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问题，关乎国计民生，涉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物价几度上涨，今年政府遂将“稳定物价总水平”当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各相关职能部门为此摩拳擦掌，如农业部加大农业生产和供应；建设部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从市场和行政两个方面提升房地产调控力度；货币供应不断出台紧缩性政策，数量型与价格型的政策工具轮番上阵；而处于抗通胀最前沿的发改委最为忙碌，不时出台包括“不准电煤变相涨价”、“约谈日化企业”等行政措施在内的各种措施稳定物价等等。

　　不过，仔细梳理近期各部门出台的抗通胀措施，笔者认为，虽然中央政府认识到必须努力消除输入性、结构性通胀以及货币流动性过剩等不利影响，消化要素成本上涨压力，并正确引导市场预期，抑制价格上涨势头，但由于受所处内外环境不同、部门职责分工不同、沟通协调机制不全以及思考角度不同，不同部门甚至同一部门所出台的部分措施，在实施过程中有点各自为政、不够统一和协调。打个比方，这有点像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所提到的一门武学绝技“左右互搏”那样一心二用，同一个人的左右手同时使用不同的招数，结果是政策措施效果被对冲掉了，致使整个抗通胀政策的整体效果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首先，不同部门之间出台政策时不够统一和协调，“左右互搏、相互对冲”。明显的例子是，从去年开始，央行通过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4次加息进一步收紧银根。尤其后者，是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完成的，这对于控制物价、防止通胀无疑是很给力的。与此同时，央行的信贷控制也颇为见效。数据显示，2月我国新增信贷规模5356亿元，比1月的1.04万亿元大幅减少了48.5%。多家机构据此预测，3月新增信贷规模或许将压缩至5000亿元左右，增速继续放缓。可以说，这些措施对从源头上控制物价至关重要。因为，通货膨胀本质上是货币现象，欲想防止通胀，首先是控制货币发行。不曾想，这边刚一加息，那边就宣布提高汽油、柴油零售最高限价，理由是受中东、北非特别是利比亚局势动荡影响，国际市场油价继续大幅攀升。当然，作为一个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55%的石油消费大国来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后国内油价肯定有上调的必要和压力，笔者赞同成品油价格上调。不过，对调价选择的时机，笔者却觉得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必要。因为眼下正是抗通胀、管理好居民通胀预期的关键时刻。石油毕竟是基础性产品，是其他行业的血液，油价的上涨必然会通过价格的传导机制扩散到所有的商品，尤其是农产品。现代农业是高耗能产业，从生产、加工到运输，要消耗很多石油产品。所以，国内油价上调最终必然增大产品生产、运输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遂使得消除通胀形成中的成本因素变得更加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变相对冲掉了加息所带来的抗通胀效果。

　　其次，对不同行业、不同商品价格上涨采取的政策措施不统一，也是“左右互搏、相互对冲”。 3月中下旬，市场传闻称联合利华、宝洁、纳爱斯、立白等日化企业将全面上调洗涤类日化用品价格，价格主管部门及时干预，采取“约谈主要日化企业”等方式，暂时平息日化涨价潮。与此同时，价格主管部门还对近期白酒价格轮番上涨提出了批评，要求上半年价格必须保持稳定。政府部门对稳定物价的决心巨大，但众所周知，日化企业涨价的根本原因在于原材料价格和人工工资水平上涨、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一边允许油价上涨，致使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而另一边强行压住日化企业上涨的苗头。前者难免会部分对冲掉约谈企业的效果，并让外界对白酒的未来涨价幅度产生更高猜测。

　　还有，对抗通胀，究竟采取何种手段，是偏重市场手段还是行政手段，也不够统一和协调。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出台房价调控目标、约谈想涨价企业、严格控制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等手段中，有不少是行政手段，这有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健全以及本轮通胀形成因素复杂等原因。采取市场手段抗通胀，效果往往难以立竿见影，所以需要以行政手段辅助之。但是，千万不要认为行政手段是抗通胀的万能钥匙，如果不彻底消除导致通胀形成的市场性因素，即使通过行政手段暂时压制下来的涨价动力，迟早还会以更大的幅度爆发出来。

　　无论如何，笔者认为，通胀膨胀本质上是市场形成的，最终还得依靠市场手段来解决，行政手段只能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当尽量慎用。 （作者系中国经济学会理事，宏观经济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