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南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国际金融研讨会议,美国财长盖特纳批评,各国汇率不协调,成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最突出的矛盾;部分国家严重操控汇率,损害全球经济,弦外之音,针对中国实不言而喻;盖特纳强调,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想中,若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职能,而人民币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篮子货币,中国必须开放国际收支中的资本账。可以说,把中国开放资本账钩扣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框架中,显然为人民币升值增加一种「曲线」压力。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认为,人民币自由兑换,不应成为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的前提条件。但无论如何,国际货币体系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暴露出不稳定的巨大弱点。很明显,新兴经济体中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崛起、美国力量的相对弱化,这种由结构性变化所引发利益需再配置的大变动,显然是更根本的改革因由。

　　布列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作为单一国际储备货币注定失败,特里芬难题(Tr iffin Dilemma)已把原因说得很清楚。一九七六年后的牙买加体系,发展成为以美元为主,辅以欧罗、日圆及英镑的国际货币体系,如今亦显得难以维系。只要看看美国经济占全球GDP的比重由过去超过一半,如今萎缩至约四分一,但基于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占全球货币储备体系份额的三分二,亦即以四分一的经济力量,去支撑占三分二的国际货币地位,如今难免予人有「力不从心」之感。

　　因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已如箭在弦,势在必行。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二○○九年曾建议,提升「特别提款权」的职能,发挥「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功用,以削弱国际对美元过分依赖所造成的缺陷。

　　至于人民币应否加入「特别提款权」作为篮子货币,在国内也引起正反的激烈论证,因为此举的确牵涉到人民币资本账的开放进程。周小川昨日强调,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还有待提高,显露了中国对加快开放资本账步伐的「犹豫」。

　　中国在一九九六年开放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后,对资本账开放步伐一直非常审慎,恐怕金融自由化和人民币自由兑换后,国家金融安全受到冲击,所以对资金自由流动的管制牢控不放。然而,美国怪责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步伐缓慢,盖特纳也不只一次表示不满。不过,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贸易顺差国并无负起贸易失衡调整的必然责任。

　　中国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加上国有银行主导的银行体系,足以有效执行货币的冲销政策,亦即透过发行政府债券,吸收因钉住美元而必须不断购买外汇所释放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供给,并借此抑制长期贸易顺差理应所出现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近年美国的舆论已提出对人民币升值的「曲线策略」,要求中国把资本账自由化,当资金自由流动,即可以削弱中国维系固定汇率、并抑制通胀的力量,强化对人民币升值所施压力的有效性。

　　若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确实有助提高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认知度和接受程度。因此,谋求使「特别提款权」货币的构成多元化,打破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目前的惯性和结构,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并取得中国经济力量崛起所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和利益,显然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但照目前的发展形势观察,昨天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改革会议,欧美国家把中国资本账开放钩扣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程里,可以变相对人民币升值施以间接的压力,并使中美在人民币升值的博弈中,增添更多讨价还价的变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