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的时刻，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最关心的不是如何帮助人民尤其是在危机中遭受失业等困苦的工人渡过难关，而是倾心于如何维护资本对劳动的绝对占有地位，以达到控制和剥削本国和其他国家劳动阶级的目标，自然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呼声也就高涨起来。金融危机无疑为发达国家共产党摆脱当下的发展困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左翼终于获得巨大的发展契机”。但是也不能否认，金融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来说的确“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在这次危机中西方工人罢工游行活动和发达国家共产党政治活动空间的扩大，就认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出低谷。这是因为一方面发达国家共产党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处境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世界左翼政党在现在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尚未成为主流;世界社会主义依旧势单力薄，“资强社弱”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在危机中也受到巨大影响，面对如何应对危机并向民众进行解释，使之进一步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信心的问题。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会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在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借所谓“增长与责任”原则之类冠冕堂皇的由头，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转家危机。在后危机时代，在一定时期内世界社会主义仍将处于低潮，因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必须立足党情、把握机遇、制定出适合现实状况的战略并加强与其他左翼政党和组织的联合斗争，才能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和发展。

　　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将在低谷中徘徊前行

　　金融危机给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深重打击，特别是使权力盛极至巅峰的美国，陷入了一场罕见的困局。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推进战略收缩、经济调整和政治减负。美国和西方国家遭遇的困局和进行的调整无疑给社会主义国家和发达国家共产党带来发展的机遇，但我们也应看到，美国和西方国家虽然遭遇了严峻的挫折和困难，但并没有出现衰落的迹象，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有所发展，但仍然没有走出低谷。金融危机在给社会主义国家和发达国家共产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隐藏着严峻的现实挑战。

　　1.金融危机并没有暴露出资本主义衰亡的迹象

　　金融危机使美国和西方国家困难重重，奥巴马政府不得不调整战略，尽早从伊拉克撤退，放弃用军事手段改造大中东的设想，调整在欧洲和亚洲的战略态势。在经济上对美国的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改变消费方式，开发新能源。在政治上，要求其他大国和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为美国的霸权减负。这些虽然再一次宣告了“资本主义最终胜利”论的谎缪，但也同时说明资本主义尚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并不会马上终结。特别是，随着发达国家一系列救市措施的实施，当前经济复苏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如近期国际市场美元的走软、大宗消费品销售的增长、国际黄金价格的飙升和道琼斯股指的连创新高，都预示着全球经济开始回暖。欧美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进程，将原本一国范围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向其他国家扩散，从而有效避免了国内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挽救自身命运，而不得不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使生产关系向着社会占有的方向进行渐进式调整，从而减缓了自身的衰亡。

　　2.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尚未获得认同的优势

　　由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缺陷和苏东剧变，加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以及资本主义经历了一段长期平稳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与此同时，从世界层面看，社会主义国家的确还尚未形成具有说服力并且公认合理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榜样;因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社会主义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世界各国家、经济实体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任何全球化参与主体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免受影响。作为世界经济主体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摆脱计划经济而实行了与本国实际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模式来发展本国经济，其金融系统也都不同程度的处于开放之中，因此，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中国、越南等国受到的冲击更大。尽管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迅速，在金融危机中表现突出，但是由于存在诸多自身问题，从总的形势来看，社会主义并没有取得同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其他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前景和现状也并不令人满意。尽管这些国家的GDP总量上升很快，但是，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的国际性机构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牢牢控制着领导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是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科技文化方面看，美国等大国掌握着影响和决定未来的战略性科学技术，它们的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机制仍然占据明显优势。另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良好的生态、成熟的市场和社会管理机制、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都对普通民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社会主义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是世界经济大国，但中国经济“大而不强”，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低、自主创新能力弱、金融体制不健全、人均GDP尚处于世界后列。此外，中国国内包袱还很沉重，包括存在着人数可观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严重等等。这种现状在未来10年左右很难改变。当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看重中国，无非是想借助中国的力量来应对这场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空前严重的危机，并不是真的要与中国建立“超级伙伴”，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美国的霸权地位在短时期内是难以撼动的。美国的文化和国家制度所赋予的自我调节能力、创新能力、对世界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利用能力，既是美国过去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未来美国在一定时期内避免走向衰落的保障。建国200多年来第一次选举产生了黑人总统，仅此一点就令世人难以低估美利坚民族的调整和应变能力。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旦渡过当前的危机，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开始新一轮的力量扩张，因而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在两大制度的较量中资本主义仍将占据优势。

