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7日，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发布名为《2011全球发展地平线———多极化：新的全球经济》的最新报告，称到2025年，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六大新兴经济体将占全球增长总量一半以上，而全球货币最可能出现的情景将是一种围绕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为中心的多种货币并存格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18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世行的最新报告是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走势的客观描述，无论在经济总量占比还是货币格局上的预测都是客观现实的。为应对这种变化，发达经济体未来的主要功课是在观念、经济理论体系和管理架构上接受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现实，而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任务则在于练好内功，包括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社会转型以及探索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之路等。

　　世行的报告预测，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在2011年至2025年期间年均增长将达到4.7%。与此同时，对发达经济体的同期增长预测为2.3%，不过他们仍将在全球经济中占主导，欧元区、日本、英国和美国都将在推动全球增长中发挥核心作用。该行首席经济学家、主管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说：“在南南投资和外资流入迅速扩大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正在成为重塑全球产业的一股力量。国际金融机构需要尽快适应和与时俱进。”

　　根据联合国投资报告提供的数据，2010年流入新兴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占到全球资本流动的53%，历史上首次占比过半;与此同时，来自新兴经济体的FDI也增长迅猛。汇丰银行近日对外宣布，中国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去年达到近600亿美元，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五大资本输出国，而且有迹象表明，这个数字可能会在今后3到5年内翻番。此外，在企业层面，近几年亚洲特别是中国企业进入全球企业500强、100强甚至10强的数目都有显著增加，来自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也正在进一步融入全球投资与产业链中。

　　陈凤英认为，为适应这种格局，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需要至少从三方面作出调整。首先，发达国家需要改变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看法，特别是不能继续对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持过度警惕的态度，而要以更开放的心态来接受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和企业的投资。以中美两国为例，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有预测称到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可能会达到2万亿美元的规模。美国必须认识到这种投资势头不可逆转，而美国也需要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投资来帮助其创造财富和就业，同时以平和心态接受中国企业在美国赚取利润。其次，原来以大西洋两岸为主的资本流动决定了国际投资的主要游戏规则主要是存在并适应发达国家之间的。眼下，伴随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资本流动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些既有游戏规则必须作出调整，纳入东方因素。最后，新兴经济体更多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许多国有企业可能会走向海外。这就意味着原来的以发达国家私人参与者为主体的市场上出现了更多“公”字头甚至“国”字头的竞争对手或者合作伙伴，这也要求在前者以更包容的心态来对待。事实上，这也是本轮金融危机重创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理论后很多学者和经济学家正在反思的问题。

　　同样，在发达国家积极作出调适的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应该认识到，其自身地位的提升乃至目前人们普遍预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并非“板上钉钉”。要持续良性成长，新兴经济体必须主动从内部进行调整，否则不仅会阻碍多极化进程，甚至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潜在风险。

　　陈凤英认为，短期内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在大量资本流入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软着陆，避免危机被转移到自己身上。从长期看，主要需要在四个方面作出努力。首先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以出口导向为主、更多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体来说，更多依靠消费拉动是确保其经济保持较高速度增长的必然选择;而对于俄罗斯、巴西及中亚、中东、非洲等资源出口地区而言，发展制造业及其他多元产业是降低未来经济风险并实现平稳快速增长的根本方向。其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科技创新，这需要从教育、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作出长远的规划和打算。否则，单纯依靠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是无法与发达经济体竞争的。第三是提高国民收入，这需要从社会转型入手，从追求国富转向追求国民共富，从源头上解决国内消费动力不足的问题。最后新兴经济体需要探索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全球资源急剧减少已成不争的事实，在谴责发达经济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因过度消费与浪费加重地球负担的同时，现实已不允许新兴经济体重蹈其覆辙。因此，能否找到一条低碳、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将决定新兴经济体是否能够成功完成跨越。

　　世行报告的主要作者、世界银行发展趋势研究主管曼苏尔·戴拉米表示，全球经济预计将要发生的变化是根本性的。总体来看，这些改变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是利好的。不过，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现行的多边规范和制度是否足够强有力，能否承受向多极化的过渡。在权力中心之间管理好全球一体化所面临的挑战，凸显出加强各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对于减少经济的不稳定风险至关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