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际社会要求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政府对此的态度依然是不紧不慢和“有耐心”。

　　在刚刚结束的南京“G20国际货币体系高级别研讨会”上，主办国——法国总统萨科齐热情洋溢地表示：“难道现在不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把人民币这样的新兴货币纳入SDR篮子达成一致时间表的好时机么？”他异常热情地赞扬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却明确表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长期复杂的过程”。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对此“并不着急，有耐心”。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无论如何，把人民币纳入SDR已是大势所趋，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对此，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指出，中国的GDP总量占全球10%，贸易总量占比达15%至16%，金融资产占比更高。因此，人民币毫无疑问应该被纳入SDR体系中。否则SDR将失去其本身的号召力和权威性。他强调：“如此之大的一个经济体、贸易体和金融体，其货币在国际市场广受欢迎却不在SDR里，是一件很荒唐的事。”

　　自由兑换≠先决条件

　　对于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特别提款权(SDR)还是陌生和遥远的，它并不直接关乎百姓手中的钞票是否更具有购买力。但对于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公信力却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配给每个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货币的权利，它并非真正的货币。当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使用它向IMF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可自由兑换的货币，目前主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用于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IMF的贷款。当然，人民币也势必纳入SDR的篮子里去。此外，SDR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包括美元、欧元等)一样充当国际储备。

　　不过，由于中国的外汇管理制度，人民币目前还未实现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这是否成为人民币走向SDR的主要障碍？对此，周小川在会议期间表示：“他们(指IMF)并没有这么说。”他说：“如果大家都欢迎，早一点进去我们也欢迎。”

　　李稻葵表示：“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与人民币进入SDR应该脱钩，而不应该是先决条件。”他强调，从人民币的角度来说，人民币是否在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应该完全按照中国自己的步骤。符合中国利益就是符合世界的利益。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夏斌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自由兑换意味着更多热钱涌入，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应是渐进的，需适当控制资本流动。在目前经济形势下，希望主要经济体的货币保持基本稳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也表示，人民币可以在不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被纳入SDR的一篮子货币。

　　事实上，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的准备工作是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同步的。这一进程将为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铺平道路。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对记者表示：“金融危机后人民币走强是大势所趋，我们应该抓住契机，让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

　　早在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就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专家指出，这一方面有利于双边贸易便利化，减少汇率波动损失，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为人民币早日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预热。同时，中国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也积极推进国际贸易中的人民币清算业务，为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做了铺垫。但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我国有相当于1.95万亿美元的商品和劳务被美国等国家长期廉价利用。

　　美国财长盖特纳强调，欲加入SDR的国家必须具备弹性汇率政策、独立的央行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显然，人民币目前尚未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流动，还不能满足盖特纳提出的条件。

　　不过，他同样表示，美国支持改变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的构成，长期来看，大量用于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的大型经济体货币都应该加入SDR。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称：“只有中国方面朝着货币自由兑换的方向努力，那么各国货币间的平衡才会增强。”他还指出，所有成员国均有合作意愿。

　　治标还需治本

　　事实上，把更多新兴国家的货币纳入SDR，从而降低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单一货币体系的依赖已成为国际上一种普遍的呼声。在周小川发表的一篇题为《建议SDR成为一种全球储备货币，最终取代美元》的文章后，萨科齐在去年12月讨论G20工作优先重点的时候称，希望扩大SDR的作用范围，并降低对美元的依赖。他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显露了局限性”，“它未能阻止不断加剧的国际失衡。”因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势在必行。

　　阿根廷央行国际关系处主管NorbertoJ.Pagani表示：“不仅要把人民币放进篮子里，而且要把巴西、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货币也纳入SDR。”

　　不过，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缺陷，决非倚靠增加SDR篮子里的货币种类就可以根治的。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对记者强调：“SDR治标不治本，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她说：“通过SDR走向超主权货币？这是没有可能的。”

　　周小川在会议上指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重在创建一个符合各方利益的稳定体系，以利于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自身调整，实现共赢。

　　他认为，储备货币(比如美元)发行国虽短期内可能会受益于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但好处有限，且长期看不利于其自身经济平衡持续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更希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以渐进式的方式完成，且对把人民币纳入SDR的呼声表现出了应有的审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将导致更多热钱涌入，势必加大国内业已严重的通胀压力。简言之，如果是以人民币自由兑换作为先决条件，那么中国宁愿不要人民币国际地位的短期“虚名”。

　　对于中国而言，相比人民币纳入SDR以获得国际地位而言，中国眼下的经济稳定更为重要。

　　在这一点上，各国显然是达成了共识。美国财长盖特纳认为，各国在合作应对危机上取得了突出进展，当前应重在对汇率和资本管制等国别政策进行协调以减轻失衡，同时赋予IMF更大的监督权力。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三大法宝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法国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的核心任务之一。会议主办方称，法国今年将提议G20在三个领域采取行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根据该项提议，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已成为重中之重。G20必须在2011年找到一个衡量全球经济失衡的共同标杆，在2011年底之前，每一个G20国家都将作出承诺，调整本国经济政策以实现再平衡、强化全球增长。

　　同时，为了刺激经济尽快复苏，为实现增长与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还应促进资本的稳定流动。法国将提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资本流动领域被赋予监督权。

　　另外，还应为新兴货币的国际化提供支持。几个可以采取的行动将被讨论：改善汇率政策的合作、更具合作性的外汇储备管理。同时，还将讨论组成“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国际货币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时间表。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全世界早已见仁见智。在南京举行G20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之前，欧盟智库Brueguel就已经抛出了他们的最新建议，并称目前需要对国际货币基金体系进行重大改革设计。

　　这个建议是由Brueguel智库主任让·皮萨尼-费里(JeanPisani-Ferry)、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等中外人士共同撰写的。余永定曾担任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该建议认为，对国际货币基金体系进行重新设计应该实施三个步骤：第一是国际社会对于汇率、资本流动和储备应该形成共识，同时应该通过设立一些软性法律的形式加以监督和规定。第二，全球金融安全网必须要进行改进，以使国家不仅仅依靠储备积累来防范金融风险。这一项制度的难点在于对SDR分配权的重新设定，同时会更加频繁地使用SDR工具。第三，重新设计SDR的组成，通过纳入人民币以强化SDR的国际多边框架。这仅涉及到局部的行动，但将为未来更大的改革奠定基础。

　　该报告建议，现在国际社会应该让SDR适应新的全球环境，在现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外加入人民币，这也意味着中国需要开放资本账户，同时采用更为灵活的货币制度。这样的改革有利于中国快速融入国际经济，同时让SDR的最大持有者处于SDR提供流动性的中心，并天然形成一个协同对话的G5机制。

　　此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等知名学者还提出了创建全球货币等具体设想。

　　汇率争论仍为焦点

　　汇率问题历来是中美两国争论的焦点。在此次研讨会上也不例外。

　　对于汇率问题和大宗商品价格，王岐山表示，当前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苏中，但充满变数，全球流动性过剩，要防止汇率、国际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大幅波动。

　　实际情况是，早在2010年6月，人民币汇率弹性较金融危机期间就有了大幅增加。国家外汇管理局于今年2月又发布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自4月起，银行可为企业办理人民币外汇期权业务。

　　而盖特纳不仅没有提出美国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将责任推给了新兴市场经济体。他在会议上一味强调，汇率低估的新兴经济体面临更为严峻的通货膨胀风险，汇率政策的不对称也会带来贸易保护方面的压力。他竟然把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统统归结为各国汇率政策不一致，然后又自相矛盾地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各国行动来解决，并无必要签订新条约或设立新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