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经济在2008 年接近崩溃时，国际社会表现出各国可以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目前的挑战是要证明，当我们不再面临紧迫的危机但仍然面对深层次问题时，我们也能够一起努力。我们是否会建立一个更稳定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今后几年将会给出答案。

　　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不是经济孤岛。国际贸易永远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一些最成功的经济增长案例都实行过出口导向型增长的策略，而一些最不成功的案例则没有尝试过这种策略。例如，韩国一天的制成品出口量相当于埃及一个月的出口量，韩国目前的人均GDP是埃及的5倍。贸易也不限于商品。用商品出口量来度量贸易额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服务贸易目前大约占全球贸易额的1/5，而且这一比例还在增长。

　　服务贸易的增长与技术进步有关，技术进步使服务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很容易地传播。苹果、脸谱（Facebook）和谷歌等公司已经改变了在世界范围提供服务贸易的方式。即使是比较古老的服务也可以进行贸易了—在过去100年里，在温布尔登举行的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冠军赛已经从一个英国国内小型赛事变为一项全球的重大网球比赛，主要是因为该项赛事受到了全世界187个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一样多）4亿电视观众的喜爱。

　　但是，国际贸易需要有一个货币体系才能快速发展。如果亚洲经济体只利用实物交易的方式，则这些经济体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崛起。如果在竞争性市场上可以通过浮动汇率来决定不同货币的相对价值，那么还有必要制定“游戏规则”或需要一种国际货币吗？“国际货币体系”这一术语是否是一种矛盾的提法？这就引出了我想讨论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具体指什么和我们是否需要这样一种体系？

　　“好的”失衡与“坏的”失衡

　　许多年以来，需要有一个管理国际支付体系的“游戏规则”的观点时隐时现。因此，法国选择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作为其今年主办20国集团（G20）会议的主题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这些问题为什么不能由市场因素来解决？什么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外部性，即一个国家的行为会扭曲其他国家的选择？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互动中，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外部性问题最为明显。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地位不断上升也许是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制解体以来最重要的变化。仅仅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就使25亿人口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如果加上巴西和俄罗斯等国则更多。在今后5年中，预计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占到全世界产出增长量的3/4。

　　贸易促进了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使世界其他国家受益，因为许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出现了下降，尤其是制成品。但是，同时出现的经常账户失衡问题对全球的消费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1998～2006年，高储蓄国家的年产出增加了大约10万亿美元—比这些经济体国内需求的增长多一万多亿美元。高储蓄国家的产出相对于需求的快速增长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相应的资本流动。资本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向上”流到了出现赤字的发达经济体，资本流动寻找可赢利的投资机会的迹象并不明显。赤字国家（主要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欧元区的外围国家，包括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2006年的借款数额比1998年多一万亿美元。这造成了不可持续的国内需求和净负债的增长，以及长期低利率等模式。

　　我们还不清楚家庭或政府是否真的意识到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但在2008年后期，由此产生的脆弱性变得非常明显。许多发达国家的信贷供给停滞了，全球的信心崩溃了，私人需求大幅度下降。全世界只能通过前所未有的政策措施来缓解产出的减少。这些措施确实抑制了产出的大幅度下降，也使信心有所恢复。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没有直接受到银行危机影响的国家，产出已经恢复。

　　但这些极端政策措施仅仅是推迟了全球消费模式所需要进行的调整。长期实际利率不可能保持如此低的水平。

　　在欧元区比较脆弱的外围国家，发展可持续性的挑战最为突出。由于无法通过更多借款来维持国内需求，所以这些国家目前正努力用外部需求来替代国内消费。这些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为了偿还债务和使失业率下降，必须将产出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在货币联盟内部，实现上述目标尤其困难，因为没有浮动汇率制度，这些国家很难降低国内外商品的相对价格。即使可以降低相对价格，相对于收入而言，以名义价格计算的债务负担也会上升。这些国家目前非常依赖于其他支出，其他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国家的国内需求增长对上述国家会有促进作用。

　　全球失衡的一个主要教训是，仅靠本国的政策措施无法防止国内需求以不可持续的速度增长。跨期预算约束并不能形成当期的纪律约束。因此，会形成不可持续的支出模式和不稳定的股票市场。结果是，在未来某个时点，必然会发生突然和成本高昂的调整。

　　跨期预算约束只能在长期内有效。因此，各国可以在很长时间内实施不一致的政策，而且金融体系中很多缺陷也鼓励决策者这样做。一个缺陷是无法防止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市场是不完全的。汇率的波动可能是突然和无法预测的。在过去20年里，美元/日元的最高与最低汇率之比是2：1，美元/欧元的情况也类似。很难防止这种大幅度波动意味着，这种波动可能导致产出的剧烈波动，而这又会造成资源和就业重新配置的高昂成本。固定或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可能有助于降低“过度”波动造成的实体经济成本，这种过度波动可能反映的是市场情绪的短期变化。但是，如果固定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妨碍了实际汇率的调整，则会造成不可持续的消费支出模式。

