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式风险挑战全球治理

　　自今年2月起，利比亚局势紧张，冲突不断。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对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要求有关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3月19日，美英法等多国联军发射导弹并空袭，掀开“奥德赛黎明”军事行动。利比亚局势无疑给国际油价浇了一盆“凉水”，并给全球经济带来沉重负担。

在利比亚，一名反对派军人途经爆炸现场。

　　3月11日，日本当地时间14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引发的海啸影响到太平洋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地震造成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4号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引起全球恐慌。

这是3月17日拍摄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照片。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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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起全球危机接连发生，似乎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全球治理正在遭遇复合式风险的挑战。复合式风险与传统风险不同之处在于：在时间上，危机具有相互关联性，一起事件与另一相关事件接连发生；在地域上，又呈现出明显的“蝴蝶效应”，一起小小的事件，可能引起全球性的危机；在领域上，一起事件已经不再局限于起先发生的范围，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相互交叉，危机复杂性增强，处理危机的难度加大。

　　世界是否处于深度危机之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嵎生认为，虽然近些年来全球危机不断，但是全球局势并没有人们想像中的严重。

　　全球风险社会来临？

　　由于全球危机的相互关联性、集中突发性、影响深远性等特点，从SARS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从全球气候变化到这次日本遭遇地震、海啸及核泄漏的三重灾难，每一起全球危机都会对全世界造成深远的影响，必须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早在1986年，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重大事故开始，哲学家就十分关注由现代技术引起的巨大风险。同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家乌尔里希 贝克（Ulrich Beck）教授出版了《风险社会——走向新的现代性》，书中提出了“风险社会” （risk society）的概念，并提出我们已进入了风险社会，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全球风险社会”。他从特定的角度，把握了现代社会的本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社会的非传统安全，制订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独特的参考。

　　贝克指出，“风险”（risk）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或“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当人类试图去控制自然和由此产生的种种难以预料的后果时，人类就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

　　现代风险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它所带来的后果，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与控制。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时代，也就是“所有那些世界各民族融合成为一个单一社会和全球社会的变化过程”。现代风险社会和“全球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我们用与技术发展相同的速度创造出无法测算的不确定性时，我们就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逐步展开，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国家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而面对灾难，人类更需要相互依存，相互帮助。当下，人们在为日本同胞平安祈祷的同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以生命的名义尊重生命，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令人动容。然而，在共御灾害的背景下，人类不仅需要感同身受的同情心，不仅要持有战胜灾难的信心，国际社会更应加强合作，共商预防灾难的良策，还要积极防止因疏忽和应对失策而加大灾害的后果，以应对“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

　　变与不变，全球秩序走向何方？

　　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国际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冷战以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面对复合式风险，世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与国际格局密切相关的一些国际体系要素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对冷战后格局的一种比较普遍的定义是“一超多强”。金融危机之后，一超多强的基本框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其中实力分布却是有消有长。目前世界格局的基本特征似可以概括为“一超走弱，多强易位”。

　　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金融危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状态，美国一超的地位也没有受到根本的挑战。但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软硬实力的损耗、金融危机对美国综合实力的负面影响等等，都对美国的能力和领导力提出质疑，使其软硬实力出现了走弱的态势。与此同时，多强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新兴国家整体实力上升，并开始进入国际体系的核心，这是世界权力消长和格局变化的明显标志，也是多极化雏形的实质性显现。尽管如此，一超多强格局还没有出现拐点，这一大的格局框架也会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继续存在。

　　与世界格局变化密切相关的是国际治理体系的变化。金融危机以来的发展突出地说明，在当今世界格局之中，威胁性质、主要矛盾以及治理方式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旧的治理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国际治理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国际格局的变化也使得治理模式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伊始那种基本上是西方大国垄断国际治理体系的模式开始松动。西方主导国际治理体系的态势还会持续，但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金融危机催生了这一新的治理模式，为讨论和解决金融危机而形成的20国集团机制在匹兹堡峰会上被界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任何全球治理方案都包括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虽然西方主导国际体系的基本现实没有改变，但西方全面垄断的时代已然结束。

　　国际体系演化的诸多迹象显示，国家已经不是唯一的国际力量，非国家的社会力量展示了很大的影响力。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力量加强、社会规范嬗变、社会网络形成三个方面。