　　3.共产党在发达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处境尚未改变

　　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共产党借助各种场合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它们当下的最大困境依然是合法性资源匮乏，在西方民众心目中难以得到更多的政治认同。究其原因，一是苏东剧变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卢森堡共产党代表阿里?吕克尔在第十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明确指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并给各国共产党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损失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至今仍对欧洲大陆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反共产主义的思想清洗无处不在，这不仅仅存在于几个星期前我们所目睹的所谓纪念‘柏林墙倒塌’的宣传活动中，而且还存在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学校和资产阶级的大众媒体中”。

　　二是资产阶级政府的福利政策等使工人阶级产生了既不满意现状又安于现状的政治意识。荷兰共产党代表威廉?凡克拉任伯格认为欧洲的社会福利政策弱化了金融危机对工人的影响，“荷兰许多工人还能够量入为出，甚至有时沉溺于生活中的许多美好事物，比如去剧院、听音乐会、去博物馆、出国度假等等，逃避现实世界的现象在不断增长。工人阶级的相当大部分倾向于继续过这种有点质量的生活，而对于这一生活背后的进程却不感兴趣”。因而，“当今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比过去几十年前差了很多，虽然有些工人正在改变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并开始了完全不同的思考。然而，在大多数工人眼里，资本主义仍然在为他们提供比较舒适的物质生活，所以他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需要寻求其他的经济秩序”。

　　三是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尚没有形成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理论与策略。如同卢森堡共产党代表阿里?吕克尔所说;“直到今天，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对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成就、社会主义运动的缺点和不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矛盾等缺乏基本的分析和共识;同时，有关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标准和特征、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各种不同的经济管理方式、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计划、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政权机构建设和司法机制建设，以及在经济和社会中捍卫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地位的途径等方面，也都缺乏应有的共识。”由于种种原因，当前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虽然共产主义政党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影响有所扩大，但广大民众对其政治信任程度和期望值普遍不高，因而其在政党选举中得票率仍然较低，尚未改变政治“边缘化”的处境。

　　此外，拉美国家、地区的社会主义以及左翼势力虽然日益壮大，但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对于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怎样宣传教育群众、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怎样加强党组织建设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全球范围来看，“资强社弱”的局面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不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走出低谷，再次凯歌行进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战略

　　全球金融危机虽然重创了资本主义，但从总体上看，当今发达国家还没有形成社会制度变更的主体力量，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还将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两种制度长期互动、和平共处的局面仍将持续。在全球范围内“资强社弱”的局面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中将难以改变，社会主义还将在低谷中艰难前行。在这种大背景下，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还是非执政的共产党都必须根据自身状况和面临的任务制定适合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战略策略，加强联合、共同战斗，才能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由低潮走向新的高潮。

