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世顺 贺欣

　　5月底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第四次会议透露，三国投资协定谈判有望在年内结束，自由贸易区谈判也有望明年正式启动。

　　一体化不足本身就是中日韩一体化最大的特点。从经济总量看，中日韩合计约占亚洲的七成，占全球的近两成。从贸易额看，三国都是世界前十位的贸易大国，但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仅占三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1%左右。投资方面，三国相互之间的投资额占三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甚至不足10%。

　　每当全球贸易出现问题时，中日韩就开始讨论推进地区一体化，以期创造新的增长动力。而每当全球贸易恢复后，这些讨论又无疾而终。尽管9年前就提出了“中日韩自贸区”概念，三国也都认识到整合的必要性，但由于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和分歧，导致自贸区建设步履维艰、进展缓慢。

　　从原因上看，中日韩经济一体化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困境，也是突围的重点：

　　一是三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日本属于发达国家，韩国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从经济体制看，日韩是成熟度比较高的市场经济，而中国仍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虽然明显的差距表明三国经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但差距过大的国家之间实施自由贸易，则会对有关国家造成较大冲击，差异越明显也会使各国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越高。

　　这决定了中日韩在经济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劳务流动、产业竞争等方面必然存在巨大分歧。因此，三国需要从相互尊重的广泛性出发，遵循先易后难，先局部后整体，从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开始，逐步向宏观经济协调、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劳动力合作推进。

　　二是三国存在重化工业产品结构趋同、生产能力过剩和相互激烈竞争等问题。中日韩是全球重化产品的生产中心，三国的钢铁、汽车、化工、造船、石化、机械等都位居世界前列，但都普遍存在着生产过剩，不得不进行激烈的价格和市场竞争。例如，三国的钢铁产品不仅在区域内市场、而且在全球市场上都相互竞争，由此引发的价格战和反倾销案时有发生，使得三国在铁矿石进口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重化工是三国的经济支柱，若得不到行业支持，自贸区终将胎死腹中。所以，推进自贸区建设要避免出现过度竞争造成两败俱伤，需要三国的大企业建立某种战略联盟，整合区内的产品结构，扩大基于比较优势或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

　　“欧洲煤钢共同体”对欧盟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对“中日韩自贸区”来说，借鉴欧盟加强那些“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产业部门”合作的办法显得至关重要。

　　第三，三国市场开放与投资自由化谈判的难度不小。市场开放与投资自由化是自贸区建设的重要一环，而三国产业竞争力的巨大差异导致市场开放和投资自由化都持保守消极态度。例如，中国金融、韩国渔业、日本农业都是弱势行业。三国应尽早规划区域投资协议，消除投资壁垒，建立投资鼓励机制，促进区域内投资自由化，如中国向韩日逐步开放垄断行业，韩日也向中国国企敞开投资大门。

　　同时，应客观、理性认识和看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在宏观战略层面，着眼于中日韩各自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互予互取。建立以农产品价值链垂直分工为核心的三国合作共赢机制，提高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同时注意减少日韩农民的损失，降低自贸区建立的阻力。

　　第四，三国国民的感情与政治分歧是不容轻视的障碍。固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在现实国际关系中，无论国与国之间经济互补、资源优化配置的逻辑有多强，透过经济关系促进外交关系的理由多重要，没有一个良好的国民感情、政治关系作为基础，两者都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这个结论已被历史证明过多次。

　　中日韩国民对待历史问题一直存在着异见。此外，三国还存在领土争端及对能源和市场的激烈争夺，不仅伤及民族感情还蔓延到三国工商界。三国政治制度差异巨大，且在朝核问题、地缘竞争上矛盾重重，在地区合作上缺少互信与协调的精神，阻碍了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例如，中日钓鱼岛争端导致两国停止了多项交流合作项目，与实现一体化的愿望背道而驰。

　　欧洲一体化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民族感情的改善，法德这对曾经不共戴天的仇家握手言和，为一体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重要保障。而这次中韩领导人访问日本地震灾区，向日本国民释放善意，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谅解，为自贸区谈判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因此，改善三国国民间的感情，减少政治分歧，以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为主要途径来逐步培育“东亚意识”，是中日韩迈向一体化绕不开的结。

　　来源：2011年6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