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走进巴西已经走出的发展陷阱，中国应从这个金砖国家学习什么？

　　飞机逼近圣保罗，城市的轮廓显现出来，楼宇渐次清晰，一大片一大片看不到边际。即使遍历世界名城，仍会感慨于这座南半球第一大城市的规模，身边一位哥伦比亚商人则插话道：“你根本找不到比这里更富于商机的地方。”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宣言。巴西，这个“金砖四国”（BRIC）中离中国最远的国家，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同为迅速崛起的巨型经济体，中巴关系愈发紧密，促使我们两年间第二度远赴巴西。2011年3月，从海滨名城里约热内卢到首都巴西利亚，从亚马逊森林深处的玛瑙斯，到金融商业中心圣保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了数十名专家、官员、商界人士和普通民众。

　　记者对巴西两次采访，都是在巴西总统率庞大的政府与商业团队访华及金砖国家峰会的前夕，但比之上次针对时任总统卢拉的专访，此次历时更长，覆盖面更广，也更为深入。

　　这个以桑巴和足球闻名于世的国度，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除了矿产、石油等原材料和农产品，还能有什么更为深远的意义？

　　去除自得之后，来自中国的观察者会发现：作为一个资源大国，走过数十年坎坷的弯路，巴西终于摆脱了民粹和威权交替的阶段，正在转向完全不同而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轨迹：民主和自由市场、负责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弥合贫富差距和社会分配——一个不同于中国，但同样具备巨大潜力的制度框架和发展模式。

　　不是追赶者

　　从政府建筑到棚户区，都蒸腾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这既来源于稳定的政治和蓬勃的经济，更根植于其不断改良的制度框架和政府治理，以及解决不平等社会痼疾的政策

　　初看之下，巴西似乎在追赶中国的脚步。经济上，2003年至2008年GDP年均增长4.2％，2010年失业率降至历史低点6.4％左右。即便全球金融危机后的GDP增速高达7.5％，比起中国也并不是如何了不起的“奇迹”。国际影响力上，巴西正在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G20、气候谈判和贸易谈判上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声音。以世界第八大经济体的体量，巴西同样在承办接踵而至的全球两大体育盛会——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等等。

　　细读巴西的演变，则能看出更悠长的意味。

　　“在过去8年到10年中，巴西完成了重大转变。政府的社会分配计划，例如家庭津贴成为巴西市场的主流。”巴西贸易部长费尔南多皮蒙特尔（Fernando Pimentel）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专访时，一上来就在强调社会分配的改革。

　　强调社会分配并非巴西独有，但同在拉美，其方式却与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莫拉莱斯领导的玻利维亚的左翼民粹路线截然不同。巴西今日成就，与其痛定思痛走出民粹主义陷阱密不可分。

　　控制通胀没什么了不起，但把通胀率从20世纪90年代2557％的高峰降至正常水平，成就不可谓不显著。巴西已经从1999年开始实现通胀目标制，其保障是央行的绝对独立。困扰巴西近一个世纪的通胀，终于套上了“笼头”。

　　更为重要的，是巴西政策的稳定和连续。从1995年自由派卡多佐政府，到以左翼身份上台、今年刚刚卸任总统的卢拉，再到卢拉曾经的助手、现任女总统罗塞夫（Dilma Vana Rousseff），虽然两党票基和政治诉求各异，但政权交接平稳有序，而自由市场、审慎的财政支出和紧钉通胀的货币政策，更是一脉相承。

　　诚然，货币币值高企、出口受损、通胀的威胁仍不时探头，这些困扰着中国的难题，也同样在困扰着巴西。但从首都巴西利亚充满象征主义的政府建筑，到贫民窟色彩斑斓的棚户区，都蒸腾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这既来源于稳定的政治和蓬勃的经济，更根植于其不断改良的制度框架和政府治理，以及解决不平等社会痼疾的政策框架。

　　修复社会断裂

　　予惠于民的政策并不新鲜，但这一次，巴西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自身过往和众多拉美国家的新路，终于走出了巴西历史持续几代人的民众主义陷阱，以及挥之不去的通胀梦魇