　　1.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马克思主义理论毕竟是19世纪人类认识的最高成果，它只有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才能永葆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够超越国界、跨越时空，成为亿万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1]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共产党人必须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理论武装，才能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各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具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具体化。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把它当作抽象的教条到处套用。二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民族化。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各国的民族特色和民族形式，使其具有本国作风和本国气派。三是使各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并使各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创造出具有本国特色的新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是一个理论创新的过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是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国基本国情，准确把握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实际，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围绕低潮时期如何开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加强党的建设、扩大社会主义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如何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从低潮走向新的高潮等重大问题，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增强理论的说服力，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同时代特征、时代主题和日新月异的国内外实践发展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类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成果，都要受到当时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文化等方面发展水平的制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P284)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理论品格。作为对世界历史和社会实践进行客观、科学研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推动着时代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总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时代化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推动世界格局变化、时代变迁的过程中，密切关注时代风云变幻，不断从世界历史的最新发展中汲取新的营养，始终引领时代发展方向。二是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不断修正错误的东西、剔除过时的东西，与时俱进地形成新的结论、补充新的内容。三是在指导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实践检验，并把亿万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认真考察时代特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深刻洞察时代趋势的基础上，以直面现实的勇气不断开拓创新的结果，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既为发达国家共产党摆脱发展困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资产阶级政府应对危机能力的增强，也给发达国家共产党重新走向复兴带来了严峻挑战。西方民众对共产党的不信任情绪尚未消除，发达国家共产党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处境还没有的到根本改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成功抵御了新近的金融危机，但自身尚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在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面前，各国共产党人必须以宽阔的视野、宽阔的思路、宽阔的胸襟，认识和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在复杂多变的时代局势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探索和把握规律性的东西，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由抽象性到具体化、由学术性到通俗化、由少数领袖人物的理念到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的过程。一方面指理论要面向大众，通过宣传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群众化。另一方面应采用通俗的语言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譬如传播方式上的生动化、形象化、生活化、简明化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知识为广大群众所认同、理解与吸纳并转化为行动的指南。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目的所在。其一，实践品格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品格。以往的哲学家只是以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则强调通过实践认识世界、改变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只有大众化，才能掌握群众、教育群众，指导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其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通过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和宣传普及工作，使之走向大众化。其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只有落实到人民大众的实践中去，才能变为现实的物质力量;当人民大众确实消化和理解了这种科学理论，并转化为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在动力时，我们的奋斗目标才会顺利实现。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当今时代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全球性影响以及多元化发展，从总体上讲，马克思主义的确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引领时代发展方向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回望历史，每次资本主重大危机，往往会导致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然而，在当下的金融危机中，虽然广大人民群众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极为不满，但却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对社会主义的热切向往之情。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社会主义榜样力量的缺失，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对世界发展前景和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缺乏深刻的了解。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共产党只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武装群众，并使之转化为人民大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动力，才能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2.执政的共产党应坚持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增强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中国、越南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从容应对，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也必须承认，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远未取得公认的优势。众所周知，中国是现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最快、成绩突出、影响最大的国家，但客观地讲即使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也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所处的世界背景和中国自身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即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朝气蓬勃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自身的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受到批判和责难而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因而，中国社会在发展市场经济和解决工业化、城市化的课题的时候，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去应对后工业化的挑战，解决后工业化的课题。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经济稳定增长、人民总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推进，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在旧的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出现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以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突出的问题是由于某些政策的偏差，甚或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偏离，出现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改革初期获得一些利益的弱势群体，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利益分配格局的不公平，使社会中的不少人成为相对利益受损者。他们便将导致自己不利地位的原因归为不公正的社会规则、他人对不公正社会规则的钻营以及创立这些规则的政府。从而使公众的政治信任不断流失，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不信任感有了相当程度的增长。特别是那些在社会转型中的弱势群体及个人，不仅对现有公共权力缺乏认同，甚至产生了一种抗拒意识。集中表现为，一是集体上访数量剧增;二是重大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呈现出社会矛盾网络化、网络舆论放大化、个人问题社会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对抗程度暴力化的倾向。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生，表明了公众与政府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关系紧张，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削弱政府合法性基础的作用。

