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胀形势依然严峻。而在中国，通胀多了很多中国特色。中国目前通胀的原因有哪些？贸易顺差究竟是不是通胀的罪魁祸首？如何解决通胀问题？

　　就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明尼苏达银行业讲席教授张春。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有学者认为通胀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输入型的通胀和贸易顺差的增加影响了国内的供需关系；第二是外汇收入的增加导致了货币发行量的增加；第三是外资的大量涌入导致了通胀。你认为我们目前的通胀原因何在？

　　张春：在我看来，这三个原因都有，不能分割开来。

　　首先，是贸易顺差带来的美元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了货币发行量的增加。美国货币经济学家说过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原因是货币发得太多。

　　第二个原因是输入型通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涨，导致我国面临极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但据我观察，进口比例不是很大，每年总的进口额大概十万亿元，其中有30%~40%可能和商品有关系，假如只从进口来说，影响并不大，最大的影响还是带动了国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第三个原因是外资进来把商品炒高，但资本是有管制的，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

　　日报：针对这三种因素导致的通胀，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张春：针对贸易顺差造成外汇储备过多导致增发基础货币这种通胀，我国目前一直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等于把发出去的基础货币再收过来，还可以发央票，同样起调节作用。这种方法对解决货币多发是一种办法。

　　第二个解决办法是尽快让人民币升值。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用这个办法，这对输入型通胀有好处，增发的基础货币也可以减少。但鉴于我国长期靠出口驱动经济增长，出口能带动就业，目前我国还主要考虑出口企业利益。但要注意到，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的话，国内物价上涨，劳动力成本上涨，最终卖到国外去的产品一样会变贵。

　　第三个办法是让人民币走出去，让中国的老百姓到海外投资。我们现在是贸易顺差，有很多美元进来，如果这些钱可以投资出去，央行就不用增发人民币来购买外汇储备了。而且从长远来说，海外投资对老百姓有好处，收益高，还可以购买一些资源类的东西。

　　日报：似乎我国目前只采用了第一种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存款准备金率还有多大上调空间？

　　张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由银行承担成本，而且不让银行贷款出去，那很多企业融资会更困难，尤其是中小企业。所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根本受害者是中小企业，我认为目前有过度使用的危险。

　　日报：为什么另外两种办法都没有使用？

　　张春：我们没有采用后两种办法的主要原因，恐怕主要是担心对出口会产生影响。

　　这个考虑有它的问题，以前是低汇率保出口，但低汇率会有通胀，最后还是会使得出口下降。我个人认为三个方法都要用，才能解决问题。

　　十年以后，美元会大大贬值，到时我们的外汇储备怎么办？我们等得越久，以后就会亏得越多。

　　而即使是用第一种办法，只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是不够的，必须要持续加息。

　　日报：一季度出现的贸易逆差是怎么回事？会成为一种趋势吗？

　　张春：一季度出现贸易逆差，这种情况很少出现，我估计不会是长期趋势，有季节性的因素。但如果顺差真减少了，汇率升值的幅度就不需太大。

　　假如说人民币汇率升值10%，按每年10万亿元进口额算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每年省去1万亿元，这些省下来的钱可以补贴给出口行业可能因此失业的人。

　　还有一点，如果人民币升值，美国人也不见得不能承受人民币升值的结果。1990年以后，因为中国制造的原因，美国很多东西的绝对价值一直在下降。现在即使人民币升值，美国也能接受并且应该接受，他们没有许多选择，因为中国制造的基础设施好、效率高、价格低。他们享受这么久廉价产品了，现在该是他们承受的时候了。

　　日报：中国现在是否存在一种侥幸心理，以为全球通胀问题解决的话，中国也就解决了自身通胀问题？

　　张春：如果全球通胀的问题解决了，那也只是没有了输入型通胀。假如人民币依然被低估，依然依赖出口，依然超额发货币，那中国经济增长还是会存在通胀压力。

　　以前问题没有显现出来，是因为中国有大量廉价劳动力，成本可以一降再降。如果一个国家增长快，劳动力成本低，就可以保持低通胀，但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而中国经济增长如此之快，劳动力不够，则必然出现通胀的压力。

　　我们现在还在用一些行政手段来抗通胀，但那毕竟不是长期的办法。我认为只要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不改变，继续以出口为导向，而且利率和汇率体制不改革，大量积累外汇储备，通胀就还会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