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纠结的时代!

　　境外,人民币难以抑制地在升值;境内,通货膨胀在加速货币贬值。投资机会却不多:楼市限购了,股市长期在3000点附近徘徊……

　　资金怎样保值,如何跑赢CPI,几乎成为全民话题。

　　中国中小企业促进会副会长周德文表示,有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初,浙江民间资本高达8000-10000亿元,温州人手中大约就有6000亿元。“经过一年累积,浙江民间资金起码在万亿以上了。”

　　一私募界人士也透露,此次由松入紧的宏观调控周期中,浙江的民间借贷资金容量迅速膨胀。据估算,仅温州、义乌、宁波三地,民间借贷规模不下2000亿。

　　无可否认,浙江是中国境内民间资金最丰裕的区域之一。而温州和义乌,则是浙江区域内两大民间金融流派的代表,即浙南模式和浙中模式。

　　不同模式,同样的狂躁。

　　焦虑,则成为游资的统一表情。

　　义乌:飙升的铺位“指标”

　　“涨得厉害,暂时不投资了。”4月4日,义乌市民丁亚玲又到篁园路小商品市场转悠了一圈,发现之前看中的7.2平米的入场“指标”费用居然从85万飙升至130万。所谓“指标”,其实就是铺位经营资格,其费用不包括租金及经营中产生的其他任何成本。

　　已到中年的丁亚玲本是一名银行员工,离职后,便想着运作手中数百万闲钱,做点投资。于是,整天开着她的丰田车,混迹于义乌的大街小巷,寻找投资“灵感”。

　　因为很多亲属在做小商品生意,她自然也对相关投资机会更为关心。除了篁园路小商品市场,丁亚玲还紧紧地盯着宾王路服装市场铺位。据说,自这家市场确定要搬迁的消息传开至今,5平米的铺位,指标价格已经飙涨到200万,而去年最高的也只要150万。

　　1995年开业的宾王路市场是中国小商品城的三大主体市场群之一。许多当地居民、众多民间资本都盯着这个老牌商城的入场指标,丁亚玲只是其中一员。

　　在宾王路市场的南门口,只要用本地话搭讪,那些店主就会告诉你,哪里有铺位“指标”可以出让。

　　事实上,目前义乌的民间资金主力投向仍然是小商品市场。

　　3月,更是投资回暖的时间节点。记者在义乌实地调查期间,从酒店、交通等部门了解到,这一时期,义乌的民间资金基本都能返回到以小商品为特色的地方经济。

　　一方面,春节期间,义乌小商品市场服装服饰、民俗工艺品、金银饰品、玩具等产品呈热销态势。另一方面,大中院校开学在即,体育娱乐用品、文化办公用品的订单量亦将有明显增加。

　　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2011年1月,义乌小商品景气指数为1080.21,比2010年12月份上涨3.5%,其中效益指数上涨4.5%,规模指数上涨3.0%,市场信心指数上涨2.8%。

　　可以说,义乌民间资金最感兴趣的投资项目便是店铺炒作,而非房地产领域。而当地政府也随之营造了一个资金从场外到场内的“孵化链条”。

　　数十年来,义乌一直坚持“兴商建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使是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义乌出现了大批企业倒闭,经贸依然是当地政府眼中的区域经济“命脉”。

　　浙江海关人士透露,义乌小商品目前每天的出口量达到2500个标准集装箱,是中国所有内陆海关中最高的。在义乌,平均每天有超过1000个集装箱车从当地海关监管卡口通过,小商品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义乌实际上也已成为一个外国资本的吸附地。

　　记者从义乌市工商局获悉,2010年义乌市共成立21家外商投资合伙企业。2011年1月1日-3月25日成立了27家,出资总额1441万元,户均出资额30万元。目前,浙江省九成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在义乌。

　　温州:实业空城与“全城借贷”

　　曾经以制造业著称的温州,如今已名存实亡。民间资金很难在当地逗留。

　　与义乌资本集结的特性相反,温州的民间资本则在国内四处“逐鹿”,且更专注于房地产领域。很多时候,温州资本更喜欢炒作“平方票”,也就是农改房相关的土地指标。

　　这种长宽不过七八厘米的小纸卡,是村集体分配给村民的农改房指标。购房者只要买下这张纸,就可获得建房资格。这种小纸片,在乐清叫“平方票”,在瑞安叫“红证”,在苍南叫“地基卡”,而在平阳则叫“指标卡”。

　　说白了,这相当于资本市场的一纸权证。

　　自去年底以来,有的平方票从2万元涨到200万元,有的则从20万元涨到150万元,一张票24小时内涨价7万也不稀奇。

　　在乐清、柳市的东村、薛宅村,北白象镇的塘下村、前西漳村,人们对这种纸票的炒作已至癫狂。

　　在温州,这种“指标”交易已被地方政府密切关注。此前,温州瑞安的“红证”一度经历整顿,乐清市政府也曾召集公安、国土、规划、工商、房管等相关部门,打击整治“平方票”炒风,加大对非法买卖的查处力度。