　　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不仅有财富的标准，还要有公平、正义、平等的标准。社会公平是社会进步与和谐的重要标志，而分配合理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贫富悬殊是最大的不公平。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基本价值，制定公正的社会政策，维护公平正义。社会基本价值是凝聚人心、增强信任、实现社会团结一致的基础。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与此同时，随着政府改革的推进，政府绩效也有了一定的提升。可为什么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却依然走低呢?究其原因，在于公众不仅期望政府履行自身职能，而且希望政府坚持社会基本价值，维护社会正义、公平与机会平等。有鉴于此，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期，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必须更加彰显民主和平等。一要制定公正的社会政策，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有差别的社会政策将会人为地制造社会矛盾，损害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政府应着眼于提高全体公民的福利水平，必须为所有的公民提供均等的机会，以维护社会公平，不能让社会中的特定群体永远成为受益者或利益受损者。二要致力于维护经济平等，避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分拉大。政府一方面要抑制某些部门或团体的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同时要注意扶弱济贫，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失业工人)提供倾斜性社会政策。经济平等有利于增强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社会联结，提升公民的信任倾向，进而为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的孕育奠定基础。三要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康发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培养政权合法运行深厚群众基础的前提条件。要不断丰富民主的形式，健全一系列具体制度，以保障更多公民有机会参与政治。应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化建设，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选举制度、听证制度、公民参与立法制度、公民批评制度、建议制度、对公职人员评价监督制度、陪审制度等。政治参与有利于培育公民的规则意识和宽容意识，可以提升其影响政治过程和政治结果的自信心，使其产生主人翁意识，进而提升其对整个政治共同体的信任。

　　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自始至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坚持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地位，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一起抓，坚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才能向世界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增强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3.非执政的共产党应保持自身特性、明确行动纲领，增强党的领导力

　　此次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金融危机，对非执政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发展和斗争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弊端，推动各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关问题进行更加深刻的理论反思，更加坚定了各国党对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必然前景的认识。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共产党积极投入到各种形式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中，一是参与或大力推动反对政府处理金融危机政策以及寻求薪酬和福利保障的罢工抗议活动。法共、意大利重建共、葡共、希腊共等绝大多数西欧共产党积极投入到国内的罢工游行活动中，大力宣扬其政治主张，深刻揭露政府反危机政策的实质。

　　二是通过发表联合声明等方式，彰显各国共产党在抗议行动中的共同立场。如在2009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包括西欧主要共产党在内的欧洲19个共产党联合署名发出呼吁，反对欧盟的新自由主义和军事主义政策，要求建立一个合作、社会进步、平等、促进环保、尊重民主、团结与和平的欧洲。7月，针对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日常议会会议上通过的新反共决议，西欧主要共产党纷纷在国内进行抗议活动，同时还开展共同行动，联合其他地区共产党发表了一份由69国共产党署名的声明阐明自己的立场，呼吁所有工人阶级摈弃意识形态差异，团结起来反对这一断然的反共信号，“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反共攻击往往预示着对人民的社会和民主权利进攻的开始”。[3]三是主办或参与左翼国际会议，共商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斗争策略。葡萄牙共产党2009年5月份在里斯本组织召开了题为“为建立一个和平与合作的欧洲而奋斗：反对军事主义、反对《里斯本条约》”的国际研讨会，来自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法国、德国、希腊和西班牙的共产党和进步政党代表出席。11月，各国主要共产党、工人党参加了在印度德里召开的第11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解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实质和后果，探讨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替代策略等等[4]。

　　这些措施虽然拓宽了共产党的活动空间，但是总的来看对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来讲成效并不明显。多数共产党的言语批判较多，实际行动力不够。英国《卫报》为此撰文认为，激进左翼已经失去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政治机会”[5]。这种说法未免失之武断，却也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共产党面临的困境。原因在于由于种种主客观情况的制约，非执政的共产党并没有为革命形势的到来做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主席格尤拉·瑟默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革命形势的到来做好准备。历史经验证明，如果主观条件在恰当的时刻不成熟，那么真正的革命形势就不会发挥作用。”第十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也指出：“帝国主义由于苏联解体和这场危机之前的繁荣期而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权利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攻击。与此相伴随的是狂热的反共产主义的宣传，不仅在个别国家宣传，而且在全球和国际论坛上进行这种宣传，包括欧盟、欧安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等。面对这些无情的攻击，我们的斗争迄今主要是防御性的，是为了保护我们以前赢得的权利。”《德里宣言》认为“今天的事态证明，我们需要发动一次进攻，不仅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权利，而且是为了赢得新的权利。不仅是为了赢得少数几项权利，而且是为了拆除整个资本主义的大厦——冲击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社会主义的替代制度。”为此就必须加强共产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虽然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不会自动崩溃。若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反击，反动势力将会得到加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改革都无法消除剥削。资本主义必须被推翻。这就要求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斗争。”

