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全球经济共同治理

　　单从字面看，“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有些抽象的概念。

　　但欧洲“毒黄瓜”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却给“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和意义做了一个普及性的注脚。

　　近两周，由“毒黄瓜”等受污染蔬菜引起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肆虐欧洲，截至当地时间5月30日，德国报告确诊或疑似患者已经超过1400人，其中14人死亡。除德国外，瑞典、丹麦、英国、荷兰和法国多个欧洲国家均发现相关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形容这次疫情时用了八个字：“非常巨大、非常严重”。

　　连日来，维护本国利益成为欧洲有关国家的主要诉求。其结果是，大家都希望把责任的“球”踢到国门外面。

　　而全球化给食品业带来的变化是，食品供应链分布区域极为广泛。仅就欧洲黄瓜来说，就有西班牙、丹麦、荷兰等多个出口国。供应商的多元化，增加了进口国管理的难度，出现问题的机会也相应增加。

　　因此，一旦危机发生，薄弱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无法提供足够的途径发现问题根源。

　　当今时代，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领域不仅仅局限于食品安全。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的议题，都已超越了任何国家的一己之力。

　　尽管学界对“全球经济治理”尚未给出一致、清晰的定义，但其核心是共同应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已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共同利益因而居于更重要的地位。

　　应当强调的是，今天的全球经济治理与以往的国际对话谈判不同，其核心不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和平衡，而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共同安全，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对新秩序建构的过程。

　　其根本目标是推动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实现全球经济治理，理当放弃霸权和冷战思维，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各国包容性增长，创建和谐世界。

　　这不等于“西方治理”，也不等于大国治理。它的核心是国际社会各方要普遍参与、普遍受益，方式应当是平等协商、合作共赢，平台主要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机制，依据是公认的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和惯例。

　　随着二十国集团(G20)机制的出现，新兴经济体在推动相关制度与机制创建中将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促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开辟更宽广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二十国集团被公认为应对重大经济和金融挑战的重要平台，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是推动建设全球新型发展伙伴关系的有益尝试，体现了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现行的国际体制及其各项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形成的，在许多方面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贸易组织新议题的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等，都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规则的与时俱进。全球经济治理不可能回避世界变化后对现行规则提出的变革诉求。

　　发展中国家应该是建立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主体。没有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这种全球治理就无法展开。如何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实现“责权利”统一；发展中国家如何不跌入某些强势国家设计的陷阱等，需要多方积极探求。

　　因此，在设计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时，发展中国家应该大胆参与，仔细研究框架的机制，明确自身的权益与利益，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的整体优势，共同创造一个公平与合理的国际发展环境。(文/林飞)

　　《瞭望》文章：新兴经济体的全球治理新角色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的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它们现在以及未来将面临诸多严峻挑战，距离建立一个合理的全球秩序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本文采访专家：

　　沙祖康联合国副秘书长兼2012年可持续发展峰会秘书长

　　克劳斯·施瓦布世界经济论坛主席

　　迪尔克·梅斯纳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德国政府全球环境变化学术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伯纳德·鲍莫尔美国著名智库经济展望集团首席全球经济师

　　尤里·达杜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

　　回望1999年，在七国财长的倡议下，二十国集团(G20)宣告成立；起初，它还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对话的议题完全由八国集团(G8)设置与主导，新兴经济体还没有话语权，2004年在美国举行的G8峰会甚至没有邀请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参加。

　　然而，在2008年发端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由G8加上新兴国家组成的)G20就取代了老资格的G8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磋商平台。这种历史性的飞跃反映了新兴经济体整体力量的崛起，在全球治理尤其是经济治理中，这些“后起之秀”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围观者”。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德国政府全球环境变化学术顾问委员会副主席迪尔克·梅斯纳断言，没有新兴工业国的参与，世界经济的重要问题就无法解决。

　　从边缘到中央

　　由传统工业强国组成的G8被习惯称为“富国俱乐部”，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长期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甚至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全球经济的走向。G8名义上是一个非正式国际组织，实际却被视为当今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秩序的真正核心。

　　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联合国副秘书长兼2012年可持续发展峰会秘书长沙祖康表示，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借助七国集团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等为全球治理定调。

　　从G8成立之初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其代表性和合法性就一直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质疑，后者不断呼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但是，限于自身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薄弱，多年来，G8一直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着主体地位。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趋加强，这一局势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严重影响，让经济“大佬”们认识到，G8主管世界的模式日益困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七国财长会议提出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二十国集团(G20)，邀请新兴经济体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维护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防止国际金融风暴的重演；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新兴经济体终于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是，由于自身以及外部等各种复杂因素，G20在成立之初并未充分有效地发挥本身应该具有的功能和作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传统经济力量陷入持续的衰退之中，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量的主要来源，它们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

　　《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2011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博鳌报告》)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得到空前加强。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积极参与到应对经济危机、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协调工作中，推动了全球经济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