　　低矮的房屋沿着亚马逊支流Tapajos河岸展开，零星的几户散落在丛林深处。码头是一个木棚，附近辟出一片空地，成为这个40多户居民的村子里惟一的足球场，十几个孩子在土场上比赛。

　　社区首领是个皮肤黝黑、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两年前我们已经通电了，也有电视机。”他眯起眼睛，脸上带着笑容说，“我的梦想是发展。”

　　什么是发展？他回答：“能有个上下水的卫生系统，孩子们能上网。”

　　在这样一个经济拮据的丛林村庄，有孩子上学的家庭，每月可以领到22雷亚尔（约合12美元）的补贴。政府每月把钱打到银行账户上，父母们手拿借记卡，划船两小时，到最近的镇子上找ATM机提款。

　　支持孩子上学的钱，来自于巴西政府的“家庭支持计划”（Bolsa Familia）。条件很严格：小孩在学校必须保持85％的出勤率，接种疫苗，而家庭总收入在每月140雷亚尔的贫困线之下。

　　“家庭支持计划”并不是很贵——仅占联邦政府预算2.5％、全国GDP的0.5％——但惠及整个贫困阶层：在人口不足2亿的巴西，有1200万家庭领取这一教育补助。

　　12美元不多，但对贫困家庭而言，已经是15％到100％的额外收入。2003年卢拉政府大力推行之后，效果显著。

　　“极度贫困群体的下降，收入差距有所缩小，青少年上学率的提高，都部分归功于这一计划的成功。”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新巴西》一书中评价道。

　　66岁的前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出身贫民窟。他曾自嘲，身为惟一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总统，他为最多的巴西人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在他的社会治理系列政策中，教育只是其中一环。对贫困人口的直接补贴，除了青少年教育，还有失业保险、最低工资等。

　　卢拉政府财政部经济学家巴博萨（Nelson Barbosa）估算，2002到2008年，各种针对贫困人口的直接补贴总额为GDP的6.9％到8.6％。在经济危机时补贴总量不降反升，2009年最低工资提高了12％，政府补贴总额占GDP的9.3％。

　　2010年4月，卢拉为财新《新世纪》撰文指出：“的确，为消除饥饿和贫困需要大量资源，不过，比起为拯救危机中濒于破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所付出的代价，这一部分的资源消耗量已经相形见绌。”

　　“这些项目的直接效果是，经济危机期间个人消费仅仅小幅下降，此后迅速反弹。”巴博萨说。

　　与贫困作战的另一个战场是公共卫生，而这在卢拉前任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时期已经打下基础。要控制艾滋病传播和为无力支付的病人提供治疗，巴西政府与拥有专利的各大制药商甚至美国政府公开对抗，取得了本地企业低价运用“鸡尾酒”疗法的权利，成本减半，以供本国病人使用。

　　巴西政府一系列重在调整社会平衡的政策，是痛定思痛的结果。早在近半个世纪以前，巴西就经历过“经济奇迹”，此后亦经历过“失去的十年”。罔顾社会公平、把广大民众排斥在发展之外，造成社会阶层之间严重的断裂，被认为是巴西无法持续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

　　予惠于民的政策并不新鲜，巴西在这方面也走过漫长的弯路。但这一次，巴西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自身过往和众多拉美国家的新路。

　　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也用石油财富向穷人提供食品、教育和医疗，但贫困人口不减反增。因为其巨额公共开支引发通胀，而通胀对于贫困阶层来说不啻洗劫。2010年，委内瑞拉通胀率为27％，高居拉美各国首位。

　　纵观巴西历史，“民众主义”也一度是主流。早在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政府就力主提高最低工资，为工人提供医疗保障。但与现在的情况正相反，处于集权状态下的民众主义，伴生的是经济发展的迟滞，和屡治屡败的通胀。