　　历史机遇总是为有准备者提供的。资本主义必然与危机相伴。面对历史提供的机遇，非执政共产党的未来命运归根到底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其能否保持自身特性、制定并实行正确的行动纲领，则成为影响其未来走向的关键所在。

　　(1)非执政的共产党需要在现代政党转型中始终保持共产党的自身特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和日益激烈的政党竞争，有些政党在变革调整中迎合议会斗争需要，着意淡化党的意识形态特色和身份标志，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呈现出各类政党政策调整的“左右趋同”。这在以下五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一，在队伍构成上纷纷打破传统的阶级界限向“全民党”转变，并将越来越多的重心转移至争取日益扩大的中间阶层的支持上;第二，都将自由、责任、人的尊严、团结、互助、法治、民主等作为自己基本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并突出强调维护社会公正和尊重个人权益的重要性;第三，在社会政策上，普遍把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作为施政重点，并注重加强对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整合，努力展示其贴近大众、捍卫国民利益的一面;第四，主动加强自身与国家的渗透和融合，积极推动政党职能由以往阶级斗争的工具向参与国家、社会、经济、社区管理转变，并广泛建立各种决策专门研究机构，为本党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服务;第五，在政策宣传上重视向全社会开放，尤其重视利用因特网、多媒体等现代信息工具，扩大与党内外各阶层群众和各种社会团体的对话与交流，努力缩小并消除与群众之间的隔阂。由此不难看出，其他政党的政策调整对共产党的政治空间造成了巨大挤压，挤占了共产党原有的“核心阵地”。[6]因此，共产党如何在这种压力下寻求自身理论的突破，并始终保持自己的政党特色，就成为能否赢得未来激烈政党竞争的关键。

　　从近20年的发展动态看，除少数党外，非执政的大多数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尚缺乏自身特色和特性，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各党的激进抑或温和取向，受外部环境以及党内关系影响很大。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欧各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向传统回归，更加强调共产党特立独行的立场、纲领和政策。这种激进化转向显然是经过苏东剧变后的发展与探索，各党针对理论政策变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相应调整的结果。在现阶段，这种更加凸显共产党左翼色彩和身份特征的转向，与党的自身发展以及当前国际国内斗争形势相适应，有利于巩固党的存在，扩大党的社会影响。非执政的共产党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左翼阵营中，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左翼政党，或做社会主义运动的尾巴;应该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特性，提出自己的理论纲领，举起自己的旗帜，对其他左翼力量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立场，引领左翼力量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前进，这样才能逐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非执政的共产党需要对自身角色和奋斗目标准确定位。过去受苏共思维模式的影响，非执政的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长期以“先锋党”、“领导党”自居，在组织生活中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在实践中它们逐步发现，这些原则不仅难以得到民众认同，而且与左翼联合的现实相违背，后来多数共产党都在各自的实践中悄悄放弃了这些原则。美共明确指出：“党迟早会成为工人阶级和人民运动的唯一和不可挑战的领导者的概念已经过时，这也是从苏联挫折中得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法共也强调，共产党过去让群众跟随自己，团结在自己周围，这种做法已不符合法国人民对法共的期待;因此，法共必须同这种“向导党”和“先锋党”的做法决裂。但是，在新的斗争形势面前，共产党究竟对自身角色如何定位，对其未来发展可谓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