　　在2010年的洛桑世界竞争力排名结果中，中国位列18，较2009年上升两位，韩国、印尼、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只有少数国家出现排位下降。

　　2010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了投票权改革方案，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整体投票权提高到47%。其中，中国的投票权几乎翻了一番，跃居为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此外，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尼、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份额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传统经济大国的比重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也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撰文指出，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面临三大机遇同时也是三大挑战：其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下降；联合国体系难以适应新的全球问题；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开始共同设定全球治理的议程。其二，全球气候变暖和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发展的首要议题。其三，以金砖国家为主的新兴大国崛起。

　　他认为，在这三大机遇中，新兴大国整体崛起是最重要的历史性变化，它决定着其他两大变化的进程。

　　美国著名智库经济展望集团首席全球经济师伯纳德·鲍莫尔对本刊记者说，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理所当然地应当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预测，在未来十年左右，全球经济大约70%至80%的增长将会来自于这些新兴国家。

　　沙祖康也认为，在应对危机、改进全球治理方面，G20发挥了积极作用，他说：“新兴国家的参与，有助于全球经济治理决策趋于民主和平衡。”

　　新角色新期待

　　那么新兴经济体将在全球治理尤其是经济治理体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会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迪尔克·梅斯纳认为，作为当下最重要的世界经济参与者俱乐部，G20对稳定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进一步发展负有重要责任。

　　他说：“人们还远未从世界金融危机以及过去几十年的过度投机中汲取经验教训。”因此，他建议，G20必须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贯彻实施有效的框架条件和整治措施，以实现稳定、透明和激励机制，从而限制短期和短视行为并促进更多着眼长远的投资。与此同时，世贸谈判裹足不前，G20应为恢复世贸组织活力贡献力量。

　　不仅如此，迪尔克·梅斯纳还向本刊记者表达了他对G20的两点期待：其一，与联合国紧密合作并系统地照顾到贫困国家的利益，推进广泛的多边主义。他认为，尽管G20代表着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非常大的一部分，但仍有172个国家不是它的成员。如果不能照顾到其他国家利益，G20将失去合法性和行动能力。

　　其二，关注世界经济向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经济的过渡。迪尔克·梅斯纳认为，这一问题很可能是世界经济在21世纪面临的核心挑战。“很多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最终将实现快速增长并消除贫困，同时我们作为人类文明也将触及地球系统的极限”，他说，“G20必须关注这一课题，因为只有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共同加以推进，世界经济的"绿色转型"才可能成功。”

　　“金砖五国”都是重要的新兴工业国和崛起中的经济大国，也是新兴经济体的中坚力量，因此，迪尔克·梅斯纳认为，它们在建立有承载力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世界气候政策提供帮助、消除世界范围内的贫困、解决资源问题、稳定较弱国家的形势等方面应该大有作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尤里·达杜什则特别描述了中国应该扮演的角色，他对本刊记者说：“中国拥有约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合理地运用这一外汇储备，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渐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使得中国逐渐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更重要角色。”

　　同时，他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之一，中国也应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发挥更重要作用。这位经济学教授认为，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应该表现得更加活跃一点。

　　尤里·达杜什还补充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国际经济舞台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应该得到管理层的更大话语权。

　　两个“疲惫的世界”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的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多位受访专家亦尖锐地指出了它们自身存在的隐患和问题，现在以及未来将面临的诸多严峻挑战，距离建立一个合理的全球秩序尚有漫长的路要走；其中，G20尤其要避免成为只代表成员国本国利益的组织，重复G8的老路。

　　尤里·达杜什对本刊记者说，尽管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强劲，但通胀压力在逐渐加大，经济持续多年快速发展后面临着过热的风险。

　　在这位经济学者眼中，这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的重大威胁。“有些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已经达到6%左右，中国、印度、巴西等国都出现通胀压力加大的情况，尤其是食品、食用油和汽油价格上涨给贫困人口带来较大的生活压力。”他说，“而在发达经济体，民众发现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相对要小些。”因此，尤里·达杜什建议新兴经济体应适当放慢经济增速。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发表了自己对当下世界经济的看法。他认为，总体观察，传统的工业国家正努力摆脱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而增长率较高的新兴国家却不同程度地面临通货膨胀、经济泡沫等老问题。因此，他说，如今，全球经济存在两个“疲惫的世界”。

　　经济隐患之外，黄仁伟还提出，新兴大国与传统工业大国的真正差距，在于其内部结构仍有严重缺陷。他说，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坚力量，金砖国家仍具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的特征，无论是经济社会结构还是政府治理结构，都存在着结构质量和可持续能力问题。

　　《博鳌报告》就毫不避讳地指出了中国前行中面临的障碍：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中国亟须解决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政府商业行政效率，包括商业审批效率和商业仲裁效率；基础设施能力，包括互联网、电力以及通讯设施方面；社会发展水平，包括医疗服务和交通安全问题。

