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折戟犹在眼前 资本账开放需谨慎

　　5月19日-21日，上海市政府协同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举办第四届陆家嘴金融论坛。论坛上，央行行长周小川(专栏)表示，中国还处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仍旧有一些财务软约束的现象，可能会造成潜在的、过热的冲动。在目前通胀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中国的宏观管理需要转向，将引入审慎性政策。

　　同时，与会嘉宾就加快人民币资本账开放、紧缩政策持续多久等问题深入讨论，交锋激辩。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呼吁加快人民币资本账开放，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剑峰警告要吸取日元教训，防止自己玩自己的钱。针对偏紧政策或伤害经济的说法，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专栏)认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货币供应量年增幅应降到16%及以下。

　　交锋一 人民币国际化

　　正方 跨境结算量激增 需加快资本账开放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司长李波表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去年一年的总量为5000亿元，约占进出口贸易总量的2%。而今年前4个月，结算量已达5300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量。

　　与此同时，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已扩大到2010年6月的20个省，试点企业也从365家增至6700多家。今年1月，央行发布了境内企业持人民币到境外直接投资的试点办法，迄今为止试点量约为190亿元。此外，李波透露，境外企业拿人民币到境内来投资的试点办法，目前央行也正在和有关部门一起起草。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表示，随着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发展，人民币可适当加快国际化进程，早日开放资本账。他透露，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去年这个时候大概是890亿，到现在已达到4500多亿，增幅非常大。而作为在资本账并未开放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试点，从过去一年的情况看，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势头非常快，并且风险是可控的。

　　不过，人民币国际化现在只限于贸易结算，陈家强强调，进一步的资本账开放很重要。他表示，虽然现在Q DII、Q FII等给予了资本账某种程度的开放，但从目前的市场发展来说，这些都太有限了。他建议，把人民币资本账及我国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动之门开放多一点、快一点。

　　对此，周小川表示，人民币跨境使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会产生一种需求，使人民币逐步、有序地走向可兑换。

　　反方 离岸人民币或多是自己人持有 应吸取日元教训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剑峰看法则不同。他直指目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还存在问题，若处理不好，使人民币资本账开放速度过快，快于境内金融体制改革的话，则有可能重蹈日元的覆辙，虽然国际化，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不高。

　　殷剑峰指出，在跨境结算的出口贸易中，因为人民币用得比较少，出现了货币替代的现象。“原来企业进口商品要找银行，银行找中央银行买外汇，现在不找了，直接用人民币支付，原先的外汇需求就沉淀在银行。”此外，由于七八成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都要通过香港，香港就沉积了大量人民币存款。而香港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的金融产品又非常匮乏，这就导致了香港人民币持有收益非常低，迫切需要向内地回流。

　　殷剑峰分析，IM F统计可识别外汇储备60%是美元，30%是欧元，剩下10%是日元等货币。日元不是重要的储备货币，与日本的经济实力不相匹配，从这个角度看，日元国际化是失败的。

　　为什么会失败？殷剑峰介绍，据日本学者总结，1980年，日本的出口贸易中34%使用日元，而进口贸易中只有4%使用日元。这是因为，日本超过50%的进口商品是能源大宗商品，而大宗商品是以美元计价发展起来的。同时，日本出口贸易中1/4是对美国，大概还有同等规模是对当时欧共体。也就是说在针对强势经济体出口中，日元很难推出。这跟今天中国非常像，较多面向东南亚市场的广东地区，人民币跨境结算量较大；而较多面向欧美市场的上海地区，人民币跨境结算量较小。

　　从1984年5月起，日本和美国成立了日元美元委员会，开始大力推日元的国际化。殷剑峰指出，日元国际化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资本项目的开放速度和程度远远快于日本国内金融体系改革，特别是在1985年后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日元的离岸金融市场发展非常快。