　　国际体系中社会力量加强，行为体多元化趋向明显。过去对格局的界定仅限于国家力量的对比。如今，社会性力量发展势头猛烈，成为人们在考虑世界格局的时候不容忽视的力量。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国际市民社会等都成为影响国际事务的重要因素。欧盟、北美、东亚的地区活动也十分活跃。非政府组织在设定议程、倡导规范、跨国网络方面也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今世界还远未脱离国家体系，但行为体多元化和主权原则松弛化已经表现出来。有的时候，国家的力量甚至无法驾驭社会性力量，以国家之力应对社会力量也表现出明显的不足。

　　传统的国际社会是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其规范也主要是约束国家的行为。在这种传统国际社会中，主权、安全和实力均衡三大理念构成了基本的国际规范。在后冷战时期，一些新的规范开始传播，并在国际社会力量的大力推动之下形成势头、不断扩散。大国高度重视抢占国际规范的道义制高点，比如欧盟强调气候变化，美国倡导无核世界。如何积极应对国际规范的变化已经成为新兴大国的重要课题。

　　国际社会的另一个变化就是社会力量会跨越国界，形成网络，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发展。这些网络成形于社会，存活于草根，利用迅速发展的技术，大力推广自己的理念。非政府组织的跨国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们的力量在于将自己倡导的理念变成社会性规范，并促成制度建立加以保障。也就是说，它们在打造国际社会文化。文化力量虽然是软力量，但其影响不可忽视。

　　当今世界格局的基本形态依然是“一超多强”，但“一超走弱，多强易位”的态势已经显现出来。世界格局的界定已经不能仅仅限于有形实力或是硬实力的大小。实力结构、制度结构和文化结构都已经成为世界格局中的要素。有形实力是力量，同时，制度是力量，文化也是力量，并且都是构成世界格局的要素。谁主导了这些力量，谁就占据制高点，谁就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强的发言权。

　　面对危机，全球治理如何脱困

　　相对于全球危机而言，“全球治理”作为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一种理论，不过20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它都是一个脆弱的概念。“全球治理”提出于冷战刚结束时。当时国际形势激烈变动，国际力量重新组合。人们提出了“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全球治理”理念应运而生。不过， “全球治理”提出后的前10年，基本上处于沉寂状况，没有多少人响应，认为是一种“乌托邦”。但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治理再次引发热议。

　　面对非传统安全和复合式风险，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消除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在迅速变化的形势下，改革原有的国际制度、创建新的国际制度，加强国际治理体系已是势在必行。

　　有人曾经把“全球治理”等同于“西方治理”或“美国治下的和平”，但是历史正在翻过这一页。我们看到：“美国治下的和平”已经难以维持；美国难以承担全球治理公共品的巨大成本；在金融领域，美国正在从全球治理者向被治理者转化。“全球治理”不等于“西方治理”；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地位出现动摇；西方国家之间在金融、气候、安全等领域的治理议题上出现诸多分歧。

　　另外，全球治理不等于对主权的抛弃，“国际干预”在全球治理中始终是立不住脚的。尽管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困境，但无可否认，主权国家依然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应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国家主权依然是民族国家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有力武器。目前的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具有不均衡性的特点，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的地位不同，获得的利益也不等，发达国家经常以以全球治理的名义操纵国际组织，干预不发达国家的内政，不发达国家则借机利用“国家主权”进行抵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就使得许多诸如惩罚侵略、打击恐怖主义及跨国犯罪、保护生态环境等国际社会公认的共同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虽然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运动在解决诸如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显示出解决问题的基础性与灵活性，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它只能作为国家作用的一种补充，既不能完全取代国家的作用，也不能占据主导。主权国家因其强大的实力及合法性在解决上述问题方面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未来十年，是国际治理体系转型、国际制度转制创制的十年。转制中的国际社会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更大的平台，也为各种力量的合作提供了场所。新兴国家的利益和声音必然会反映在国际制度改革和创建之中，原有大国也会在改制创制过程中争取主动和优势地位。未来世界的秩序将取决于原有大国与新兴大国在国际制度领域合作的成败。

　　面对复合式风险，全球治理必将不是一条坦途。不过我们相信，世界会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