　　正因为如此，沙祖康提醒不可盲目乐观。这位联合国副秘书长说，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的现实。至于二十国集团在未来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发展中国家能否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提出议程并作出决策？都还是未知数。“全球治理的民主化是一个长期进程，现在远未实现。”

　　在沙祖康看来，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言权和代表性的严重不足。发展中国家面积和人口占全球70%以上，但GDP总量仅占全球49%。“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一家拥有16.77%的投票权，而即使投票权份额改革完成，发展中国家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也仅有48%，还不到一半。”他说。

　　还有一点需要引起重视的就是，一直到现在，11个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没有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有实际效果和长效机制的制度性组织，这制约了它们在全球治理机制中更有效率地发挥作用。

　　黄仁伟就建议，金砖国家应该从一个论坛发展成为能采取共同行动的一种机制。他认为，这种对话机制一旦形成，就可能吸引更多新兴经济体国家加入，使之更具有代表性。

　　沙祖康则强调了联合国的重要性，他说，与联合国相比，二十国集团的讨论和决策相对高效，但联合国是最广泛代表各成员国利益的全球机制，其民主性和权威是任何组织都无法替代的。如何将二十国集团的有效性与联合国的代表性与合法性有机结合起来，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课题。

　　与沙祖康一样，迪尔克·梅斯纳也表示，全球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世界经济，必须由公平且高效的多边主义，即更多国际合作保驾护航。

　　他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的提升有助于重塑其形象，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责任。

　　迪尔克·梅斯纳严肃地警告：如果民族国家片面遵循自身利益，而非设法实现全球利益均衡，我们将既不会实现有承载力的全球经济治理，也无法和平处理资源紧缺问题。狭隘的利益政策将导致世界经济治理不当，资源冲突以及对全球化的威胁。

　　他说，所有重要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和新兴工业国都必须汲取这一教训。(参与采写：《瞭望》新闻周刊驻洛杉矶记者于大波报道员王晓群驻华盛顿记者蒋旭峰驻联合国记者顾震球驻柏林记者焦宇执笔：《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

　　《瞭望》文章：中国探路全球治理

　　在全球治理中要处理好担当责任与量力而为的关系，基于有效履行大国责任和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双重考量，中国应该有一个综合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军事手段的全面“走出去”战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总裁卡恩宣布辞职后，该组织继任人将由谁来担任成为各国热议和关注的话题，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激烈争夺。一边是霸着“宝座”不肯撒手的欧洲，一边是跃跃欲试的新兴经济体，最终花落谁家尚无定论，但这场争夺折射出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迁，也凸显出变迁之路曲折而漫长。

　　“一块试金石”

　　在国际治理体系里，诞生于英国霸权时期的原则实力为基础，均势为前提，一直被沿用至今。

　　在英国霸权和美国霸权的交接中，中国遭遇了两个治理体系的“治理”。交接过程中产生的“国联”便是其中的一个治理主体。彼时，在日俄战争、日本对华侵略等问题上，中国都是被治理的对象。中国的问题也成为当时国际治理的主要问题。在欧洲，当时对英国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主要包括法国、奥地利、俄国等国家，英国提出了“均势”理论，哪一边稍弱，英国的屁股就坐到了哪一边，这就让其他国家间相互制衡，从而维护英国的霸权。

　　二战后期，雅尔塔体系建立，中国既是战胜国，也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但是在“实力为基础，均势为前提”的原则下，由于实力的缺乏，中国并没有什么话语权。

　　在“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格局正在朝着“一超多强”的局面发展，而且“一超”的实力逐渐减弱，包括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多强”实力正在上升。世界又向着均势方向发展。新兴经济体寻求符合自身实力的话语权顺理成章。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治理的格局。

　　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发达国家迫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在2009年美国匹兹堡峰会上已同意将IMF和世行两大机构的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5%和3%，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在2010年的二十国集团韩国首尔峰会上，发达国家进一步同意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IMF份额，欧洲国家还被迫同意让出IMF执董会中的两席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目前，世行份额调整已先行一步，IMF还有待落实。

　　根据IMF公布的总裁遴选程序，候选人提名截止6月10日，新总裁人选有望在6月底诞生。不论最终结果如何，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这次勇于挑战至少表明，随着全球力量对比的天平由西向东倾斜，发展中国家自信心不断增强，欧美发达国家已经不能完全自己说了算。

　　IMF总裁之争可以说是国际经济治理改革的一块试金石，但尚未触及根本，如何真正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才更具有全局意义。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最显著的标志是，为了共同应对危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发达国家和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进行了合作，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框架内的发言权明显增强。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退却，全球治理改革能否继续下去，不但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意愿，也有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努力。虽然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正在此消彼长，但总体而言，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发达国家依然占据明显优势，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不利地位。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不均衡情况依然严重。

