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适度”是从紧货币政策的应有之义。应对当前的成本推动型通胀，货币政策的效力有限，财政政策应发挥主导作用。

　　通胀受成本推动

　　记者：2月份CPI涨幅创近12年新高，PPI涨幅创3年新高。如何看待这一轮物价上涨的性质？

　　刘煜辉：目前的通胀形势并没有恶化。这一轮物价上涨与1994－1995年物价上涨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需求拉动型，而是成本推动型。

　　我认为，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首先是还历史欠账。长期以来，我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受到政府管制，如煤、电、油、运的价格均低于国际市场，由此造成经济结构上投资与消费的失衡。以前的低通胀来自要素价格的人为压低、人口红利和较低的环境成本，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些历史欠账终归是要还的。其次是输入性通胀，这是通胀预期形成和物价加速上升的重要原因。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由2002年的30%上升到了目前的70%，初级产品的外贸依存度更高，如每年消耗全球53%的铁矿石产量，每年消耗60%至70%的全球新增原油。而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大量的流动性涌入商品市场，造成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并传递到我国国内。由此可见，未来我国能否控制通胀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物价能否回落也要取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进一步演变。如果大量的流动性从商品市场撤出，重新流回美国金融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就能减轻输入我国的通胀压力。

　　记者：从商务部、发改委的监测数据看，3月份食品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你认为这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刘煜辉：这种食品价格下降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因为农产品受成本推动的影响很大。目前，全球能源价格都处于高位，运输成本大幅上涨，化肥价格上涨也推高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此外，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务工的工资上涨很快，务农的机会成本大大提高。而农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在所有行业中最低，对要素成本上升的抵御能力也很低，因此必然导致成本转移，农产品价格高涨。而从全球来看，农产品价格未来下跌的可能性也不大，还有上涨空间。

　　适度是应有之义

　　记者：应对这种成本推动型通胀，货币政策能起到多大作用？

　　刘煜辉：当前的物价上涨并非由信贷、投资过多造成，而是由供给方面的成本推动造成。对付这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效力有限。

　　我认为，需求管理政策的推出一定要考虑经济增长的因素，货币政策的实施不应该过多损害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当前的紧缩性政策下，企业一方面资金紧张，一方面要素成本又上升，这必然引起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经济史告诉我们，通胀最终被控制并不是靠需求紧缩来完成的，而是靠经济体生产效率的提高，最终战胜成本上升的压力。而紧缩政策反而导致企业劳动生产率下降。

　　记者：财政政策在反通胀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刘煜辉：反通胀还是应该从供给上下工夫，财政政策将起到主导性作用。首先，我国公共品普遍缺失，政府需要加大在民生问题上的投入，以解决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其次，面对高物价、高成本，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手段，稳定通胀预期，减轻百姓通胀压力；减轻企业面对的成本上升压力，支持企业积极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来提升劳动生产率。这样，随着经济结构失衡情况的逐步改善，我国经济平稳走出通胀的泥沼是完全有可能的。

　　记者：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提出，要正确把握金融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对此应如何理解？

　　刘煜辉：货币政策在表述上是从紧的，但在具体做法上可以依据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断做出调整。如果紧缩政策出现偏差，有可能把我国经济带入“滞胀”，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最糟糕的结果。

　　同时，货币政策是针对总量的，难以区分结构。紧缩将使一些基础设施投入受到制约，影响到投资，进而会影响进口，导致贸易顺差更大，从而使流动性过剩问题更加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讲，紧缩货币政策的直接作用可以控制一定的流动性，但其间接作用又会抵消掉之前的流动性控制。

　　依我看，央行目前的政策已经有所松动，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实际上，“适度”也是从紧货币政策的应有之义。

　　升值难以抑制通胀

　　记者：目前学界包括央行对于加息仍有不少顾虑，你认为今年还有多大的加息空间？已达15.5%高位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否还有上调的空间？

　　刘煜辉：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过多操作反而会有副作用。1、2月份通胀高企，但央行的态度显然已比较冷静。

　　目前的加息空间比较小，这是基于世界经济走势的判断。我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已经进入企稳阶段，或者说最困难的时期正在过去，这对于中国的通胀来说是个好消息。只要形势不进一步恶化，我们的加息空间也就不会太大。因为随着通胀压力的减轻，中国货币当局紧缩调控压力也大为减轻。

　　至于存款准备金率，应该还会上调，但空间不大。我个人觉得国内所面临的外部流动性压力不是太大。因为美国正处于严重的信用危机之中，尽管目前美联储的利率已经下降至2%，但银行间的利率仍达到5%，美国实际上处于一个比较严重的信用紧缩状态，说明全球资金是紧缺的。总体上看，资金流向可能是流出的，这有待进一步观察，但今年以来股市、楼市的表现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记者：按照目前的升值速度，估计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达到18%左右。你认为升值能否抑制通胀？它有哪些负面作用？

　　刘煜辉：升值不可能改变通胀。升值抑制通胀的前提是能够改变贸易顺差状况，从而改变国际收支失衡，但中国加工贸易在贸易结构中占有一半以上的份额，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中国企业对最终产品价格没有决定权，因此汇率提高对于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正因为如此，人民币的汇率弹性很低，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汇率贸易理论。

　　人民币能否一升到底取决于美元汇率的未来变化。如果美国经济最坏的时期正在过去，美元汇率出现反弹，人民币升值就可能出现拐点。此外，如果我国自身结构性改革推进顺利，经济的内外失衡问题得到有效改善，顺差形成拐点，跨境资本流向发生变化，人民币升值也可能出现拐点。

　　升值的负面作用主要是指对外向型企业产生影响。目前，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一起上涨，这些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已经吃不消升值带来的压力。由于产品最终的定价权不在国内企业手里，最终结果只能是倒闭。（刘煜辉/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