　　卢拉式扶贫虽不出奇，但的确有效。其筹钱的经济基础迥异于拉美左翼邻居，也终于走出了巴西历史持续几代人的民众主义陷阱，以及挥之不去的通胀梦魇。

　　民众主义忧患

　　拉美特色的民粹主义百年史

　　空中俯瞰亚马逊，丛林绵延不见边际，地下有丰富的石油和矿藏。巴西的可耕地面积占世界的四分之一。 2007年在近海发现大型盐层下油田，使该国石油储量在拉美仅次于委内瑞拉。

　　到过巴西的人，每常惊叹于这里社会的多元，种族意识的淡化。非裔巴西人口超过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仅次于尼日利亚；日本国土之外，没有哪个城市的日裔人口比商业之都圣保罗更多；此外全国还有2500万意大利后裔、1000万德国后裔和1000万黎巴嫩后裔。在巴西的日子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在自我介绍时，都喜欢谈论自己的混血出身，很自豪也很自然。

　　如此庞杂的社会构成，如此丰富的自然条件，却曾被其领导人形容为“拉美病人”。药方是威权和社会保障的结合体，结果是一个特殊的民众主义和畸形的城市化发展。

　　“巴西人民是虚弱有病的人民，国家需要一个医生，亦即独裁者。”1930年上台的巴西总统瓦加斯如此宣称。

　　瓦加斯一方面限制工人政治权利，称“罢工是对劳资双方都有害的反社会行为，与国家的最高利益相违背”，一方面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使工人获得了带薪休假、老年和残疾补偿、削减工时、最低工资制等待遇。

　　这样的民众主义是一种拉美特色的民粹主义。它不同于深具乡村特性的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而是反映了城市民众的诉求。工业主集团为了扩大国内消费品市场，需要适当增加工人的工资收入；同时，工业主集团为了对抗强势的大农场主集团，也需要与工人阶层结盟。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和谐社会”。

　　在政治上，民众主义有赖于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向一盘散沙的民众许诺，给他们带来美好的未来，而心怀敬畏和感激的民众也愿意团结在拯救他们的领袖周围。

　　1937年，大权在握的总统瓦加斯建立了新的国家体制，号称“新国家”，取消了此前宪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削弱议会权力；建立了总统领导下的法团制度，即政府在每个阶层或社会集团中仅仅承认一个全国性组织，如全国商会、全国农会等；取消一切政党——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当时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拉美翻版。

　　在经济上，民众主义确立国家的计划和干预作用，建立贸易壁垒以保护民族工业；以财政赤字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加名义工资、控制物价，由此实现收入再分配。问题在于，这一政策忽视了财政赤字和通胀的危险，也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

　　同时，民众主义将乡村排斥在外，加剧了巴西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导致了大量乡村百姓涌入城市寻找机会。城市化进程远远超前于工业化进程，造成了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这样的大城市中比比皆是的贫民窟景观，直至今日依然如鳞伤遍体。

　　随着“二战”结束和德国、意大利的失败, 巴西政治精英们认识到“新国家”将陷入危机。1946年，他们在军方支持下迫使瓦加斯下台，自上而下恢复了民主制度，允许政党和各类自发建立的社会组织存在，总统和议员通过民选产生。

　　但是，新制度并没有改变民众主义的意识形态，诸多民主形式只是换汤不换药。比如，虽然宪法原则上承认了罢工权利，但是，各项立法又使得这一权利实际上形同虚设。

　　此后的一段时期，巴西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其中的许多问题。

　　巴西在1930年启动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在50年代进一步深化。这是一种将工业消费品由进口转为自主生产，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模式。

　　从1956年到1960年，巴西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8％，官方的宣传口号“5年等于50年”赢得了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前景似乎一片光明。

　　然而，一个幽灵也开始游荡，它就是通胀。

　　为通胀套上笼头

　　巴西为通胀套上“笼头”，走过将近50年长路，其间经历了多次政变、20年军政府、三位短命的财政部长和一场世界杯的胜利

　　2011年4月7日，欧洲央行宣布加息，巴西央行也随即发布通胀报告，表示有信心将年度通胀从目前的6％逐步降低到4.5％的预定目标。

　　从6％到4.5％看起来只是一小步，反映的却是巴西抗通胀的信心和能力。而巴西制服通胀，为其套上央行通胀目标和政府财政预算两大笼头，则走过将近50年的漫漫长路。这是一个“巴西式”跌宕起伏的过程，其间经历了多次政变、20年军政府、三位短命的财政部长和一场世界杯的胜利。