　　未来变局

　　就国际治理制度的演变而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为本刊记者分析了未来的几大变局。

　　其一，非西方世界的一批大国凭借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力图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逼近，逐步改变传统西方国家主宰各种重大国际制度的局面；而传统西方霸权国家则千方百计维持旧的格局，包括打压非西方竞争者，以避免主导权旁落。考虑到传统与新兴国家实际存在的各种差距，不同势力此消彼长的摩擦会不断加剧，而取代过程则漫长曲折。

　　其二，形成各种新的区域性力量中心，同时包含西方强国和新兴大国的力量中心，在某些地区强国的强力引导下，将依托本区域的经贸一体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发展一批区域性国际标准和制度框架(如欧盟法律框架、东盟安全共同体、西非国家贸易同盟、拉美能源合作机制等)，对原先国际间的相关制度规范形成挑战；另一种方式则是在全球范围调整原有国际制度的结构，重新分配投票权、资金存留比例、领导人国别来源或其他决策份额，逐步使各种全球性国际组织和规范适应新的力量格局。

　　其三，在全球层次上，国际制度的三大方向性改革，将持续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投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联合国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安理会结构的改革，以及安理会所决定的集体解决国际冲突与维持和平的方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不同力量和声音较量的平台。

　　在经贸和环境领域，以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为主要象征的传统西方大国和新老国家并存的两类国际机制，包括受其左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的调整过程，将以互补、合作和竞争、超越的双重博弈，通过复杂的磨合进程，在长期的此消彼长中，共同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以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经社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文明制度及其规范，在被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来解释本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战略、外交方针合法性的同时，自身也将不断地得到各种充实、修正和完善，成为更加显著与有效的全球性伦理价值与国际法来源，有形无形地制约着世界范围各式民族主义、“文明间冲突”、新生态政治和重大社会思潮的起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为本刊分析认为，目前的全球治理主导权仍旧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中。在全球治理的新格局里，发达国家中的小国和债务国、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是被治理的对象。

　　他说，现有的全球治理规则、结构等本身也是被治理的对象，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也存在着治理和反治理。比如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原有治理体系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而发达国家就提出了“可持续均衡增长框架”，大肆鼓吹“大国责任论”等。

　　5月26日至27日，八国集团(G8)首脑会议在法国北部海滨城市多维尔举行。这是自2005年以来，八国集团首次在没有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单独举行首脑会议。这表明，已经从国际金融危机中缓过劲儿来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不会轻易让八国集团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有可能抛开新兴市场国家，继续寻求制订全球政治、安全领域的议事日程。

　　量力而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严冰认为，中国开始进入现存的全球治理体系可以从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算起。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并不高。他在《崛起的中国与全球治理》一文中分析了背后的原因：一是因为受自身实力所限，无力左右国际格局；二是因为在刚进入国际体系之时并无全球利益可言，许多情况下是事不关己的；三是因为苏联解体后成了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直接面对西方的挑战，奉行的是“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政策。

　　经过30余年改革开放，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幅提升，特别是伴随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中国长期以来不得不单独承受的某些战略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缓解，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因此，张严冰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已成必然之势。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宋泓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声音在很多国际事务中日渐不可或缺，许多经济层面的国际事务，若无中国参与便难有突破，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期待日益看涨。”他说。

　　受访专家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增进国家利益，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形成一套应对全球化时代政治的战略策略。

　　但江涌提醒说，在全球治理平台上，中国是一个“新手”，驾驭“全球”这一大舞台尚需时日。他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尤其需要把握好度，尽可能争取应得的权利，同时也不能盲目迈进，要清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同时也得警惕陷入“权力陷阱”，进而背上沉重的“包袱”。

　　国防大学教授江凌飞对此表示同意。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在全球治理中要处理好担当责任与量力而为的关系，基于有效履行大国责任和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双重考量，中国应该有一个综合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军事手段的全面“走出去”战略，加大国际作为，敢于承担责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指出，对中国来说，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不应界定为颠覆现存治理体系，而应聚焦于维护现存的合理秩序和国际准则，改革不完善、不合理的旧规则，倡导并参与制订新的规则。因为，“中国的实力还远未达至可以自由决定国际事务议程和单独制定国际治理规则的地步。”

　　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王缉思在《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一文中写道：中国必须继续明确全球治理的核心是大国合作问题，并通过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四国峰会等新兴的国际多边对话机制，充分发挥新兴大国合作在完善现有国际体系、解决全球性问题以及遵守国际规范方面的建设性作用，循序渐进地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他认为，中国放弃G2以及G7/G8而选择G20的做法，是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江凌飞还指出，中国明显地进入到一个与外界摩擦增多、与世界加深磨合的第二成长期，中国成长利益与外界的碰撞将持续一段时间。

　　这主要反映在：中国国家实力成长的速度与强度超过了国际社会心理承受的预期；全球化诸多不平衡状态在中国对外关系上聚焦；中国发展的利益诉求和拓展进入与他国的“核心利益交叠区”；西方对中国未来如何定位自己、如何运用实力的“不确定性”的担心等，都是造成摩擦和磨合增多的主要因素。