　　政党、尤其是共产党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有组织的队伍，无论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怎样扩大，党的角色定位和组织原则都不应动摇。近些年来，非执政的共产党反思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并根据时代的变化以及党的处境和任务，在党的建设中强调推进党内民主，这既顺应了政党政治发展的大潮流，也与选举政治的要求相适应;对于完善党的自身形象、扩大党的成员数量和群众基础不无裨益。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一些党却由此走向了另一极端。在西欧一些共产党中产生了否认党的先锋队性质，过于强调民主而忽视集中的问题。否认自身的先锋队性质，必然导致角色地位的混乱，模糊了共产党与其它左翼政党的区别，动摇了党存在的根基;泛化民主而缺乏必要的集中统一和权威，将会使党涣散无力，内部派别斗争激烈，无法采取有效的统一行动。一段时间以来以法共为代表的一些共产党党的地位下降、党内团结等相关问题层出不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自己的脚色定位，没有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角色定位攸关生死，集中和民主同等重要。扩大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能忘记自身的先锋队性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不应简单地放弃民主集中制，而应根据时代变化的要求去探寻、发现如何更准确的定位自己的脚色、更好地实现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方式和方法。

　　此外，党在确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后，如何科学、合理、准确地定位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把远大理想与现阶段的具体任务结合起来，始终走在时代和实践斗争的前列，分阶段、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推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当代各国非执政的共产党增强党的领导力，扩大党的影响力无法回避、必须加以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4.全世界共产党和左翼力量联合斗争，推动社会主义逐步走向全球化

　　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共产党同其他各种左翼力量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以及在相关问题上的协调行动和共同斗争，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恢复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美共所指出的：“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高度集中的情况下，那种认为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便可以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念是错误的，其结果只会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巨大伤害。”[6]因此，美共认为，党必须进行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上的重大调整，加强同包括反种族压迫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移民和青年运动以及劳工运动等在内的所有进步成员的联系，建立广泛的政治联盟;在一些观点主张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共产党与它们进行对话和采取共同行动。只有加强共产党与左翼力量的联合，并在左翼联盟内部处理好既团结又斗争、既妥协又抗争的关系，共产党才能发挥先锋队的作用，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谷、走向复兴。

　　(1)进一步加强国内左翼力量的联合斗争。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许多阶级、阶层的群众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损害，彼此对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投机行为极为愤恨，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从而给各国共产党团结和联合各种社会力量创造了良好条件。因而各国共产党都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加强左翼的团结与联合斗争。

　　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去以法共和意大利重建共为代表的西欧共产党左翼联合更多地表现为争取议会斗争胜利的左翼选举联盟或合作。正是通过与社民党的选举合作，法、意两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背景下仍然能够参与政府。但这种以选举合作为目标的左翼联盟并不稳固。在议会政治实践中，共产党与社会党的政治联盟往往因政见分歧宣告结束。法共和意重建共面临着重新选择和制定联盟政策的局面。通过实践经验总结，法共开始转向探索建立一个左翼进步力量联盟的可能性，提出这应是建立在“尊重分歧、观点明确和有透明度”基础上的联盟，它是一个在公民之间、在公民同左翼政党之间建立的“进步联合公约”，其目的在于联合包括社会党、绿党、左翼激进党和群众运动发起反对右翼的斗争，以建立一个新的多数派和真正实行改革的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法共34大上，所有左翼力量“兄弟般地”出席会议，充分展示了法国国内左翼力量的团结，[4]标志着法共从选举同盟转变为进步力量创新式联盟的左翼联盟设想的初步实现。近年来，意大利重建共也提出了超越共产主义左翼与社会民主主义左翼，重建“替代性左翼”的多元左翼联盟的倡议，开始了从选举同盟向左翼力量联盟斗争的过渡。

