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累积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划分不对称有很大的关系，地方政府财权过小，但事权又过大。解决之道，是增加地方政府 “财权”，也就是变革税收体系。如果地方政府分享增值税的比例有所上升，既可缓解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能有效激励地方政府提升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地方债务一直是中国经济前行最大的不确定性之一。2010年至2011年后续贷款约为2至3万亿元，如此，到今年末地方债务将达到10万亿元，相当于2009年全国GDP的三分之一、国家外汇储备的70%！说到底，地方债务问题就是“一双小脚穿了一双大鞋”的问题：地方政府财权过小，但事权又过大！

　　6月1日央行发布《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同时央行称平台贷款在人民币各项贷款中占比不超过30%，而央行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年底人民币各项贷款47.92亿元，由此可以粗略推出一个上限值，平台贷款占比不超过30%意味着平台贷款规模的上限约为14.4万亿元！两年前，2009年5月底央行公布的信息显示，全国共有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3800家左右，总资产规模约9万亿元，总负债规模升至5.26万亿元，平均负债率为60%。5.26万亿元的负债相当于2009年全国GDP的15.7%、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76.8%、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161.35%。短短两年，地方政府债务竟膨胀得如此之快！

　　清理地方债务问题，与房地产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前房价不断攀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地价不断高企。“高房价”与“高地价”好似一对犬牙交错的齿轮。 2010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2.9万亿元，地方债务危机往往与土地市场密切相关，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诱饵，大量获取了商业银行的低息贷款，而这些商业贷款大部分本该是流向民企，成为激活民企的“救命钱”。

　　在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政策下，房价上行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以北京为例：据北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显示，截至5月31日，5月商品房期房住宅签约套数为6139套，环比4月下跌了1.3%；签约均价为19710元/平方米，环比4月20480元/平方米下跌3.8%，再次跌到2万元以下，往昔“红五月”的热闹场面未再现。楼市的趋冷势必影响土地市场。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共出让79宗土地，土地总收入达到264.7亿元，约为去年同期的43.7%。而去年前五个月，北京公开出让土地96宗，成交额达到了603.4亿元。

　　土地是地方政府这些年来敢于大规模借贷的底气所在。“土地财政”不给力了，势必加速地方债务危机的暴发。正如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所言，“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了，不能老靠卖地来建设。”房地产问题已成经济体系的顽症。最近几年的房价是“越调越涨、越涨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一直在各方利益中寻求平衡以及再平衡，对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如何设法彻底解决问题，而不是暂时吃 “止疼片”，急需我们拿出对策。

　　笔者以为，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累积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划分不对称有很大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府的中央与地方更像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中央政府拥有对地方政府绝对的设立和任命权，债务自然也由中央承担，所以，我国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及中央管理地方时的信息不对称。

　　就“财权”而言，增值税、消费税、营业说和所得税是我国最重要的四大税源，其中增值税的75%归中央、25%归地方；消费税全归中央；所得税的60%归中央、40%归地方；营业税中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部分归中央政府，其余归地方。不难发现，在这样的财政格局下，地方政府能得到的“军饷”确实有限。

　　就“事权”而言，地方政府承担着本地区大部分建设任务，因为缺乏财权，地方政府承担的大型建设项目，需要到中央各大部委去要资金，于是演变出跑“部”“钱”进的现象。会哭的孩子有奶喝，不哭的孩子干受穷。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中国传统“官本位”的思维方式。一些胆大的地方官员开始自谋“钱”路，其手中掌管的土地资源变浮出水面，进而有了土地财政的故事。

　　那究竟从何着手解决这个难题呢？笔者认为，有两个方向：第一、增加中央的事权；第二增加地方的财权。就第一个方法而言，中央增加事权就意味着集权的“加强版”，从经济学的效率理论而言，显然是不妥的。因为行政化色彩过浓的市场往往是低效的。就第二个方法而言，地方政府增加“财权”。财权的划分就是税收体系的变革。消费税具有特殊性，必须由中央统一控制，增值税则不同，当前国家大力提倡产业升级，如果地方政府分享的25%比例有所上升，一来可以缓解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二来也能有效激励地方政府提升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让我们再重新梳理思路：欲为地方政府真正找到一条取代土地财政的出路，地方债(债券直接融资)和房产税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角度考虑，那或许是替代土地出让金的可靠办法，而从整体经济增长角度看，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应是有效途径。

　　面对2008年的次贷危机，政府果断地推出经济刺激方案，确实使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V型反转，功不可没，但巨额地方政府债务随之而来。这是无法避免的副作用。现在，从地方债务清理推向全面改革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从经济结构的转型，到税收体系的重构，从土地财政的退出，到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的重塑，这一切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的决心。因为要彻底清理地方债务，全面的经济改革乃是必经之路！

　　(作者赵晓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李慧忠系高和投资金融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