　　江凌飞说，在对立合作长期交织共存的复杂局面下，中国寻求话语权，需要四方面的支撑：顺应民心，符合时代要求的主张；以硬实力作支撑；具有合法性；话语权的获得不是以剥夺别人的话语权为前提，而是让大家都能发言，听取不同的意见后作出某一项主张。

　　江凌飞认为，西方国家以自己走过的路，以自己自成体系的、成熟的发展轨迹套在中国的身上，于是诞生出“中国威胁论”。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担心并非国内比较盛行的“阴谋论”，而是依据自身比较得出的结论。西方的发展所走的就是一条以实力谋求更大利益，然后寻求国际主导权，进而借助世界的无政府状态，谋求世界霸权的道路，于是其也就认为中国只能遵循这一轨迹往前走。

　　他强调，中国正在寻求的是一条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由全球化时代提供实现条件，严格来讲，它不是一个“中国命题”，而是一个“世界命题”，不是中国一家特立独行、单打独斗就能走得通的道路，而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相向而行的政策与行动配合。

　　对此，王缉思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提醒说，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坚守自身发展中国家的属性，坚定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

　　但是，王缉思指出，目前中国在国际体系改革方面还缺乏明确的方向感，还没有提出一个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理解和接受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也未能说清中国的发展到底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以至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是以焦虑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担心中国的发展会否在资源、环境、能源等方面侵占它们的发展空间。

　　正因如此，江凌飞特别提出，今天的中国，在和平、发展、合作、治理的时代潮流下，应鲜明地提出反映时代前进方向的新的世界观和国际治理理念，并将其凝聚为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用以塑造今后的国际关系走向，从战略制高点上争取主动，打破僵局。这正是中国在利益碰撞磨合期运用国力和影响力有所作为的着力之处。

　　“在践行和平发展的战略路线时，中国要力避被具体事件套住手脚、被不断出现的事变所左右，而应从创设国际新秩序、新规则和新的行为模式的大格局入手，鲜明地打出代表全球化时代前进方向的革新性旗帜，并身体力行地加以实践，牵引国际社会从传统国际政治模式中走出来。”江凌飞说。

　　《瞭望》文章：货币体系改革的“新兴”作为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就国际社会的期待看，距离目标还很遥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到2025年，六大新兴经济体中国、巴西、印度、印尼、韩国和俄罗斯将占全球增长总量一半以上，国际货币体系也不会再由单一货币主宰。日前，世界银行在发给本刊记者的一篇题为《新兴市场增长极重新定义全球经济结构》的文章中，作出了大胆的预测。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主管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推动了一种转变，使得经济增长中心广泛分布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正在成为重塑全球产业的一股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林毅夫表示，国际金融机构需要尽快适应和与时俱进。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比如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等。但就国际社会的期待来看，距离还十分遥远。

　　储备货币的替代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缺陷。以前危机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这次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出了问题，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的话说，“美国生病，大家跟着一起吃药。”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一直是其他国家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消费他国商品的双循环模式。

　　管涛指出，这种货币体系纵容了美国的过度消费，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他并不认为，此次货币危机是美国国际清偿能力不足引起的。

　　在管涛的眼中，美国的权利义务不是对称的，“美元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结算货币，一个形象说法是："我的美元，你的问题"。他解释说，美国政策都是优先考虑美国国内的问题，很少顾及宏观经济政策溢出的影响，特别是危机发生后，美国为了刺激经济、稳定金融采取很多扩张性政策，给其他国家带来很大的影响。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已是共识，对于储备货币的替代选择，业内提出了几种方案。

　　一是回归金本位。既然问题根源是美元的信用发行没有基本参照，就需要回归金本位，对货币发行进行约束。但也有专家认为，金本位此前的实践已经失败，再回到金本位不现实。

　　二是用非主权货币、超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用一种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会导致权利义务不对称，因此有人提出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超主权货币做实。

　　对立的观点认为，超主权货币的发行缺乏信用支撑和金融市场支持，而且存在路径依赖，美国本身也并不支持这一主张，此外，超主权货币在发行、分配上可能会存在一些技术问题。

　　三是发展区域性共同货币打破僵局。“现在欧元比较成功，但也存在问题，而其他地方货币政治意愿不是很强，想要做成遥遥无期。”管涛指出，现在看来，比较可行的现实选择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如人民币、俄罗斯卢布，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也认为，国际货币多元化是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选择。他将内容简洁地概括为：承认美元主导地位，发挥欧元作用，增加新的国际货币，包括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为国际货币体系增加一个稳定的货币，从而更有利于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全球化。”戴相龙说。

　　《2011全球发展地平线多极化：新的全球经济》报告的主要作者、世界银行发展趋势研究主管曼苏尔·戴拉米说：“在未来10年左右，中国的规模及其企业和银行的快速全球化，可能意味着人民币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他预言，2025年全球货币最可能出现的情景将是一种围绕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为中心的多种货币并存的格局。