　　然而，当时日元离岸金融市场非常畸形，在里面主要是两类交易。一类是在日本本土的金融机构将资金转移到离岸市场，比如伦敦、美国、香港，然后再从离岸市场将资金转移到日本本土。当时日本研究者称资金循环是债贷款，说白了，日本人自己在玩自己的钱。还有一类就是国际投资者，在借日元并不是想持有日元，他们发现国际投资者对以日元计价的债券和股票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借日元立刻换成美元和其他货币投资美国和欧洲。“就是资金从日本流出来，通过离岸市场转一圈回到了日本本土，”殷剑峰说，“回到日本本土干什么？主要就是炒股票，炒房地产。”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危机与离岸资金回流实际上也是密切相关的。

　　从日元国际化失败的教训来看，殷剑峰表示，我国应鼓励进口贸易也多使用人民币，同时使汇率更加有弹性，并且扩大对外资本输出。美元成为储备货币的重要条件，是二战后马歇尔计划，在此之前美元的储备货币还不如英镑。殷剑峰建议，中国要以直接投资而非金融投资的形式，重点进行资本输出。

　　交锋二 紧缩多久

　　美国斯坦福大学威廉·依贝尔、国际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教授认为，美元零利率政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型经济体通胀高企的祸根，导致热钱汹涌，亦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加息和人民币升值在抑制通胀的同时都会带来更多热钱，因此，中国很难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王庆(微博)认为，中国的结构调整过程必然产生比较高的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关系不大。短期而言，他预计，现在偏紧的货币政策至少上半年会维持，那么通胀年终会触底。长期来看，不宜执行偏紧政策，如果一定要执行偏紧的货币政策，通胀也会压下来，但是不利于结构调整。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都不认同，他强调，当前的通胀非常严峻，是改革开放后第三次面临通胀危机，必须从源头上降低货币供应量。他分析，在人民币升值的普遍预期下，不论怎样，热钱都会来，加息与否对热钱影响不大。谢国忠认为，第一个硬目标就是货币供应量增加不超过16%，以后货币供应量还会随G D P增速放缓而下降。

　　当然，货币供应量下降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速放慢。但谢国忠强调：“经济放慢是一件好事情，刚好在美国加息之前把中国的资产泡沫挤出去。这样，等到美国利率再次回到5%、6%的时候，中国就不至于出现1996、1997年那样的东亚金融危机。”而在这过程中，谢国忠认为，紧缩政策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因为离到位还有很长的距离。

　　2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新时期的宏观管理必须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极大不确定性来作出决策，并要引入宏观审慎性政策。中国还处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尽管已经完成了相当一部分路程，但这条路还没有完全走完，仍旧有一些财务软约束的现象，这种财务软约束可能会造成潜在的、过热的冲动。在目前通胀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中国的宏观管理需要转向，并在这种转向中找到一个新的、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新平衡点。

　　观点

　　广东省金融办：建议中央适当放权

　　广东省金融办主任周高雄20日晚出席陆家嘴金融论坛时接受南都记者采访表示，2010年广东金融产业增加值实现2493亿元，“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30.4%，占G D P的比重从3%提高到6.1%；全省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11.54万亿元(其中地方金融机构总资产2万亿元)，超过香港；实现税后利润1530亿元，创造税收收入847亿元。

　　周高雄提出，在金融管理方面，中央应对地方适当放权。他表示，在经济结构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多元化情况下，中央高度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已不能充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经济、社会双转型条件下，金融对内开放、对下放权，利大于弊。他提出，应强化地方政府在建设区域金融市场、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等领域的职能；有必要赋予广东、上海等地与港澳台及东盟地区开展金融合作的权力。

　　周高雄建议，全国实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分层监管的金融管理体制。中央设立金融管理委员会，履行制订国家金融工作的方针政策、制订金融产业发展规划、制订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对重点大型金融企业进行管理、监督的职能。地方政府设立金融产业厅，履行执行国家金融政策、制订地方金融产业发展规划、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培育发展区域金融市场、培育发展地方金融企业、开展金融合作、防范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职能。

　　他同时建议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地方金融立法权限，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审批、监管权限都下放到省级政府或中央派驻当地的金融监管机构。

　　南都记者 辛灵 刘扬 发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