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红 陆绮雯 实习生 傅盛裕

　　因涉嫌性侵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主席施特劳斯·卡恩于5月18日宣布辞职。世界经济波澜骤起，IMF主席继任者之争甚嚣尘上。法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有意逐鹿IMF的最高职位，获得了八国集团（G8）领导人的支持；墨西哥央行行长阿古斯丁·卡斯滕斯和南非前财政部长曼纽尔则被视为新兴世界的最佳代言人；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及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也是媒体眼中颇有竞争力的华人领跑者……

　　候选人纷争的背后，是国与国、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博弈。随着近年来“货币战争”论调的升温，欧美发达国家与“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在货币政策上的协作与抵牾愈加受到关注。今年3月底在南京召开的G20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展开了深入讨论，而由乔治·索罗斯资助的智库 “新经济思维研究所”4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办的国际货币论坛更被学界称为 “新布雷顿森林会议”。两次会议的与会人员不乏各国首脑及货币领域的世界知名学者，对当前世界经济走向的指导意义可见一斑。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以下简称“乔”）是这两次会议为数不多的华人亲历者。两次会议的台前幕后究竟暗含着怎样的博弈细节？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争议如何破题？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人民币如何进一步与国际货币体系接轨？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约访乔依德，试图详解这些疑惑。细数参会的前因后果之余，在乔依德看来，人民币融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风浪，纳入SDR（special drawing right，特别提款权）篮子，注定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中间的每一步该如何踏好，可能面临哪些迷思与挑战，且听乔依德一一道来。

　　从南京到布雷顿森林

　　记：今年G20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在南京召开，背后有什么深层原因吗？

　　乔：选址南京背后有一个过程。今年G20的主办国是法国，去年法国总统萨科齐和一些高官就表示，希望在2011年法国作为主办国时能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危机之后，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主席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他们作了一个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报告。今年1月5日，萨科齐邀请部分委员到巴黎共进午餐，其中就包括一名中国学者，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余教授也是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的主席，之后我和他有过交流，他告诉我说，法国希望推动货币改革，希望可以在中国开一次研讨会。

　　但我注意到，今年萨科齐政府的态度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去年说要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放在首位，后来又有些退缩。通过这些变化，我想说，任何一个当代经济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问题，背后一定有着政治上的考量。

　　记：南京会议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乔：一个重要的争论点就是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纳入SDR篮子。 SDR是IMF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也称 “纸黄金”，对IMF会员国而言，它是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用SDR向IMF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贷款，还可以和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SDR只是记账单位，使用时必须先兑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支付。目前， SDR的篮子内仅有美元、欧元、英镑、日元这四种较为稳定的货币。

　　今年年初，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时，和奥巴马总统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谈到很多问题，但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里面提到了SDR。原话是这样讲的，中美双方认同纳入特别提款权，纳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应仅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中广泛使用的货币，借此，美方支持中方逐步推进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努力。

　　这次南京会议上，美国财长也鼓励人民币进入SDR篮子，但他提出三大条件：第一，人民币要自由兑换；第二，人民币汇率要自由浮动；第三，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要有独立性。俄罗斯财长也提到，如果人民币进入SDR，那一定要设立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何时自由兑换、何时汇率自由浮动都要设定时间。但我查阅很多材料后发现， IMF对货币进入SDR确实有明确标准，但自由兑换、汇率自由浮动并不是准入条件。这也证明了一点，对于人民币可不可以、有没有资格进入SDR篮子，仍存在不小的争议。

　　记：那再谈谈这次在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会议吧，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对世界经济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乔：确实。这次会议和确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会议在同一个酒店召开。说起我参会的过程还有些曲折，会议本身不接受报名，只有受邀嘉宾才能出席，名额也很有限，只有二三百位。会议很紧凑，从早开到晚，最夸张的一次从早上7点几乎马不停蹄地开到晚上11点。我觉得这次会议的思想交锋很激烈，主题是“危机和重建”，内容覆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重中之重的议题。

　　非常有意思的是，会议还请了一个历史学家，还原当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细节，哪些人与会，开会的情形如何，哪些经验教训要吸取等等。当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开了3个星期，700多人参加，历史学家绘声绘色地描述凯恩斯住在哪个房间，他跳芭蕾舞的太太在哪个房间练功……