　　经济和金融权力转移进行时

　　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程中，比较引人注目之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放任自流的态度转向全面监管；另一个方面则是G20正式进入国际经济治理的视野。

　　在2008年11月份召开的华盛顿峰会上，中国首次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提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改革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时效性原则，重点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鼓励区域金融合作，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样化。

　　美联储曾经奉行不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危机之后在对次贷危机原因进行总结时，监管不力成为引发危机的重要因素。

　　“现在加强监管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潮流，实践中的进展包括：2009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巴塞尔协议Ⅲ、G20框架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等。”管涛介绍说。

　　在管涛看来，到现在为止，金融监管改革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内容包括：加强监管国际合作、限制金融机构薪酬、部分重归分业经营(沃尔克规则)、建立逆周期调节机制、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研究金融交易税、加强对系统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对冲基金和避税天堂监管、加强金融衍生交易监管、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在G20框架下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与其他机构合作发挥预警作用等。

　　在G20成为国际金融治理主体之前，全球金融治理架构存在较大的缺陷，包括西方主要发达国家G7的代表性不足，现有国际金融组织(IMF、世界银行)中，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过低，以及IMF宏观经济监测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缺乏监管等。

　　现在，加强全球金融治理架构的建设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权威人士认为，这就需要充分发挥G20这一更具广泛代表性的新平台的作用；改革IMF和世界银行治理架构，进一步增加发展中国家发言权；扩张IMF的可贷资金来源，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减少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防范金融危机增持外汇储备的冲动；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在G20的“强劲、均衡、可持续增长”框架下研究制定“一揽子参考性指南”，督促各主要国家加快结构调整，恢复经济再平衡。

　　世行报告也指出，经济和金融权力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于企业投融资和跨境购并交易的性质，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越来越多的交易源自新兴市场，南南外国直接投资有望增加，其中大部分流入新建项目，而南北外国直接投资更有可能瞄准并购。在扩展过程中，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将能够进入国际证券和股票市场，以更好的条件为海外投资项目融资。

　　戴拉米表示，全球经济预计将要发生的变化是根本性的。总体观察，这些改变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是利好的。

　　但他同时指出，现行的多边规范和制度是否足够强有力，能否承受向多极化的过渡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权力中心之间管理好全球一体化所面临的挑战，凸显出加强各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对于减少经济不稳定风险的至关重要性。”他说。

　　以开放促改革

　　“为了保持增长和应对更为复杂的风险，作为新兴增长极的经济体需要改革国内体制，包括经济、金融和社会部门的体制改革。中国、印尼、印度和俄罗斯都面临着体制和治理挑战。”世界银行的报告如是说。

　　在大力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同时，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现实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南京召开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非正式和学术性研讨会上，包括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其他国家官员都说要考虑SDR的篮子，争执的一个焦点就是是否应该把可自由兑换和灵活的人民币汇率作为一个条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指出，这其中存在一个矛盾，人民币加入SDR没有问题，加入的目的就是帮助SDR的改革，以后SDR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如果不能自由兑换，汇率也不灵活，中国需要考虑，把人民币放进去的目的是什么，至少应该是将其作为人民币国际化，或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很重要的机会，而不是说放进去就达到目的了。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同样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是滞后于经济改革的。“很多时候我们假设市场失灵，所以进行市场干预，但是有时候该相信市场的时候没有相信，所以某种程度上管制还是偏多的。”

　　在张健华看来，金融改革滞后有其原因，改革前期，比如1994年以前，国务院出台金融体制改革决定之前是把金融业作为实体经济改革的支撑，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当时国有银行背了很多国企改革的包袱，这些包袱其实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和代价，由金融部门来承担，最后是国家消化了。

　　改革后期，中国政府对风险看得比较重，从监管角度来说，除了比较担心系统性风险，对于微观的小机构的风险也看得比较重。“中国的风险承受能力很差，金融业也是风险容忍度特别低。因此搞监管的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宁可管得严一点，也别出事。”张健华说。

　　从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来看，现在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大幅提高，发言权也在扩大，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去找改革动力。张健华认为，可供选择的路径就是要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作为推动下一步改革的动力，这不仅仅是引进资金、引进人才、引进技术，还包括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以及引入国际标准。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司副司长徐忠指出，国内的金融改革决定了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外承诺，包括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能力。现在之所以不敢承诺，原因在于国内改革相对来说是滞后的。

　　他解释，如果对内不开放的情况下就对外开放，就可能出现很多扭曲和泡沫，可能出现危机。一定程度上说，国内的金融市场发展决定了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包括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

　　“因此，就我个人感觉来说，随着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到了需要一个整体的改革的时候，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徐忠说。

　　《瞭望》文章：建立全球政府的十个方向

　　为了对全球治理进行更为有效的改革，需要在10个方面进行有意义的工作

　　文∕雅克·阿塔利(法国)