　　第一轮通胀始于上世纪50年代。

　　从1822年独立之后，巴西经济一直以咖啡出口为重心，以此赚取外汇进口工业产品。

　　然而，始于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令咖啡出口锐减，迫使巴西在1930年启动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将工业消费品由进口转为自主生产，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也转而成为巴西经济的重心。

　　进口替代对中国来说并不陌生。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国和台湾地区，都曾在发展初期靠进口替代促进本国工业发展。亚洲经济从上世纪60年代起逐步转向出口导向，此后中国的腾飞也是一脉相承。巴西则没有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其政策失误更为高通胀埋下种子。

　　虽然能够生产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但巴西的资本、原料、中间产品和技术，大多来自进口，其“进口替代”只是改变了进口贸易的商品构成，而不是真正减少了进口。另一方面，“二战”以后，国际市场的需求波动，传统的咖啡等农产品出口已经远不足以赚取足够的外汇。

　　一个恶性循环由此开始。外汇不足，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生产原料，导致国内供应不足，物价上升，引发全面的通胀。通胀又严重阻碍了出口，刺激了利润汇出，打击了外来投资，由此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巴西的通胀率从1953年的20.8％升至1959年的39.5％,1962年更升至54.8％。

　　当时的政府和社会精英非但没有恐惧，反而乐见通胀，甚至推波助澜。通胀支撑起经济发展的假象，赢得了百姓暂时的支持。什么要求都能满足，只需印钱。

　　从1956年到1960年，巴西在海拔超过1100米的内陆高原上，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一座新首都巴西利亚，导致了巨大的政府开支。此外，国会通过法令，给公务员轮番涨工资。还有，为了支撑咖啡的价格，政府印钞票买咖啡。由于工人工资不随物价提高，通胀无疑有利于工业主集团和囤积居奇的商人。

　　然而，“免费”的盛宴终会结束。物价轮番上涨，国际收支危机终于爆发，巴西政府只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债。

　　在IMF看来，通胀和收支危机的原因在于，巴西进口超过了支付能力，公共开支超过了税收水平，信贷和工资的实际增长超过了全部生产的实际所得。因此，它要求巴西推行降低需求的经济稳定政策。这在现实中意味着冻结工资、降低进口补贴和紧缩信贷。

　　经济稳定政策得付出高昂的社会和政治代价。犹豫不决的巴西政府采取了拖延战略，中断与IMF的谈判，向国外寻求高利率的私人贷款。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1963年，经济衰落的真相终于无法掩饰；增长率从1962年的5.3％降至1.5％。IMF否定巴西政府反通胀的诚意，拒绝提供贷款。巴西政府已经无路可走。

　　经济局势濒于绝境之际，时任总统古拉特（Joao Belchior Goulart）宣称将要实行激进的左倾改革，必要时不惜解散议会，大量私营资产收归国有。古拉特的姿态不仅刺激了军方和上层社会，也令反对激进变革的中间派不寒而栗。

　　1964年3月31日，军方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废黜古拉特，推翻民主制度，成立军政府，要用威权将巴西经济引入正轨。

　　没有休克疗法

　　大举借债垒起来的“经济奇迹”，会有怎样的毁灭性后果？战胜2557％的恶性通胀，拯救巴西经济，又岂止“雷亚尔计划”这么简单？

　　“世界杯的时候，巴西人离心脏病发作只有毫厘之差。要是输球，经济崩溃、社会动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里约热内卢城中，面包山（Sugar Loaf）脚下一家餐厅里，巴西体育部官员冈萨乌斯（Richardo Leyser Gonalves）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坦言至此，面色严肃，丝毫没有玩笑。