　　新兴经济体管理其汇率还有其他原因。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保持较低汇率水平是实行出口导向型增长的一种方式。另一个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希望持有大量外汇储备来防御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银行贷款）的突然转向，这种转向在20世纪90年代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这种政策扭曲了储蓄和汇率机制，并造成大量资本流向与实体经济无关的行业。由于借款和贷款国家的金融市场都不完善，所以这种资本流动会造成某种程度的脆弱性，比如当需要进行调整时，很可能是非常突然的。一个例子是，工业化国家对“大而不倒”银行融资成本的隐性补贴造成的扭曲使这些国家出现了过高的杠杆率。贷款人愿意以较低利率和较大数额提供贷款，而在没有隐性补贴的情况下则不会这样做。在其他国家，金融压抑人为提高了储蓄率，因为借款成本太高。这些案例突出说明了有必要加快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改革。

　　实际上，有“好的”和“坏的”失衡。一方面，全球化的好处是使储蓄资金流向投资收益最高的地方；另一方面，失衡可能反映了经济中价格信号的扭曲，导致了资本流动和支出不可持续的模式，而且纠正的成本非常高。区分这两者并不容易，但在制定货币、财政和金融政策时又必须进行区分。我们应当从失衡的后果是“好”或“坏”的角度来进行评估—即失衡是否造成了扭曲的外部性（externality）。

　　全球需要一个国际对话平台

　　我们应当如何改革现有的货币体系？因为问题很多，所以建议的解决方案也不少。自布雷顿森林体制以来，一直不断有各种建议：如将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或浮动汇率改为固定汇率、回到金本位制、创造一个新的国际货币、改变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构成、取消或引入资本管制政策，以及建立持有货币储备的新方法等。

　　现在还不太清楚的问题是，上述建议中的哪些是正确的。我曾经提出我们需要更仔细地分析缺陷或摩擦成本，这些缺陷和成本使得浮动汇率制度本身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认为，主要摩擦成本是在对经常账户进行突然调整时，产出和就业会出现大幅度下降，这种调整可能是由于汇率的突然变化或金融体系的崩溃。摩擦反映了在跨期储蓄和财务决策中价格信号的扭曲。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近期的金融危机充分说明，这些成本非常高。任何解决方案的核心都是如何对待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即赤字和盈余国家调整其支出模式的非对称压力和责任。

　　为了解决这一核心问题，我们不应当将注意力放在改变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构成等问题上。特别提款权是一种储备资产，不是一种储备货币，因此与不可持续的支出水平和利率的形成机制几乎没有关系。

　　我们的前辈非常清楚这一核心问题。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美国和英国官员都建议盈余和赤字国家应当有更加对称的责任。美国代表哈里·怀特（Harry White）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提出了一项“稀缺货币”（scarce currency）条款，该条款建议，如果基金组织的某种货币储备货币用完了，则该种货币就被宣布为“稀缺货币”，这时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可以针对该货币发行国采取差别性贸易政策。而英国代表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建议设立一个国际清算联盟，对巨额赤字或盈余国家进行处罚（他之所以建议在国际清算联盟中使用一种新国际货币单位“班克”（bancor），主要是当时各国货币都还不是可自由兑换的）。凯恩斯的目的是一种对称的责任。正如他在1941年所写到的，“压缩支出的社会负担远远大于增加支出的负担。除此之外，调整过程对债务国是强制性的，而对债权国则是自愿行为。无论债权国是否选择进行调整，它都不会有不方便之处。虽然一国的储备不能低于零水平，但对上限却没有限制。就国际贷款的调整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债务国必须借款，而债权国则不受这种约束”。

　　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由于缺少一个针对债权国和债务国的有效和对称的责任框架，所以导致了周期性危机的发生。建立一个有约束力框架的障碍非常清楚。现在各国政府都知道本国是债务国或债权国。这样一种有约束力的框架目前对各国政府都不可能有吸引力，根据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理论，这种框架必须具有经济和道德力量。

　　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在缺乏一个全球政府的情况下，确定“游戏新规则”只能是一种理论实践？当然，凯恩斯设立国际清算联盟的建议并不可行。但过去20年的经历表明，巨额失衡意味着在出现大幅度调整时，所有国家都会受到伤害。

　　因此，即使没有正式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也需要有一个改善脆弱体系的国际对话平台。中央银行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确保产出的增长路径是可持续的—与较低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相一致。但是这种需求管理模式远远不是可持续的。当对需求的大幅度调整最终出现时，必然会对产出水平造成影响。改革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以及各国国内金融体系，对中央银行实施以国内价格稳定为导向的政策框架是一个必要步骤。