　　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各种国际法规和准则也在逐步趋同，特别是人类的价值观基本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也有国际社会比较认同合法性的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目前应该着手对成立全球性民主政府进行思考。

　　为了对全球治理进行更为有效的改革，需要在10个方面进行有意义的工作：

　　1.务实利用现有的联盟。目前所有的联盟都是进行全球治理的有益尝试，最为成功的是瑞士联邦，这个国家从1848年创立联合宪法，联合了26个不同语言、不同族群、不同宗教的自治州，政府有7名成员轮流担任主席，公民有权申请修改宪法，研究瑞士联邦的做法对世界未来的演变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另外，欧盟也是一个例子，它从几个国家的共同市场走向单一货币的单一市场，并逐渐向预算联邦和政治联邦整合。

　　2.认识人类存在的理由。人如果不认识自己，或者对这种理由认识不清，将不会对自身有什么尊重，也不会组织起来，这时人类就成了自己的敌人，从而进行无意识的自我毁灭。人类必须认识到人类存在的理由，并对之进行有意识的保护。

　　人类应该了解，联合在一起比分裂更能面对威胁，能够更好更快地发展。这项工作来自于那些关心世界未来人们的行动，我把这些人称之为“超级游牧者”：协会工作者、记者、哲学家、历史学者、国际组织职员、外交官等。这些人数量并不多，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将带来比市场更为强有力的力量。

　　3.更加警惕对待威胁。全球化使得世界公民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威胁，“超级游牧者”最先意识到这些威胁并有责任教育大众认识到这些威胁，认识到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更好地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威胁包括环境的、气候的，能源的，这次福岛核事故就是一次让大众认识到这些威胁的机会。

　　4.遵守现有国际准则：一系列世界性法规。目前最为可行，并不对现有世界秩序进行调整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规范并分类世界性的法规。这些法律可以在目前不做变动，应该根据出台这些法律的机构成立相关的特别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系统地分析研究这些法律的实施情况；另一方面，授予相关机构以执法的权限，对那些不遵守和无视国际法的国家和个人作出制裁或其他强制手段，目前国际刑事法庭有了一些经验。欧盟的经验也可以提供借鉴，在执法监督和制裁方面欧盟还是有权威性的。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设想动用联合国维和部队作为执法部队，对不遵守国际法的国家采取极端手段。

　　5.少边主义：逐个项目推进。为实现全球可持续性的社会、文化、人文、生态增长，避免全球系统性风险，人类不应该只满足于用法律规范各种行为，还应该推进一系列共同项目。联合国机构目前还没有能力推进这些项目的时候，世界主要强国应该务实推进具体的项目，同时充分利用少边主义的作用(少边主义实际上是多边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是指在多边框架下由几个主要国家发挥主导作用)。这种情况在欧盟中最为明显。

　　6.政府理事会。通过前面所述的各种努力，我们可以推进国际组织的演化。首先是联合国组织，这种演变可能最为困难，因为按照目前的体制，所有的改革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致同意并得到联大三分之二的赞成票，否则各种计划无法实现。但如果不进行改革，联合国将会彻底边缘化，无法对世界的现实作出任何影响。反之，联合国及时作出调整，将建立未来世界政府的框架。

　　目前的联大不用进行太多的改革就可以成为世界参议院，安理会将成为世界政府。在这里仍然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成立欧盟理事会，将安理会和G20合并，成立政府理事会，成为联合国正式的决策机构。

　　7.持续发展公会。为保证世界长期稳定发展，避免世界系统性风险，应设立世界公会，包括300名成员，成员应具有普遍认同的合法性：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机构领导人、哲学家、人类学家。他们给各机构提出建议，他们的任期也是可以协商的。

　　8.民主联盟。为了保证政府理事会不变成独裁者，民主国家应该成立一个民主联盟，对那些独裁者进行干预，并鼓励处于独裁统治下的人民获取民主。

　　民主联盟世界上已经存在，市场经济的民主在经合组织框架下，军事方面在北约的框架下，政治方面在欧安组织的框架下，全球范围内还有民主国家联盟和联合国民主基金会。这五个机构原本是美国用来掌控欧洲和世界的工具，现在可以用来进行别的用途，吸收五个南方民主国家作为新的成员(印度、巴西、埃及、印尼、尼日利亚)，为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作出新的努力。在成立民主联盟之前，可以先召开一个由五个组织参与的论坛，研究每一个独裁政府的演变，帮助处于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向民主过渡。

　　9.为世界政府筹集资金。要做这些事，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筹集新的资金来源。可以创立一种新的世界税，但国家对这笔资金的贡献可能不能用来从事与资金来源国利益相悖的用途。可以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方式进行，这些资金直接缴纳给国际组织，比如国际援助组织。