　　随着金融危机向全球的蔓延，正如共产党人所预料的那样，新一波的反共浪潮也开始抬头，意在遏制反资本主义的左翼运动的兴起和社会主义的复兴。2009年7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会议通过了所谓《分裂的欧洲重新统一：鼓励21世纪在欧安组织框架内保卫人权和公民自由》的决议，该决议把二战的起因归结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认为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同样的责任，否认苏联在战胜德国法西斯、解放欧洲中的功绩，实际上是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加以谴责。决议还支持欧洲议会关于把8月23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日)命名为“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受害者纪念日”的决定。这一决议理所当然地遭到欧安组织共产党议员的抗议。[7]这一事件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绝不会对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本主义的行动袖手旁观，他们必然会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和手中掌握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各种手段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左翼力量开展的社会运动进行打压。为有效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强势发展、垄断资本的霸权扩张以及国内右翼势力的攻击，共产党及左翼力量必须致力于实现广泛的政治社会融合，将各种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环境保护主义的以及共和主义的力量纳入左翼联合的社会斗争实践中，加强团结、联合斗争，才能抵御资产阶级的进攻，维护劳工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2)加强国际联合和协调行动，努力振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从美国到西欧、从日本到澳大利亚，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政府都联合起来，采取一切“救市”措施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使其免于灭亡;同时千方百计把危机转嫁给劳工阶级并极力防范和抑制劳工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这说明，全球化时代，在资产阶级全球联合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实现国内联合的同时，必须实现国际的联合，才能对抗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使社会主义逐步由本土化走向全球化。

　　一是加强共产党、工人党的国际团结。鉴于苏共“大党主义”及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做法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消极影响，20世纪中后期以来，各国共产主义政党较多的强调要独立自主的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进步，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的结合，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飞跃，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样化发展。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某种极端化的倾向，一些党由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统一模式，到否定共产主义政党的统一理论基础、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原则和必要的国际联合斗争，导致人们的思想混乱、信仰缺失以及政党内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涣散，极大的削弱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在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在国际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面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软弱无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代经济全球化运动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市场手段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将演化出一系列具体的矛盾，如跨国公司的严密组织和科学管理与世界市场的盲目扩张和混乱之间的矛盾，各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节与全球经济的无计划和缺乏调节之间的矛盾，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各跨国集团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等。在传统的国家干预手段日益失效，不可能有“世界政府”进行干预的情况下，这些矛盾的尖锐化，将导致世界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以及世界经济各部门、各领域之间的失调，进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动荡和危机。[8](P472)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必将在一次次危机的打击下，逐步走向死亡。然而人民群众不满资本主义并不一定就会向往社会主义。要使广大群众拥护和向往社会主义，还需要共产党进行广泛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工作。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全球化时代加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合斗争，其基本前提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团结起来，通过讨论协商，制定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战略和行动纲领，以协调和指导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共同斗争。20世纪末以来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已逐步走上联合斗争的道路。从1998年开始已经先后召开了11次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协调立场，商讨对策。随着各国共产主义政党联合斗争的不断加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和巨大活力。

　　二是加强共产主义政党同全球左翼力量的联合斗争。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共同事业。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全世界劳动群众的联合斗争才能战胜国际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还是非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必须以宽阔的胸襟，联合各种反资本主义的左翼力量共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当前尤其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共产党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执政和拉美左翼的崛起及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问题。

　　冷战后，一些共产主义政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主张走本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内，通过议会斗争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苏东剧变后，摩尔多瓦共产党2001年通过选举上台执政，2005年在大选中又获胜连续执政;成为原苏东地区第一个通过合法选举上台执政的共产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前身是共产党，劳进党总书记赫里斯托菲亚斯在2008年2月举行的第六届总统选举中当选总统，劳进党成为执政党。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与摩共、塞劳进党通过议会选举上台不同，结合自身斗争实际通过武装斗争和议会道路相结合的方式，在2008年4月尼泊尔举行的制宪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并被授权组织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第一届政府，从而成为执政党。从这些成功事例可以看出，当今共产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已不是理论假设，也不是个别特例，而是客观事实。在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形势下，这些党的探索与实践，无疑是一种伟大创举，不论他们执政时间长短，其毕竟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的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新的路径。我们不能固守过去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来判定这些党的实践，对议会斗争更不能一概否定，应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事实求是地评价这些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及其思想成果，应鼓励人们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本国道路 [9]。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应该积极团结和联合这些党，支持和帮助这些党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使它们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共产党的、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新路。

