出在美国。但是，危机的形成机制却和我们有关。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实际上是中国和美国。过去很多人说印度和俄罗斯能不能赶上中国，我一直认为“很难”。其原因在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搭上了世界经济转型这趟列车。就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在提升、产业要转移的时候，本来按照西方的理论，他们应该转移到他们的同盟国、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但是实事上却没有，而是转移到了中国。

　　发生这样转移的原因也很复杂。我觉得今天世界的格局，起始于中国的改变，1978年很重要，1972年更重要，可以说，这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中国的领土跟毛泽东握手的那一刹那就注定了今天的这个世界格局。当时，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受到来自北方威胁，中国和美国自然地结盟，尼克松来华意味着中美放下意识形态所有的分歧，在战略上形成联盟。这个战略联盟形成恰恰就是四小龙产业转移的时候，本来应该转去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却转了90度的弯到中国来了。转到中国的原因是，亚洲四小龙中有三个是华人血统，所以这个转移就没按照意识形态的路子，而是按照血缘和文化的渊源转移到大陆来了，大陆从此搭上了世界经济的这趟列车。

　　搭上这趟列车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形成了中美经济15年的繁荣。在当时，美国要是强迫这些国家他们是不敢不听的，那时候美国很厉害。美国也没想到今天的中国会是这样的局面，要是能想到今天的中国他那时可能不会让他们那样做。

　　美国经济持续繁荣，通货膨胀在这世界上没有了。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的前五年，甚至2008年前，我认为至少有15年时间，世界上没有通货膨胀。原因是什么？就是中国存在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

　　中国经济时报：你是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是“黄金十年”时段世界没有通胀的功臣？

　　陈东升：可以这么说，没有通胀在于持续十五年、中国3亿多农民工这支新兴产业大军的存在。这十五年农民工的福利待遇，吃、住花了多少钱？基本上一个月300块到500块，最后到800块，大概是这样的水平。跟美国的工人工资比，我认为只相当于他们的1/50。可以说，十五年中美经济高度契合，美国人的吃穿用全是中国造，中国这么廉价的商品持续维持了他们十年的繁荣，也让我们的农民、让中国积累了资本，双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换了外汇拿回来后，并没有增加国民福利，而是用来增加投入。全世界美元是最安全，美国有国家信誉，又把我们钱借回去，持续刺激它的消费。就是这样一个循环。

　　中美经济高度契合的蜜月时代结束了

　　中国经济时报：你的这个“危机成因观”很少见。从美国内部看，应该也是有原因的吧？

　　陈东升：金融危机美国实际上发生过多次，前一次是次级债、垃圾债券。其实次级债券也不是都不好，英特尔和微软就是当年的次级债把他们培养起来的。次级债只涉及到企业，而次级贷涉及千家万户，就是说过去只在企业范围搞次级债，现在次级贷就扩大到普通老百姓了，所以说，这次美国的危机是一个综合经济体系方面的问题。

　　概括地说，我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这样一个链条不可再持续了：中国拿那么多钱借给他们，他们无休止地消费，不创造财富，最后泡沫是要破的。所以这次就破了。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这一次金融危机看起来是一次人类历史上大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过去长期持续的这样一种中美经济的互补结构再也走不下去了的必然结果。

　　中国经济时报：这次危机给中美两国经济带来的破坏是巨大的，反思危机，你认为，两国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陈东升：金融危机带来的结果就是两边都反省，中美经济高度契合的蜜月时代结束了。这个时代结束了，中国完全靠出口来支撑经济的时代也结束了，中国要产业结构升级，培植中产人群，向服务业、向内需发展，向消费发展。产业升级在东部已经开始。美国的反思是收缩，节衣缩食，不再继续无限消费。

　　后危机时期中国会出现新二元现象

　　中国经济时报：你如何判断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的走向？

　　陈东升：过去中国依靠出口、投资、消费，现在要逐步转到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实际上要变成消费为主。

　　我认为，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会出现新的二元结构。中国经济过去进行工业化、城市化，沿海先崛起再惠及中西部这样一个梯级推进。目前，由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变成了两个板块，就是东部进行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中产阶级培植，服务业崛起；中西部还在进行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呈现这样一个新的二元现象，这是我的判断。

　　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时报：你对中等收入陷阱怎么看？后危机时代崛起的中国会不会掉到这个陷阱里？

　　陈东升：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拉美现象等，我认为绝对不会出现在中国。虽然中国的经济外向型特征很强，但情况跟拉美、北非完全不同。这就必然要涉及到关于中国模式的话题。

　　当前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最核心争论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关于中国模式，对此，市场原教旨主义派坚决否定，左派和极左派也持批判态度，但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这个事实是存在的。取得这个成就的核心，我有一个看法：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核心是走了市场经济道路，但是极具中国特色，就是叫政府主导经济，这是已形成的共识。政府这只手确实很强大，政府主导经济的核心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制；还有就是中央政府搞“特区”，各地政府搞“开发区”、县里搞招商引资这种方式。如果要讲中国今天成功的原因，就是一句话——政府主导经济，或者叫企业家精神社会化：省委书记就相当于董事长，省长就相当于这个省的总经理，其实是一种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化，大家都在搞经济建设。当然今天我们所批判的这个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多也是由于政府主导经济带来的。我们很多人都没意识到，今天这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体系，其实是为中国转化成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发挥了巨大的力量。

　　我认为城市人口占60%，第三产业占60%，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这三个指标大概十年内会做到，那时中国经济现代化就大功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