　　10.世界泛国家主义。我们不能凭空幻想一个不存在的世界政府，但我们可以通过人民的运动来带来这些。我们可以做的是就某个全世界关注的问题进行全世界公民投票。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电子投票、流动投票等形式使这种全球公民的投票成为可能，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作者是法国经济学家、作家和未来学家，大标题为编者所加，译文由《瞭望》新闻周刊驻巴黎记者应强提供)

　　《瞭望》文章：全球治理时代的智库角色

　　作为社会的预警系统，智库必须预见到经常被政治和经济决策者在日常工作中忽视的未来问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1948年11月，美国加州滨海城市圣莫妮卡，一家普通的公司宣告成立，首次公开招聘的人数就超过了200人，专业涵盖化学、数学、物理、心理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

　　两年之后，朝鲜战争爆发前夕，这家公司制作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称，中国必将出兵朝鲜。它希望美国军方能够买下这份报告，这个“推销者”标出的价格是200万美元。五角大楼拒绝。但朝鲜战争的发展和结局证明，这份要价200万美元的报告一点也不贵。

　　之后，在苏联卫星发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建交等一系列大事件中，这家公司全都作出了比较准确的预测，并由此为它积累了巨大的声誉和影响。

　　它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颇负盛名的智库兰德公司。

　　兰德公司的成长历程和经典案例有力地体现了智库的威力，在全球化日益加强的今天，作为独立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智库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和扩散。

　　6月下旬，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将在北京召开，全球多家智库精英将就“全球经济治理：共同责任”这一宏观而难解的课题展开讨论，与会智者会提供什么样的对策、发挥怎样的作用？

　　在峰会前夕，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德国政府全球环境变化学术顾问委员会副主席迪尔克·梅斯纳对本刊记者分析，作为社会的预警系统，智库必须预见到经常被政治和经济决策者在日常工作中忽视的未来问题，指明构建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以便为政治和经济界提供行动机会和选择。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2012年可持续发展峰会秘书长沙祖康大使首先引用了中国的古语：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他认为，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新的挑战层出不穷，新的机遇无处不在，如何趋利避害，化解挑战？思考和规划很重要。

　　他对本刊记者表示，一个成功的智库要做好三点：一是能提出前瞻性、创新性的看法和主张，能洞悉世界发展的潮流；二是提出的建议切实可行，不是纸上谈兵；三是与政府、工商界和民间社会保持密切联系。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研究项目主任詹姆斯·麦根博士特别提出，智库应该为决策者提供严谨而可靠的信息。

　　在他看来，技术的不断进步导致了信息数量的不断暴增和信息内容的日趋复杂，在无穷无尽的口头讨论和书面报告中，好的信息可能被淹没了。对于决策者而言，如何使用一个有效的方法来组织和筛选这些信息，以及时、准确、有效地应对变化中的动态决策环境，是至关重要的。

　　而智库可以很好地扮演这一角色，随着智库数量的持续增长，它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得到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全球性或地区性组织的认可。

　　根据詹姆斯·麦根的统计，到2010年为止，全球已有6480个智库，分布于169个国家，比2009年增加了175家。北美和西欧的智库数量最多，占据了全球总数的57%左右。

　　这位智库观察家还发现，过去的十年，智库数量增加的同时，智库全球网络和伙伴关系发展也形成了一种新现象。“从前只是少数智库尝试授予某些机构进行跨界合作，但如今具有战略地位的全球性智库和智库网络已经呈现出全面开花的繁荣景象。”他说，“这些全球性的伙伴关系和网络已经成为在国际间传递知识和信息的有效机制，而政策制定者可以使用这些知识和信息进行国家层次的决策。”

　　受访专家认为，对于智库而言，最重要的价值不是发现和解释现在，而是展望和预测未来。具体到全球治理，智库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作出分析并提出建议，为政府决策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在这个变幻莫测、日益复杂的世界，智库如何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洞观世界的走向，需要应对不断增加的挑战和困难。

　　迪尔克·梅斯纳就提出，对于严肃可信的智库，有三点对其发挥能力至关重要：首先，它们必须具有出众的学术研究水平并与利益组织保持距离，从而保证提出的政策建议，尽可能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其次，智库必须与决策者保持联系，以获取切合实际的信息；第三，它们必须进行国际合作，以便得当处理全球化挑战。

　　詹姆斯·麦根对本刊记者说，为了实现有效和有意义的服务目的，智库还需及时进行适宜的政策导向性的研究，并有效地让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参与进来，以便弥合两者在知识和权力上存在的鸿沟。

　　同时，受访专家还严肃地指出，当下所有的智库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如何实现和维持其独立性，以便显示“真理的力量”，或者能够不受干扰地把知识、证据和专业意见运用于政策制定的过程之中。“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的智库都能在财务上、知识上和法律上获得独立性，从而有效地为公共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他说。

　　詹姆斯·麦根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这些问题显得更加严重。他解释说，由于智库所能获得的资金支持手段极其有限，智库赖以生存的法律空间界定不够明确，因此，智库对公共政策决策施加影响的渠道还比较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