　　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背景下，拉美左翼发展势头不减，进一步削弱了资本主义，壮大了社会主义。在2009年3月的萨尔瓦多总统选举中，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总统候选人毛里西奥·富内斯当选为新总统，使得拉美地区又增加了一个由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目前拉美左翼、中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已上升到10个，他们是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巴西、智利、乌拉圭、阿根廷、萨尔瓦多。这一系列国家的左翼、中左翼政党或社会运动在大选中获胜，是拉美左翼崛起的重要标志。

　　这些左翼政党上台后，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如政府将没收的闲置和被非法占有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农民，通过土地改革以求“耕者有其田”;逐步对一些企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并让员工入股参与企业管理;开展全民教育，彻底消灭文盲，建立“社会主义”价值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看到“玻利瓦尔革命”的改革措施不足以完全消除贫困和“拯救”委内瑞拉时，便把目光投向了社会主义，提出并极力推进“21世纪社会主义”。目前，拉美左翼纷纷接受并高举“21世纪社会主义”这面大旗，在拉美形成了一股要求改变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走“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社会思潮[9]。此外，拉美还有20多个非执政的共产党，共有党员40万左右，其中巴西共产党人数最多(约20万左右)，成为执政联盟的一员。拉美左翼还创办了圣保罗论坛，每年约有60多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左派政党和组织参与。由巴西劳工党发起的与达沃斯会议(世界经济论坛)分庭抗礼的世界社会论坛，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左翼、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平台。这两大论坛已成为拉美和世界左派活动的主要舞台，对推动世界左翼运动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拉美左翼是世界社会主义中的独特现象，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拉美左翼和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呢?我们需要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来分析这一现象并决定采取何种态度。当年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拉美左翼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巴黎公社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蒲鲁东、布朗基等社会主义者是主要参与者，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领导这次革命，但马克思还是认为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权，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拉美左翼和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我们也应像马克思一样用宽广的胸怀来对待这种现象。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拉美国家正在兴起新的社会主义运动，我们不能因为在这些国家的左翼运动中，共产党没有发挥很大作用就不承认其社会主义性质。应该说拉美国家试图以“21世纪社会主义”替代“新自由资本主义”，反应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中那些追求社会进步的人们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也表明新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多样性中的不断发展。

　　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依然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共产主义政党应该积极支持和鼓励各国人民根据自身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而进行的独立探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联合全世界的左翼力量，建立起反对资本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形成浩浩荡荡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大军，唯有如此，才能赢得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不断胜利，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从低潮走向新的高潮，进而使社会主义逐步实现全球化。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15(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Jointstatementof69 communistandworkers’partiesontheanti communistresolutionofOSCE”，Aug.21，2009，葡萄牙共产党网站国际网页http://www.international.pcp.pt/index2.php?option=com_content&do_pdf=1id=325.

　　[4]于海青.西欧共产党发展变化的几个新动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6).

　　[5] AndyBeckett，“Hastheleftblownitsbig chance of success?”，Guardian，Aug.17，2009，http://www.guardian. co. uk/politics/2009/aug/17/left-politics-capitalism-recession.

　　[6]孙勇，李申.发达国家共产党的生存现状及其未来前景[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2).

　　[7]刘淑春.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共产党的新动态[J].红旗文稿，2010，(4).

　　[8]刘昀献.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9]柴尚金.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三大热点问题的看法[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