　　不过,炒作之风最近又暗暗兴起。“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出口。”浙江一名金融监管人士称。

　　而与此同时,民间资金却又出现了惜贷行为。

　　温州有个著名的咖啡馆叫OPPO。记者在当地采访一周时间,晚上到访OPPO共三趟。每一次,在迷蒙的灯光下,十之八九的顾客都在高声谈论高利贷,而且一开口就是几百万。

　　其实,温州的民间资金很难在当地逗留。曾经以制造业著称的温州,如今也已名存实亡。

　　记者从《2010年温州市金融形势分析报告》中发现,这种资本脱媒状态已经进入当地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视野之中。

　　“危机以来,大规模信贷投放的滞后效应推动了资产价格和通胀预期的不断攀升,导致企业实业投资意愿下降,社会资金脱离实体经济的套利、逐利活动明显上升。”温州一名参与调查的金融监管人士分析认为。

　　在此基础上,温州区域内大规模资金投向私募基金、股权、房地产等领域。

　　温州金融监管机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温州至少已经形成7个有实体企业背景的房地产公司,每家公司的资金规模不下30亿。

　　“民间借贷的用途,已由以前主要用于临时资金周转,逐步向投资获利转变。”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研究员刘守谦分析认为。

　　而与此同时,温州部分地区“拉闸限电”,也更进一步导致大量资金闲置。比如,由于“限电”,永嘉瓯北一企业主不得不将企业停产,300多名工人放假回乡,至今未恢复生产。

　　类似情况不在少数。

　　无疑,这些原本准备用于生产经营的大量资金,因此成为“闲资”,等待投机获利也便理所应当。

　　这种投机情绪,可以从温州人行中心支行的一份调查报告上得到佐证。

　　去年第四季度,该中心支行对银行储户展开的一份“您认为最合算的投资”调查显示,区域内民间借贷市场,已逐渐从弥补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不足的补充性作用为主,过渡到聚集闲散资金进行各式投资为主。

　　于是,各式各样的投资俱乐部遍布温州。“温州其实成了一个民间资金的集散中心。”多位创投界人士感叹。

　　共同脸谱:资金价格飙涨

　　存准率不断上调,为借贷商们带来的不仅是客源,还有居高不下的利息。

　　3月下旬的一天,在温州市区新城一家寄售行,记者尝试着欲将一辆“别克”私家车寄售,但遭拒绝了。店主称,汽车典当,现在起码是“保时捷”,否则基本不做。

　　而在一年前,记者以同一辆别克车向同一家寄售行咨询,店主告之,寄售业务只需典当人身份证和汽车行驶证即可。借条上填写的只有款额、借期、抵押物的名称、借款人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等。但利息一项不予填写,而是直接从本金中扣除。比如,借1万元钱,扣除10天的利息500元,实际拿到9500元;如果10天后续借,就必须交500元利息。逾期不办理交纳利息手续,抵押物品就会被卖掉。

　　同一家寄售行,同一辆汽车,一年前后的遭遇差距如此大。对此,店主称,现在资金价格波动较大,筹钱难了,投资欲望又很强烈,“利息起码上涨了20%”。

　　“借钱怕风险,存钱怕贬值。”这种情绪助推了民间借贷资金价格的飙升,在浙江丽水、义乌、宁波、萧山等地表现得尤为明显。

　　根据人行温州中心支行关于民间利率走势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1月,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综合利率23.01%,其中融资中介市场(典当、担保、小额贷款公司等)的借贷利率达到37.33%,比年初上升0.86个百分点。

　　可以说,在温州,全城皆是高利贷。而义乌的民间资本也有着与温州一样的“脸谱”。

　　义乌的滨江路上,至少有10家以上的寄售行。刘先生经营一家寄售行已有6年。

　　对他来说,央行这一波从紧的货币政策简直就是“春风化雨”。他认为,民间借贷前两年是低谷,由于货币“超发”,资金价格一直走下坡路,他甚至做过比银行基准利率还低的借贷业务。

　　今年算是让他松了口气。“人们越从银行贷不到款,我们越开心。因为走民间借贷渠道的人肯定会增加。”

　　存款准备金率的不断上调,为借贷商们带来的不仅是客源,还有居高不下的利息。

　　记者随机拨打了两家抵押寄售商的电话,以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希望贷款50万,并承诺半年之内还清。而对方给出的回答是:“实物抵押且利息不低于5分(每月5%的利息),爱贷不贷,没得商量。”

　　“按现在的行情,月息5分不算高,一些急需钱的人找上门来,2毛日息的借贷都很好做。”某老板告诉记者。

　　在此背景下,义乌民间借贷的月息也已涨到一毛五,不是熟人介绍还借不到钱。

　　一个恶性循环是,很多拥有闲钱的人,资金出借的意愿暴跌:高利出借则担心有去无回,反之又心有不甘,怕所收的利息跑不过CPI。

　　结果是,出借者亏钱,借钱者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