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内，增加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与中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相一致。”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的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是他第二年参加博鳌论坛。对于备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的保尔森态度始终坚定。除此之外,他还分享了他对美国经济前景、两房改革等热点问题的看法。

　　中国通胀与不对称增长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通胀，中国政府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3月CPI为5.4%，为32个月最高，您如何看待中国的通胀问题以及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

　　保尔森：首先，价格稳定和控制通胀非常重要，而中国正在集中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我认为长期内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与中国自身利益最大化相一致。一个灵活的汇率制度能够反映经济市场情况。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重要的价格信号，会成为中国控制通胀非常有效的工具。

　　至于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我认为美国经济持续复苏不仅对于美国，对于中国及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

　　美国的经济总量大约3倍于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的稳定非常重要。我认为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是美国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来维持美元的长期坚挺。我承认我们在全球经济当中面临的一大挑战——我们在这个复苏的阶段正在经历一个不对称增长。

　　现在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十分重要。美国第一季度的增长，我认为人们预期过低，我预期增长将保持平稳，此事任重道远。当然，欧洲的情况较复杂，喜忧参半。每一个国家都在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努力，但同时我们也承认这是一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每一个国家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人民币问题代表改革

　　日报：您一直高度关注人民币问题，到目前为止，您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看到了那些新迹象？

　　保尔森：我一直认为人民币尽快升值，并成为一个由市场决定的货币对中国自身最有利。因为中国是一个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

　　如果中国是一个小国，没有人会提起汇率问题，但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深深融入全球经济，它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量巨大。我关注人民币问题是因为它代表了改革。

　　如果货币能够作为一种价格信号，经济的转型将容易很多，有助于经济向着另一种增长模式转型，更多地依赖内需，更有效地配置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这种市场机制和政府主导相混合的经济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一直认为，中国政府总体上认同汇率需要改革、需要国际化，主要的分歧在于速度和时机。他们想要的是增长的稳定，这也是我想要的，也是整个世界想要的。而主要的分歧就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

　　日报：中国已表示愿意采取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但中西方在人民币升值速度上仍然存在分歧。在不久前的南京G20研讨会上，各国表达了将人民币纳入SDR一揽子货币体系的意愿，但是美国财长盖特纳认为，人民币自由兑换是纳入SDR的前提。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保尔森：我对人民币的观点非常简单，第一，我认同中国持续改革的政策，增加货币的灵活性，并向市场化方向发展。

　　第二，我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意义重大。我们看到香港的点心债券市场，我们看到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国际贸易结算，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谈及储备货币，常有人问什么是储备货币。对我而言，储备货币必须流动性好、可兑换，价值由市场决定而不是政府。以美元为例，美元成为储备货币经过了很多年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即使在最糟糕的金融危机时期，财政部仍旧保证其价值，任何人可以自由兑换。

　　所以，人民币需要更多的改革和时间来获得储备货币的资格，SDR的问题与之相似，你怎么能让SDR包含某种货币，但这一货币汇率却由政府决定而不是市场决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同意盖特纳的观点。

　　货币的国际化能解决贸易账户问题，所有人对储备货币都有同样的期待，他们想要货币流动性强，易于交换，而所有人都不希望由政府来制定汇率。这就是中国为何投资国债的原因。我认为这是有帮助的。结合如今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角色，以及全球化的背景，我非常看好进一步的人民币国际化改革。

　　美国经济增长将加速

　　日报：有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可能会提前结束第二轮量化宽松，但是近期的经济数据显示，对于美国的经济复苏或许还不应该如此充满信心，那么，您对美国经济又是什么样的预期？

　　保尔森：对于第二轮量化宽松，我和各位一样拜读过那些新闻，我还是财政部长的时候，我就不谈货币政策，更别说前财政部长。但是我可以谈谈美国经济。

　　我认为，首先美国的市场和金融机构非常稳定，银行恢复得很好，这是个好事。美国经济增长将会持续，并有所加速。

　　第一季度相对于人们预期的确是有些令人失望，从历史水平上看，失业率仍旧很高，而且还可能会在高位上维持一段时间，因为还需要更多的经济增长，才能看到失业率下降。这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

　　我比一些人更乐观，因为美国非常有创造力，我认为在未来的几年，你将会看到很多新的创新，比如在硅谷。所以，虽然美国面临着更高增长和降低失业率的挑战，但是美国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日报：关于日本的地震，您认为日本的地震会给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带来哪些变化？日元是否又会持续走弱？

　　保尔森：首先在讨论经济后果之前，要考虑的是日本民众，因为他们受到了巨大的身心伤害和损失。我相信，日本人民会在灾后万众一心地站起来。

　　谈到经济，我认为日本有足够的财力和谋略，对日本的经济影响不会非常大，更不会对亚洲和整个世界产生太大的影响。

　　但是谈到经济增长，这从另一方面强调了两点：第一，我们都知道我们面临着的某些挑战，但同时还有不确定性和未来将面临的未知的挑战。谁也无法预知会遇到千年一遇的地震，也无法预知北非中东会出现这样的动乱；另一点是，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

　　尽管我认为日本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这一情况，但也像我所强调的，在金融危机后，所有的国家财力面临着紧张情况，尤其是危机又让财政雪上加霜的一部分国家，所以我们整个系统中没有多余的融资能力。

　　日本的另一大问题是核危机。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无论对日本还是世界。

　　日本发生这样的问题很自然，但是其他大部分国家，即使不是所有国家，也都将在核能源的利用上放慢脚步重新衡量其安全性，加强安全措施。不过，大部分国家将继续发展核能源，未来核能仍然为世界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关闭两房将确保债权人利益

　　日报：您如何看待奥巴马政府对美国住房融资市场的改革？

　　保尔森：这问题事关重大，美方对此开展了很多工作，奥巴马政府3月时提出了三个方案。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政策对于房屋市场的过度刺激。在美国，由此催生出的购房动机是好事，但是却乐极生悲了。

　　我们面临的问题当中，“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是最严重的问题。这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结构：政府支持，银行担保，私人机构获利，而一旦发生损失，那么，这部分风险都由纳税人来承担，这是不可行的。

　　现在那些公司已经被国有化了，这也是政府不得不做的努力。但国有化以后，现在每10项贷款中政府就要承担9项，这样坚持不了多久，况且整个住房融资体系还非常脆弱，还需要奥巴马政府3月提出的设计方案来完成救赎，并且从现在起就应该开始执行改革计划。

　　好消息是没人认为旧制度会继续。现在奥巴马政府提出三个选择方案，但没有特别推荐哪一个，完成改革还需要很多工作。我希望住房融资市场能进一步私有化。但目前这一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日报：您支持美国政府逐渐关闭“两房”？有人担心，关闭“两房”将对中国等主要债券持有人造成巨大损失，您认为呢？

　　保尔森：最首要的问题是两房的前路在哪里，我认为每一条路都有其局限性。我们对其行为负责，现在政府支持资产市场上的交易，而任何重组都将分开进行，直到还清所有债务。政府一定会关注遗留的债务问题，确保债权人的利益。（本报实习记者 赵轩 黄一青 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