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型增长”转向“消费型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是个紧迫的问题，但对于实现的路径充满着争论。

　　改革派认为，要形成一种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就必须少投资，放慢经济增长步伐。反对者则认为高增长和低消费之间不存在关联。他们认为可以在不导致投资减速的前提下扩大消费，因为他们认为症结在于中国的储蓄无法有效地转化为国内的投资，经济才越来越走向出口导向型。因为宏观恒等式中储蓄是被要用掉的，它只有两个去处：投资和净出口。否则经济要平衡，就只能减少产出。

　　但是将“投资”转化为“进口”以减少经常账顺差，非真正的经济再平衡，而是失衡的恶化。2011年一季度中国罕见地录得季度逆差，高速增长的进口反映出经济增长愈来愈倚重于投资，中国的保障房建设、高铁工程、水利兴建以及其他已经铺开的在建项目的投资规模累计高达GDP的1.2-1.3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拉高导致中国贸易条件快速恶化。

　　表面看，是政府在做补贴(资本、劳力、环境、退税)，实际上是家庭财富的转移为制造业和投资的繁荣提供了补贴，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方面是中国长时间将利率锁定在极低的水准。

　　1995年底中国经济成功地从恶性通货膨胀中“软着陆”。从1996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平均真实利率为2.93%。2003年至今，中国经济的平均真实利率是-0.3%，8年的96个月中有52个月中国经济处于负利率中。如果中国的银行能将三个点的利息还给居民部门，将增加家庭收入1.5万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10年全部国企利润的70%。

　　经济逻辑的结论是，只要投资还在迅速增长，就需要家庭部门提供更多补贴，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就将停滞不前。中国离再平衡的道路渐行渐远。而你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储蓄率结构的变化，便一目了然。

　　1999-2007年，中国的总储蓄率劲升了14.4个百分点，比例大致是这样分配的：家庭贡献了2.7个百分点，政府贡献了5.4个百分点，企业贡献了6.3个百分点。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一直在增加，家庭储蓄率基本稳定，但家庭储蓄在总储蓄中所占份额却在下降。

　　家庭高储蓄率反映了中国人口红利的释放，非常正常，这与相同阶段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非常相似。但中国还有60%的储蓄是企业和政府形成的。反过来，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的剩余越多，它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所以高储蓄又促成进一步的高投资。

　　而中国再平衡的路径越来越被导向在升值与通胀这两种结果中进行选择。我想，只有当中国放弃以家庭财富转移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让财富尽快地从政府和企业回到家庭，中国的再平衡之路才会真正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