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出现了10.2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逆差，虽然量很小，却是2004年第二季度以来的首次，尤其是考虑到2008年的巨额顺差，变化的确显著。

　　第一季度出口有季节性偏低因素的影响，季节调整后，第一季度的货物贸易仍为小幅顺差。但是，从2009年开始，季调后顺差迅速下降，占GDP的比例更是大幅度下降。

　　对于扩大进口以减小贸易顺差的政策来说，这似乎是个好消息。然而，第一季度进口额的大幅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进口价格的上升造成的，而进口实物量的增长率，反而不及2002年以来的平均水平。按季度数据算，今年第一季度的贸易条件（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例），打破了2008年第三季度的低记录，创1993年以来的最差水平。

　　最近几年，贸易条件最好的季度是2009年第一季度，那时金融危机大大影响商品价格，进口价格达到几年来的最低点。从2009年第二季度起，进口价格快速上升。与2009年第一季度相比，今年第一季度的进口价格比出口价格多上升了约25%。按此计算，贸易条件恶化可以导致超2万亿元的年度国民收入损失。

　　在贸易条件大幅变化的时候，国民收入的真实增长率可能与按生产法计算的GDP真实增长率有相当大的不同。贸易条件恶化使国内生产出来的同样数量的产品换回了较少的商品。在名义额上，国民收入核算的等式是成立的，但是消费和投资的价格涨幅高于国内生产者价格的涨幅，由此引起了国民产品生产和使用的真实增长率的差别。

　　部分由于价格上升，现在中国进口中，初级产品的份额日益增大，中国贸易条件与初级产品国际价格的关系更加密切。

　　在2002年以前，按美元度量，初级产品平均价格相对于美国CPI的大趋势是下降的，20世纪70年代有一波显著的上升。2002年以来，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快速上升，到现在，金属材料相对价格上升的幅度，已显著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幅度。

　　而2002年以来，也是中国城市化进展最快、投资率最高的时期。以中国自身的指标度量，2002年以来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中的份额快速上升，中国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更快上升。2002年至今，进口实物量的增长率平均为16.9%，约三倍于除中国外世界其他部分的经济增长率。这个情况，与20世纪70年代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影响类似。

　　导致20世纪70年代初级产品价格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最主要的原因是，全球真实利率过低。由于美国等国的货币当局认为控制通胀会抑制GDP，对通胀的控制不力，真实利率不断下降。过低的真实利率不仅推动了存货的增加，也推动了很多地方房地产价格和投资的上升，带动了初级产品的需求。

　　表面上看起来，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主要是政治事变引发的，但真实利率太低其实是深层原因之一：当石油输出国将石油卖掉换成美元储备的时候，真实利率太低造成了相对的亏损，与其拿着不增值甚至贬值的美元，还不如把石油留在地下升值。

　　尤其是在全球真实利率偏低这点上，2002年以来的情况与20世纪70年代非常相似，甚至程度更高。低利率引起了全球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和投资热，推高了初级产品的需求。

　　在中国，低利率也是一种政策倾向，过去30年的真实利率平均为0还弱。以前，由于国际影响不大，低利率造成的扭曲基本限于国内。现在，除了国内影响之外，低利率导致的需求扭曲，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成为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上升、乃至贸易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

　　不过，贸易条件变差引起的顺差下降本身虽不是好事情，但也间接引发了一些可能促成有利变化的因素。最主要的是，顺差下降使本币升值的趋势弱化，给提高利率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

　　过去几年中国抑制利率的一个考虑是国内外利差造成更多热钱进入，如果预期的汇率趋势发生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热钱进入。在这个基础上，利率可以多上升一些。这里说的主要是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构性变化，短期的调控总力度是另外的事。在总的调控力度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利率的同时可以减少行政性管理，少提甚至降低准备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