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目前的全球失衡和经济不稳定并非主要因其而引起，但参加"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国际研讨会的学者一致认为——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

　　围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尽管问题是相同的，但是讨论问题的全球经济金融背景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前，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外学者就这一课题的交流与沟通，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联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与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在京共同举办“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国际研讨会。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创始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教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执行董事魏本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高海红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东亚·北京）中心主任肖耿教授；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等多位知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发表观点。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怎样创建一个更加稳定和平等的货币体系？二是特别提款权和其他形式的全球货币能否逐渐取代美元，并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人民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中国应该主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还是应该顺其自然？人民币国际化与创设全球储备货币存在什么关系？为此，本次会议重点围绕国际货币体系的总体架构、特别提款权、多边货币体系与人民币国际化等主题进行深入研讨。参会者一致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尽管目前的全球失衡和经济不稳定并非主要因它而引起，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显然无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国际货币体系的总体架构

　　本次论坛上，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回顾了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反思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他指出，国际货币体系的功能本应是更好地配置资源和管理风险，但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却放大了整个系统的风险。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全球流动性泛滥，全球储蓄没有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这些问题都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密切相关。由于国际货币体系无法实现自动稳定和自我约束，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既不稳定也不公平。（1）储备货币多元化很难摆脱特里芬难题，储备货币发行国所积累的债务削弱了该体系的可持续性。（2）一些国家积累很多外汇储备，在不同储备货币国家的资产之间进行选择，使得相对汇率变得不稳定。无约束的跨境资本流动是不稳定的主要来源，它会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3）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削弱了全球需求，带来了通货紧缩效应。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通缩倾向，源自于顺差国和逆差国的不对称性。在危机时期，逆差国不得不减少支出，而顺差国则不用。那些出于谨慎性动机而大量持有储备货币的国家是不会因为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而减少其储备持有量的，因而全球总需求会减少。（4）为了安全网而积累的外汇储备，使得本可以被花出的钱没有得到利用，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以特别提款权（SDR）为主导的全球储备体系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从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向全球储备货币体系过渡，将有效提升全球货币体系的公平性和稳定性，促进经济增长。

　　斯蒂格利茨进一步提出，构建一个合适的全球货币体系，需要在政治上采用非一致同意原则。也就是说，即使改革方案不能达成所有成员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得到实施。斯蒂格利茨对未来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建议包括：（1）加强资本充足率、杠杆率、顺周期性等方面的金融监管，关注影子银行体系、对冲基金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2）不要把国内政策与全球政策分开。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政策都具有全球影响，我们应该加强全球的政策协调与合作。（3）建立债务重组机制，成立安全网以预防危机。（4）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资本账户管制和汇率监管，不能脱离监管来讨论均衡汇率。（5）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金融机构，扩大SDR的发行，并逐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比如，每年发行2500亿美元的SDR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分配SDR可以有多种方式，根据气候变化来分配也是其中的一种。（6）应该对信贷渠道的阻塞敏感。由于银行体系的崩溃，货币虽然不能转化为信贷，货币当局也应该采取逆周期方式，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

　　中央财经大学张礼卿教授认为，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三大缺陷：一是存在特里芬难题。二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与全球金融稳定目标存在着冲突。美国完全根据国内经济目标来制定货币政策，而完全不考虑它的扩散效应，可能对国际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三是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背景下，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积累大量外汇储备，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总而言之，现行国家货币体系既不稳定也不合理。为此，应着眼于短期和长期两个层面，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短期内，多元化的货币体系更具现实性但是不稳定，因而需要加强政策协调，G20应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从长期来看，应建立全球储备货币。

　　摩根大通国际部门董事长雅各布·弗兰克尔（Jacob Frenkel）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终目标是经济可持续性增长和繁荣。如果一个体系不能实现这一目标，那它就不是最优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该遵循以下基本的准则：（1）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只有在双赢的情形下才能进行。（2）充分认识资本账户开放的后果和影响。（3）国际货币体系不能仅仅是为了应对目前的危机而进行短期的修补，应该着眼于长期体系的设计。（4）引入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机制，应该保证它的适宜性与合理性。（5）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各国有权制定自己的财政政策，但是需要考虑到它的全球影响力，对其他国家容易造成影响的政策应该得到约束。

　　特别提款权的改革、影响与前景

　　特别提款权（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目前的SDR一篮子货币组成中，只有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SDR的核心理念一方面是通过替代账户来维持美元的稳定，各国用美元购买IMF的SDR，避免美元在市场上波动导致崩溃；另一方面，SDR让贸易盈余国承担更多调整的责任，即将消费需求从赤字国转向盈余国，以帮助全球走出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阴影。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国货币与金融改革委员会委员安托尼奥·奥坎波（José Antonio Ocampo）教授主张实施单一特别提款权账户方案。（1）IMF应该是基于SDR的组织，其任何一笔交易都应该基于SDR。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SDR的分配作为中央银行储蓄放在IMF，SDR的分配与中央银行在IMF的存款挂钩。IMF可以像中央银行一样进行借贷而不是依据份额或安排进行借贷，使得IMF与各国联系更加紧密。（2）SDR的发行应该采取逆周期方式，使危机时期的分配能克服凯恩斯的通货膨胀问题。（3）所有国家应该分配SDR，那些没有充足储备的国家可以从富余的国家借款。由于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SDR，建议将80%的SDR分配给发展中国家，20%分配给发达国家。如果仍采用按份额分配的方式，那么，应该设计一种方法使需要更多外汇储备的国家可以获得SDR。（4）使用基金组织存款来向多边发展银行购买债券，为发展中国家融资。（5）扩大SDR在私人市场的应用。（6）创立一个IMF所有成员国都参与的透支账户（类似凯恩斯的提议），这个体系可以更好地实现SDR和外汇储备之间的过渡。在回应是否应该将SDR货币篮子扩大到所有新兴市场货币时，奥坎波指出，只有那些非常强劲的货币能够产生足够的需求。