　　里约热内卢即将举办2016年奥运会，2014年世界杯的球场也在紧张建设之中。

　　对于巴西人来说，世界杯的确可以创造奇迹。1994年，从不看球的卡多佐，为推销拯救巴西经济的“雷亚尔计划”，在新闻记者面前为巴西国家队摇旗呐喊。巴西队点球胜意大利，赢得大力神杯；如履薄冰的“雷亚尔计划”在升腾的国民信心中推出，从通胀中拯救巴西。

　　卡多佐当年被选为总统。这位社会学教授领衔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为巴西发展奠定基础，被卢拉政府延续至今。

　　卡多佐本是个勉强就任的财政部长。20世纪90年代初，巴西的恶性通胀像滚雪球一样急速膨胀。1990开始连续三年以月率80％的速度飙升，1993年达到了2557％的历史最高纪录。80年代末，政府在五年之间引入三种新币，全部失败。1992年当选的总统佛朗哥（Itamar Franco）在半年之内换掉三个财政部长，仍无起色。最后把外交部长卡多佐挪到财政部，成败在此一举。

　　“通胀的根本原因很简单：政府花的比赚的多。面对赤字，大印钞票。”卡多佐在回忆录中写道。

　　曾几何时，巴西人一度以为自己征服了通胀。

　　1964年军政府上台之后，强力推行紧缩政策遏制通胀。通过“第五号制度法”无限期关闭议会，所有宪法和人身保障均被终止，逮捕随意进行。与此同时，实施“生产主义” 的经济政策，最大限度提高经济增长率，容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军政府大借外债，发展重工业，兴建公共设施，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

　　从1968年到1974年，巴西GDP年均增长率为10.9％，成为拉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和世界第八大经济体。

　　但通胀并未远去，一直在蓄势待发。军政府治了财政超额支出的“标”，却保留了进口替代和举债发展的“本”。通胀反扑之时，势头更加猛烈，也更难治愈。

　　在巴西“经济奇迹”的背后，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型私有垄断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并驾齐驱，成为资本高速积累的受益者。与智利军政府以“私有化”为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不同，巴西军政府虽然一方面大力鼓励私人资本投资，但在重要行业依然以国家计划和干预为主，仅在1966年到1975年间，便新建国企210家，占巴西国企总数的60％。

　　军政府的发展战略并未突破“进口替代”模式，只是以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取代了轻工业。虽然军政府以货币小额贬值刺激出口，使出口向多样化发展，但巴西的出口依然以初级产品为主，并未像中国台湾、韩国等东亚地区和国家那样，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债垒起来的，而1973年和1978年两次石油危机打击下，国际初级产品需求和巴西出口锐减，债台高筑之下的巴西经济摇摇欲坠。1979年到1981年，巴西新借入的中长期贷款为380亿美元，同期还本付息竟高达390亿美元，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

　　在国内，罔顾社会公平的“经济奇迹”，导致广大民众被排斥在发展之外，甚至连生活必需品都难以满足，以消费拉动经济持续增长更是无从说起。从1981年到1990年的十年时间里，人均GDP竟有五年负增长。20世纪80年代因此成为巴西历史上“失去的十年”，高歌猛进的经济骤然失速。

　　与低经济增长率、低投资率相伴的是高通胀。1979年，巴西货币供应量增加73.6％，当年通胀率首次突破100％，达到了110.2％，此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即使军政府悄然转型，1985年还政于民主，通胀依然挥之不去，而且愈演愈烈。

　　直到1994年7月1日，卡多佐在巴西实施“雷亚尔计划”（the Real Plan）。

　　有别于此前各项计划，新计划既不冻结物价，也不根据通胀情况调整工资和物价，而是首先平衡财政收支，继而出台“货币价值参照指数”（URV），作为工资、物价和服务费用的变化依据，最后将URV升级为新货币——雷亚尔。以美元作为名义锚，雷亚尔与美元的汇率在1∶1附近摆动，实行“爬行钉住美元”的有管理的固定汇率机制。

