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总结金融危机教训，发挥央行在金融监管中的主导作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吴晓灵5月20日在2011上海陆家嘴论坛上建议，应发挥央行的主导作用，形成金融监管常规协调机制，强化央行的监管权威，形成监管制约，金融监管协调应由“一行三会”组成，财政部也应是重要的观察员。

　　对此，中欧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黄明认为，这不是狭隘的为央行增加职权鼓与呼，而是针对此次金融危机而延伸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吴晓灵的分析和提议很有价值。外界注意到，“十二五”规划中也有加强央行进行金融监管协调的表示，但具体如何加强尚无定论。

　　在宏观审慎监管中适度强化央行的职能，在国内外总结此次金融危机教训时有一定共识。早在2009年3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即提出，设立一个负责管理系统性风险的机构。外界认为伯南克的本意就是强化美联储的监管职能。其后，时任香港金管局长任志刚也提出，应跳出传统的央地监管职能，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生新思考央行职能。

　　在吴晓灵看来，本次金融危机表明，中央银行是唯一能在短时间内向金融体系和社会注入流动性的机构，是能恢复市场信心的权威机构，是金融市场的定海神针。中央银行如果缺乏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信息，则会贻误拯救金融机构的最佳时机。

　　本次金融危机还表明，对单个机构的稳健监管并不能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因而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因此要关注系统性风险，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要加强监管。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这个职能只有央行有能力承担。

　　为此她认为，发挥央行在金融监管中的主导作用关键是保障央行掌握监管信息的权力。央行是直接承担监管职责，尽管历史原因和各国情况可以有所不同，但让央行掌握金融机构的监管信息关保留央行在有疑问时对金融机构、特别是对银行的检查权，是保证货币政策有效实施、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的先决条件。

　　中国2003年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吴晓灵认为这提高了货币政策制定和监管技术的水平，但至今没有形成监管协调的常规机制。她建议：监管协调不能只是三会协调，而应由一行三会组成，她特别强调，财政部也应是重要的观察员。

　　吴晓灵说：中国所处的情况与国际上很大不同，西方是因为过度金融创新、过度追求利润而没有很好控制风险所资产泡沫引发造成的危机。中国所处的阶段不一样，我们存在金融压抑。我们没有实现金融功能监管，更多是金融机构监管。在国外谁也不会挑战央行的权威，但在中国，央行的权威太不够了。长期下去，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央行权威不够会产生很多问题，尤其是在人民币走向国际过程中，我们的金融监管体系无法适应。

　　吴晓灵说，强化央行的权威，不是指个人权威而是机构职能的权威。同时要强化功能监管。监管的责任是让业务合规、审慎，而发展的责任在金融机构。

　　这是否意味着一行三会的现有格局需要进行调整，部分属于三会的权限应回归央行？在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她认为让三会的职能回归央行也不现实，不需要什么权力回归央行，但需要充分保证央行对金融监管信息的知情权，对于金融机构的异常表现，央行应当有权进行检查，而常规的检查则不必过多。此外，进行金融产品开发，谁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应当是央行，即通过央行制约其他金融机构，真正实现功能监管。新加坡金管局局长孟文能也强调，功能监管是更重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杨表示赞同吴晓灵的看法。他认为，国际上已经超越了功能监管的范围。中国有其传统原因，管人、管机构是我们的特点，这使得活跃的金融领域面临障碍，因此应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过度，进而超越功能监管。

　　至于是否强化央行的权威，李杨认为中国许多机构的功能都可以再讨论。比如财政部的功能是什么？是否也应当有所调整？他介绍说，伯南克当初来中国社科院访问时，美联储方面曾要求给伯南克以“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因为他在美国政府中地位排名第四。

　　在金融体系的监管框架中，吴晓灵认为应妥善处理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与消费者保护的关系，三者应形成协调与制约的有效搭配。这样才有利于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防止权力集中产生的腐败。

　　展望未来，吴晓灵认为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主要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央行与监管机构的各自定位问题，央行管宏观，监管机构（三会）管微观，所有总量政策及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制定就是宏观政策。二是金融监管要处理好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关系，二者不矛盾，应当以功能监管维护市场统一的秩序，以机构监管保障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合规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