　　北京大学黄益平教授提出，SDR的货币篮子应反映世界经济的真实情况。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应该被加入货币篮子，人民币是最有潜力进入这个篮子的货币。如果人民币能够进入SDR货币篮子，将有助于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应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快速放开汇率管制，推进资本账户有条件地自由化。目前中国资本账户还没有开放的领域包括债务融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其中证券投资最为复杂。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瑞·艾青格林（Barry Eichengreen）教授提出，SDR为自由浮动的私人货币，没有基础篮子，资产由市场决定。与艾青格林的提案不同，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的提案包含了更广泛的特别提款权分配，使它日后能够成为更重要的储备资产。大国出于预防性动机积累储备很重要，基金组织在危机时应发行更多的SDR。现在分配SDR有很多障碍，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没有把它看成是预防性措施，而看作是摆脱发达国家的手段。如果SDR的利率能以其他方式确定，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改善。威廉姆森指出，只有当SDR成为公共资产时，人民币才应进入货币篮子。

　　储备货币多元化与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胡永泰（Wing Thye Woo）教授认为，储备货币多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益处在于降低外汇市场交易成本，而不是降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或者提高货币体系的公平性。人民币国际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储备货币多元化也是一种必然趋势。储备货币多元化能否实现取决于未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应该从三个方面改进全球经济治理：（1）IMF在当前只有一种主要储备货币的情形下都没有管理得非常好，如果加入更多的货币，其管理和监管的责任将更为艰巨。鉴于改革IMF的困难性，胡永泰预计世界将建立类似于欧洲货币基金的机构来取代基金组织的职能。所谓新的基金组织将是区域货币基金的联合体。亚洲货币基金的建立将主要取决于中日两国的关系。（2）应该有一个超国家机构对资本项目下的跨国交易进行监管，由于没有世界性的政府，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提高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透明度。（3）外汇操纵的识别。投机者不仅存在于私人部门，还存在于部分中央银行。解决之道在于成立国家储备货币体系工作小组进行协调。

　　中央财经大学张礼卿教授提出，超主权货币的形成只能在长期实现。短期内储备货币多元化更具现实性，对中国而言，应该寻求短期和中期内的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基本上是以市场驱动为基础的，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1）如果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意味着多元储备货币体系中竞争加剧，这会约束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发行政策，减少全球货币失衡。（2）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特里芬难题。（3）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可以分享铸币税，大幅减少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货币错配，降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4）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推动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改革，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5）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亚洲货币金融合作。当然，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有很大的风险，应该渐进式改革，并高度警惕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的风险。无论是在境外人民币市场的发展还是在境内有限度地开放人民币业务，都需要加强风险控制。斯蒂格利茨教授也指出，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必须谨慎从事。

　　泰国前财政部长察隆坡·素桑坎（Chalongphob Sussangkarn）认为，美元被广泛运用是因为它的货币市场具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从而使用美元的成本很低。出口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意味着其他国家要用人民币来支付，这就要求大力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有不受限制的离岸市场，外国人可以投资于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由于中国有大量的贸易盈余，如果其他国家想持有人民币，中国就必须让资本流动，允许外国人发行人民币债券。如果一个国家本身的经济总量或储备不够大，那么这会存在很大的风险。中国应该慎重考虑货币国际化的步伐，而且要时刻注意离岸中心，避免遭到冲击。

　　SK中国研究院院长王允钟（Yunjong Wang）提出，日本和韩国企业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总量出现急剧增长，因为韩国和日本企业在中国都有自己的子公司，使用人民币结算使他们获得很大的收益。为打好基础，它应该能被用于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中国进口商将不再面临进口货物时的汇率风险。关键是中国市场的出口商必须要接受人民币。韩国母公司能用人民币进行远期交易，但是人民币利率要高于美元利率。很多国际结算通过平行贷款方式，因此韩国出口商必须为人民币交易支付更高的贴现率，因为人民币贴现率高于美元贴现率。经中国政府批准，目前香港和美国的公司在香港市场上发行人民币计值债券，但韩国公司极少获得批准。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并不会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障碍。人民币国际化仍处于初级阶段，不过，如果按现在的势头发展，10年后30%的交易将用人民币结算。然而，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理想和现实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英国安石（Ashmore）投资管理公司公共部门投资顾问业务主管奥斯曼·门登（Ousmene Mandeng）赞成多元货币体系，并支持构建一个可操作的提案来实现这个目标。多元货币体系不仅适宜而且可行，因为减少对于一种货币的依赖有助于降低风险。中央银行储备将成为推动这个提案的有力工具。从现在来看，即使中央银行想在危机期间动用其储备，它们可能都不会用，因为这可能会带来储备的崩溃。货币干预应该通过一个普遍认可的基金来完成（类似于替代账户或亚洲债券基金），其规模至少是5000亿美元，这样协调才会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