　　“雷亚尔计划”成功的前提是，巴西由于调整经济结构，减少进口增加出口，已经有了400亿美元的贸易结算盈余，足以偿还外债的利息，为发行雷亚尔提供后盾。

　　1990年3月担任巴西总统、后因涉嫌贪腐被迫辞职的科洛尔（Fernande Collor）是1989年“华盛顿共识”的积极推动者。他启动了巴西的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对拉美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彻底终结长期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因目标明确、准备充分、执行严格，“雷亚尔计划”立竿见影。1994年下半年，由于内需激增，经济趋于强劲；通胀率当年下降至909.70％，1997年为7.48％；实际工资增加，民众重拾信心。

　　“雷亚尔计划”在大方向上和“华盛顿共识”一致，但在具体操作上避免了当时拉美、东欧屡见不鲜的“休克疗法”。

　　卡多佐之后，卢拉延续其经济政策，在自由主义经济之外又辅以社会发展的庞大计划，最终实现巴西经济发展与民生共进。

　　通胀治本

　　独立央行和极具透明度的通胀目标制，是通胀治本策

　　“只有卢拉才能向世界展示，拉美的左派也能执掌稳定的现代经济。”卡多佐在回忆录中如此评价卢拉。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左翼政府就是“不惜以财政赤字政策刺激经济、实施收入分配”的代名词，必然导致币值不稳和通胀。在拉美尤其如此。卢拉2002年当选总统时，其身份是劳工党的创建者和领导人，堪为巴西左翼政治力量的“共主”，更是不能不令人有如此猜疑。

　　然而，卢拉的经济政策却是出人意料的审慎。他恪守对IMF的承诺，力求实现预算盈余，哪怕经济增长缓慢为代价；同时确立完全独立的央行，目标只有一个：钉住通胀。

　　抗通胀是一个永续的征程。如果说雷亚尔计划一役功成，将通胀制服，战果的保持则有赖于1999年出台的通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

　　巴西央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关于程序有着细致的规定：一、由国家货币委员会制定未来数年的通胀目标和容忍区域；二、国家货币委员会一年四次出版通胀报告；三、如果通胀超出目标范围，央行行长须发表致财政部长的公开信，解释原因，提出解决方法和时间；四、以隔夜利率作为基准利率，每次国家货币委员会的会议制定两次会议期间的隔夜利率。

　　央行获得了操作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增加了面向公众的责任和透明度。单一目标意味着央行不再有理由推卸责任，而政府亦不可将通胀作为有利可图的工具，以此缓解财政压力或刺激经济。

　　巴西并不是第一个采用通胀目标制的拉美国家，但一步到位。此前，智利与秘鲁分别于1990年和1994年采用这一制度，但是两国起初在钉住通胀目标之外，还同时钉住汇率，直到1999年和2002年，两国才分别放弃钉住汇率，完全钉住通胀目标。

　　从制度条件而言，在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国家里，巴西央行的独立程度也堪称翘楚。

　　巴西央行操作完全自由，而即使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这样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其政府在异常的经济环境中，如果与央行出现分歧，可以临时否决货币政策决定。在巴西，法律“禁止”央行为政府赤字提供资金，而在加拿大只是“限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则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通胀目标制实施以后，成功改善了巴西公众的通胀预期。随后，卡多佐政府制定了《财政责任法》，建立了一个制度性框架，以确保跨期经常账户的平衡。现在，巴西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将通胀目标制和《财政责任法》作为巴西经济政策的支柱。

　　财政盈余和通胀目标维持了巴西经济的稳定，而结构性的转变则是通过国企私有化实现。

　　“我们终于也属于今天了”