　　记：听起来好像历史重现。您刚才提到的曲折是怎样一个故事呢？

　　乔：讲这次会议，就必须先了解一下会议的主办方——新经济思维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索罗斯斥资5000万美元成立的，据说是对当时经济学界缺乏预测能力表示不满的一个举动。研究所成立之后，许多诺贝尔奖得主也加入其中，定期举行会议，对世界经济进行反思和展望。这个研究所还设有一个顾问委员会，其中有两个中国人，一个是之前提到的余永定教授，另一个是IMF现任总裁顾问朱民。朱民是我的中学校友， 3月初他让我在上海接待他的一位德国企业家朋友，这位朋友也是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的积极参与者。问起近况，我说我们正在做一个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研究报告，他说你写完之后把报告和简历发给他，看能不能争取参加4月的“新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一直没有消息，我想很可能不了了之了，意外的是， 3月27日突然收到了参会的邀请。

　　记：您带着研究报告出席这两次会议，获得了怎样的反馈？

　　乔：很多人看后给出了比较积极的评价。在南京会议上我碰到了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他为更多人所知是因为提出了 “金砖四国”的概念，他看了我们的报告后，发来邮件，提出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对报告中提出2-6年内会有新兴国家货币进入SDR篮子提出质疑。我的回复非常肯定，估计人民币在2015年就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 IMF每隔五年要对SDR篮子进行评估，下一次评估的时间就是2015年。

　　人民币离SDR篮子有多远？

　　记：为什么您对人民币进入SDR篮子那么有信心？人民币进入SDR篮子意义何在？

　　乔：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就是全球信用全球管理，将SDR作为全球储备货币。达到这个目标也许需要漫长的时间，但目标一定要非常清楚。如何具体操作，主要可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加强SDR的作用，二是改善IMF的治理结构，让新兴国家发出更多的声音。增加SDR中的新兴国家货币是当前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

　　在我看来，人民币进入SDR对世界、对中国都有好处。

　　第一，它可以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现在已经不提G8，而是G20，就是要让新兴国家参与更多，承担更多，共同主导全球事务。如果SDR篮子里只有发达国家的几种货币，不能反映全世界的经济格局，最近两年全世界GDP增长差不多有一半以上都是新兴国家贡献的，因此， SDR纳入新兴国家货币才更具权威性。

　　第二，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实际上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周期上，也被叫做 “双轨发展”，发达国家面临的状况是低增长率、高失业率、低利率，甚至有点通货紧缩；而新兴经济体则要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应对低失业率和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这种经济周期的不同步对稳定SDR的币值有好处，这也是为什么人民币有必要被SDR接纳的重要原因。

　　第三，人民币进入SDR篮子有助于建立稳定的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可以这么说，人民币进入SDR篮子可以有效增加SDR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

　　记：那么，目前人民币进入SDR篮子的时机是否成熟了呢？

　　乔：按照IMF的标准，一个货币要进入SDR篮子，有三个层次的要求。首先，它必须是IMF成员国或者其联盟的货币。其次，它是一个主要出口国家的货币。最关键的，它要能自由使用。其实，在2010年， IMF就讨论过是否要将人民币放入SDR篮子，最终的结论是时机未到，因为人民币还没有做到完全自由使用。此外，虽然在贸易方面人民币有一定的使用，但在外汇市场和资本交易中使用较少，而且很少有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

　　根据这些标准，大体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 SDR进入的大门是开放的。 SDR篮子也经历过一个演变过程，现在是四种货币，曾经有一段时间，几十个国家的货币都进入了SDR，但由于计算不便等原因，后来又精简了。第二，进入的标准是柔性的。并没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说当某一数据达到一定比例才够资格，事实上，将一种货币纳入或者剔出，取决于IMF各成员国协商的结果。第三，人民币目前虽然离标准还有距离，但这些障碍完全可以通过努力来消除。

