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表示，存准率没有上限，这就意味着严把信贷关口，而放开直接融资，社会融资总量还会继续上升，投资者将习惯越来越多的新股破发。

　　5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 《2011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针对存款准备金率的种种猜测明确回应，准备金工具针对由外汇流入等导致的偏多流动性，其运用力度和调整空间取决于多个可变的条件，因此并不存在绝对上限。

　　鉴于成本比央票等低一半，存准率已经成为央行控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从去年以来，央行已经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存准率达到20.5%历史高位；自去年10月以来，央行已连续4次加息。

　　央行还会继续提高存准率。

　　我国的贸易顺差虽然下降，但由于机构普遍看涨人民币造成结汇增加，因此外汇储备还会处于高速增长期。我国基础货币主要由外汇储备而来，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5月3日表示，外汇占款是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双顺差积累的这些外汇 （占款），占最近10年投放的基础货币量远远大于100%。”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票等手段，回收了80%左右由于外汇占款而投放的基础货币。央行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改变基础货币的发行体制，或者继续上调存准率前一个选项虽然是治本之术，但没有人会轻易尝试，做得好是改革功臣，改革失败就是历史罪人。

　　上调存准率是流动性刚性增长时代的最好选择，也是金融不健全时代的最好选择。事实上，美国等国也曾大规模以存款准备金调控金融市场，但这一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后逐渐退出。1993年7月22日，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宣布，放弃实行了十余年的以调控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规则，而以调整实际利率作为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将存款准备金率束之高阁。不容忽视的是，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了债券的证券化，而到格林斯潘时代，资产证券化风起云涌，导致虚拟经济达到600万亿美元的大泡沫。可以肯定，只要中国一天不实行资产证券化，只要金融机构行政色彩依旧浓烈，存款准备金就会成为最重要的调控工具。

　　当然，中国央行也可以像欧洲央行一样尝试用利率手段，但欧洲央行秉承德国传统，采用严格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中国央行则必须兼顾经济发展、就业、通胀等因素。随着PMI指数的放缓、库存的上升、出口的下降，显示中国经济已有初步滞胀迹象，加上以往贷款主要流向大型企业、地方投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央行不可能以加息作为主要手段，否则坏账将瞬间曝光，连调整的余地都没有。央行略有加息，居民的活期存款增加，这绝不是决策者希望看到的情况。

　　上调存准率相当于央行对商业银行征收的特种税，银行的资金进入央行冻结而不是流向市场获取收益，对于银行不公。此说似是而非，虽然商业银行支付了法定存款准备金上升的成本，但贷款的挤压使银行拥有了更多的贷款定价权。根据《一季度货币执行报告》，一季度非金融性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利率逐月稳步上升。3月份，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91%，较年初上升0.7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持续上升，3月份加权平均利率为6.17%，比年初上升0.82个百分点。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存准率导致贷款下降，银行可以通过提升贷款利率弥补，一季度的银行利润证明了这一点。

　　央行的稳健与银监会的监管让贷款必然下降，此时直接融资将成为重中之重。据报告数据，从2002年到2010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由2万亿元扩大到14.27万亿元，年均增长27.8%，比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年均增速高9.4个百分点。

　　银行要减贷提高贷款利率，企业要融资，新股上市鱼贯而行。据统计，今年前4月上市新股共114家，几乎一天一家，但新股破发数量多达75家，占比高达2/3。贷款已不能说明中国的金融实况，加上股市、债市与银行表外金融，才能体现中国资金体系运转的实际状况。

　　新股在破发，但发行节奏不会下降，上半年业绩拐点加上发行加快，上市公司估值中枢将有一个下移过程，中小公司已经有所体现，接下来，我们会看到随着破发的增加，发行市盈率的下降，打新，将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