　　巴西有其忧患，但属于它自己的大国崛起，其势已成

　　行走在亚马逊首府玛瑙斯的河边，和中国的城镇并没有两样。店铺鳞次栉比，人流熙熙攘攘。历史，在一段不足百米的街上，层次分明的呈现。

　　一端是19世纪橡胶热鼎盛时期修筑的歌剧院，美轮美奂，一砖一瓦都是欧洲水运过来，不计成本。

　　在雨林闷热的气候中，橡胶商人的妻子们效法巴黎贵妇，身着皮毛大衣，大汗淋漓的盛装出席。而郊区的橡胶林中，从非洲贩运来的黑人奴隶同样也挥汗如雨。

　　街的尽头是蓬勃的商业，从衣服到电器，叫卖声此起彼伏，过客大包小包，络绎不绝。

　　GDP增长和人均消费等数据，以及金砖国家领衔新兴国家发展的论调，在这里都是可见可触的生活。

　　“巴西经济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时期。现在我们不那么依赖美国了，而是靠大型集团企业。作为全球市场的参与者，巴西集团企业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巴西贸易部长皮蒙特尔说，“在某些领域，巴西的大企业集团已经发展为跨国公司。此外，小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数量激增，发展迅猛。”

　　私人企业在巴西繁荣兴盛，甚至许多政府活动都外包给企业。

　　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底访问巴西利亚，巴西总统罗塞夫的英文翻译不是来自外交部，而是当地私人翻译公司。无独有偶，本文作者之一两年前在巴西利亚采访卢拉时，其翻译亦是旅居巴西的美国人。

　　有民众主义传统的巴西，国有化常被用来换取民意，但过去20年间，巴西经历的则是一个有计划的私有化过程。

　　1995年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后，外企在巴西获得国民待遇，可以投资采矿、石油、电信等此前被视为必须国有化的重要行业。卡多佐政府最终将价值900多亿美元的国企私有化，包括淡水河谷公司这样的大型工矿企业，电信、电力和铁路，以及大部分州政府所拥有的银行。

　　国有公司依然实力雄厚，如巴西石油公司、两大国有银行——巴西利亚银行和联邦储备银行，以及政策银行巴西国家开发银行。这几家公司的确在巴西举足轻重。2009年巴西石油国内投资占GDP总量1.7％，相形之下，联邦政府国内投资仅有GDP的1.1％。而三大银行的贷款总额超过国内贷款市场的一半。

　　“除了这几家，所有的企业都是私有且私营。”皮蒙特尔说，“政府零星有些参股，但股份不多。即使采矿业、炼钢业、电讯业的大公司，控股权都在私人手上，执行私人公司治理标准。”

　　卢拉时期的私有化政策沿袭卡多佐传统，但政府投资也日益增长，其中最庞大的项目是2007年提出针对穷人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加速计划”，2011年至2014年计划投资高达5260亿美元。

　　“巴西的严重缺乏基础设施，例如公路、港口、机场。这大幅提高了国内产品的成本。”皮蒙特尔部长说。

　　巴西经济并非一切都好。与中国投资过剩、储蓄过高、消费乏力恰成镜像，巴西需要向提高储蓄和投资率的方向再平衡经济。

　　为了防通胀而一直采取的高利率政策，给其经济造成了隐患。由于国内利率大大高于海外金融市场利率，导致大量投机性热钱流入巴西，加剧雷亚尔升值压力，进而影响巴西收支平衡，降低产业竞争力。

　　更堪忧虑的是，近年来，巴西银行将大量贷款以高利率贷给消费者，实际利率高达20％至25％。消费者的偿债负担现已占可支配收入的24％，据估计将在2012年升至30％，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可承受的偿债负担最高为14％。换言之，巴西人举债消费之烈，连高消费的美国人都望尘莫及。

　　巴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科蒂尼奥（ Luciano Coutinho）在北京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说：“我们需要增加国内储蓄，并据此增加资本形成比重，使其至少占GDP的25％。巴西已经有太多的资本流入，我们急需的是技术、合作以及创业精神，同时增加本国的储蓄，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巴西总统罗塞夫在华行色匆匆，访问北京之后，即刻前往海南参加金砖国家第三次峰会。履新之后，女总统并不轻松：腐败猖獗，犯罪率高，企业税收负担沉重，基础建设滞后。此外，通胀隐忧犹在，经济仍然偏重大宗商品获利，而社会融合也是长路漫漫。

　　尽管如此，稳健的财政政策、透明且严格货币政策，以及几任巴西政府“调结构、促平衡”的努力回报明显。巴西外债占GDP的比重持续降低，2009年为12.6％。凭借旺盛的国内消费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新兴国家中率先走出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