　　记：如果要向自由使用的货币发展，人民币还有哪些障碍需要跨越？

　　乔：这也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课题。第一，就是要扩大对外贸易中以人民币计价的范围，在和更多国家缔结双边贸易时以人民币计价。大概从2009年开始，我国开始试点跨境贸易以人民币结算，目前还有11个省市未纳入试点范围。今年第一季度，人民币贸易结算额已达36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去年总额的70%，趋势还是相当喜人的。汇丰银行也对6000多家中小进出口企业做过一个调查，在用什么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上，人民币已经超越英镑，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第三选择。

　　第二，中国要多参加地区性的多边金融合作，和更多国家建立货币互换关系，让人民币走出去。

　　第三，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管制要放开。

　　第四，我个人建议，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应适当减少，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幅度。这一提议是存在争议的，但人民币要被广泛使用，汇率政策不过于僵硬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这些方向上努力，我的结论是，人民币进入SDR篮子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它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也意义重大。在我看来，这四点怎样结合、又如何相互呼应，如何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匹配，也构成了很大的挑战。

　　记：可见您对人民币纳入SDR篮子的前景还是相当乐观的。

　　乔：这次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我常常听到这样一个提法：危机是改革之母。全球金融危机，大家都神经紧绷，改革的共识和决心整齐划一。这两年经济基本稳定，大家的意见又会因为各自的立场出现分歧，达成协议就很难。

　　前不久我读到一个故事很让我吃惊。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爆发7天后，当时的美国财长摩根索向部下下达了这样的指令——组织一个班子，研究战后的国际体系，其中重要的内容就包括战后国际的货币体系会是怎样的格局。这样的深谋远虑提醒我们，虽然可能我们现在的感觉没那么直接，但实际上今后国际货币体系的走向可能和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各界的关心、研究和行动是很有必要的。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分歧几多？

　　记：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分歧具体涉及哪些方面？

　　乔：最大的争议就是要不要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有一部分人特别是美国官方人士认为现状很不错，不太愿意改。比如在2009年，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出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是要用SDR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来自美国总统、美国财长以及美联储主席方面的反馈表示，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用更改。在这次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有研究者提出批评，认为美国这种抗拒改革的态度是因为美国享有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很多好处。 《凯恩斯传》的作者斯基德尔斯基在会上就表示，如果听任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那么很可能还会发生又一次的金融危机，那么，到时候该怎么办？

　　除了美国官方态度明确以外，还有一些国家的态度不那么积极，所以改与不改以及如何改，还远未达成共识。

　　记：在赞同改革的阵营内部是否也存在差异？

　　乔：是的，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还是进行微调也是争论的焦点所在。有美国教授持这样的论点，美元的地位不能动摇，但储备货币可以多元化，人民币也可以加入，但不能离开美元的主导。在美国的权力精英看来，小幅调整是可以接受的，但大幅改革就触及既得利益了。

　　另一方面就是改革方式上的分歧，是采取激进改革还是渐进改革。所谓激进改革，就像是斯蒂格利茨在联合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报告中提出的那样，提议要成立一个全球储备银行，发行全球储备货币。他认为不应该把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因为如果让某一国的货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那它就一定会产生所谓的负面的外部性。事实上，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如此，美国做什么都会通过货币影响全球，美元流入几乎每一个国家，不仅影响着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影响着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像斯蒂格利茨建议的那样设计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不能简单地以某一国的货币代替。但从现实角度来说，这种方案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首先美国肯定会反对，而根据IMF条款，重大问题需85%以上的赞成票才可通过，美国的投票份额占到17%，等于拥有一票否决权。

　　我们基金会经过研究，还是赞成渐进的改革方式，这比较适合中国的情况，也有利于世界其他国家多赢。所谓渐进，我们的设想是，一是要加强IMF的功能，甚至对它的部分章程进行修改，期待从中反映出更多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体现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二是要加强SDR的作用。 SDR当初设计出来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没显现出太大的作用，直到这次金融危机，大家认识到它的作用。 SDR实际上是一种信用，拥有SDR可以在任何时候换取其他国家的货币或外汇，信用又转换为一种权力。如何运用好这种工具，如何分配好这种权力，既是当前改革争议的焦点，也决定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另外，要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这是实现国际储备多元化的重要因素，因而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