　　呼唤短期的“大妥协”机制

　　如何实现一种更加可持续的状态的一个急迫问题是，不同国家需要实行重新平衡的发展战略。只有一种重新平衡的路径—根据定义，赤字国家的重新平衡恰好是盈余国家的重新平衡。但是，高储蓄国家选择的路径不同于高负债的工业化国家愿意选择的路径。后者需要降低杠杆率和减少借款，但这意味着，如果要避免另一次突然调整，这些国家不能承担重新平衡其经济的时间太长的风险。相反，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需要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出口行业中较多的就业机会，这样才能保证其巨大人口的充分就业水平。因此，中国等国家的决策者会感到无法迅速扩大国内需求的比重。他们不希望过快地重新平衡其经济。当然，最终这两种战略必须一致，因为全世界的需求作为一个整体必须“相加起来”。

　　目前，世界经济的需求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赤字和盈余国家不同偏好造成的政治冲突可能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就像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那样。因此，在短期内必须有一个“大妥协”（“grand bargain”）机制，以便采取一些政策来支持一条各国都认同的重新平衡的路径和避免出现贸易保护主义。

　　这种“大妥协”应当是20国集团的“强劲、客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的核心目标。为此，需要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分析方法：即如何认识“好的”和“坏的”失衡的相对重要性，目前还缺乏这种分析方法。这种分析应当包括：第一，减少或增加净出口占国内需求比重的认同路径；第二，允许实际汇率升值以支持消除失衡的认同框架；第三，一组管理各国可以限制短期资本流动的条件；第四，限制失衡积累的宏观审慎政策和实现金融稳定的新工具；第五，结构性政策，包括财政政策，以提高赤字国家的国民储蓄和降低盈余国家的储蓄。为了回到可持续的增长道路，必须有上述这些政策的某种结合。

　　还要避免一些失误。很常见的情况是，针对某种不可持续状态的大幅度调整的对策开始和结束时都需要提供流动性。但问题是这种调整通常不是暂时的流动性短缺问题。正如我们自2007年以来和以前所多次经历的，多数参与者—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政府—都倾向于认为提供更多流动性就可以解决问题。但真实情况是，只有当提供流动性是向一个更根本性的解决方案过渡时，这种做法才有意义。

　　重新构建世界需求模式符合各国利益

　　一旦实现了重新平衡，接下来的长期任务就是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没有世界政府来实施“游戏规则”，以防止外部性的发展。因此，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国家之间的合作。

　　目前，众多国际会议提供了许多观察世界的机会，尽管这些会议还没有采取实际的救助行动。目前只有布雷顿森林机构本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具有代表所有187个成员国的资格。但这两家机构的治理结构已经过时。在本次危机最严重的时刻，20国集团和7国集团表现出了强有力的领导力。我们应当将这种资格和领导力结合起来，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国际合作机制。

　　因此，我认为将20国集团融入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这种变化可以建立一个单一和有效的国际经济合作框架。在长期内，一个更强有力和有代表性的国际机构也可以利用其影响力来应对现有机制的缺陷和前面谈到的经济摩擦。根据对世界需求模式的可持续性的判断，这种结合也可能成为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一种更加注重规则的框架机制。虽然目前看来这似乎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前景，但现在有一个防止外部性的制度先例—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在国际贸易保护领域发挥着类似作用。到目前为止，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目前，更有可能的是高失业率引发贸易保护主义，规则的设计没有涉及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不是来自厂商的压力。

　　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本次危机的根本原因一个都没有消除。“大而不倒”的银行问题仍然存在。 更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协调自由贸易与稳定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问题。

　　目前，在全球层面上最明显的问题是失衡又在发展。不断增长的债务水平,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是长期低利率的必然结果,但这种局面使债务国家特别脆弱,如果盈余国家的高储蓄率发生改变或长期利率出现上升的话，就会造成资产价格下降。从长远看,长期利率一定会上升。显然,这些脆弱性会影响我们大家。因此,重新构建一个更加可持续的世界需求模式符合各国家的利益。

　　目前，世界经济的需求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赤字和盈余国家不同偏好造成的政治冲突可能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就像 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的那样。因此，在短期内必须有一个“大妥协”（“grand bargain”）机制，以便采取一些政策来支持一条各国都认同的重新平衡的路径和避免出现贸易保护主义。

　　延伸阅读

　　What is "Veil of Ignorance"

　　何谓“无知之幕”

　　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是“无知之幕”。意思是在人们商量应当如何对待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里的不同角色的成员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幕布下，约定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走出这个幕布后在社会/组织里处于何种角色，然后大家讨论针对某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如何对待，无论是市长还是清洁工。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不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置，因此这一过程下的决策一般能保证将来最弱势的角色能得到最好的保护。

　　（本文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康以同摘译自英格兰银行行长莫文·金2011年3月11日在美国加州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