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的稳定增长，成为“十二五”期间的重要任务，也是“十二五”目标能否成功实现的关键。这个问题我们谈了多年，但收效不大。怎样才能实现经济转型？答案很多，最近，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宋则。他认为，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从调整经济结构入手，要从调整结构的方式入手。而且要从行政化向市场化转变。

　　转变发展方式的要害是率先转变调整结构的方式

　　经济参考报：为什么说转变发展方式必须从调整结构入手？

　　宋则：产业结构是实体经济中的基础性结构。产业结构对应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二者息息相关，合理的产业结构会提高效能，增加初次分配中的的各种收入；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则会减少初次分配中的各种收入。产业结构和初次分配共同构成了实体经济结构的基础，这是为什么将产业结构作为分析重点的原因。

　　经济参考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去也不是没有提过，但都效果不大，您认为这里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宋则：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中指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应当说，在十二五期间，作为主线的“转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作为主攻方向的“调结构”要“取得重大进展”，任务极为艰巨。因为“转方式”和“调结构”紧密相关、一脉相承，都是由来已久、长期累积的“老大难”、“硬骨头”，对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要求极高。其中，“调结构”的方式本是大有讲究的要害问题，却常被忽视。以往“转方式”收效不大，根本原因就在于“调结构”的方式转变迟缓。

　　经济参考报：您能谈谈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不能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表现吗？

　　宋则：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面临着几方面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是制造业落后，产品、产能严重过剩，重复建设屡禁不止，反弹回潮几成常态，落后产能淘汰不力，更缺少长效退出机制；二是制造业“大”而不“强”，升级困难，在国际分工中，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而在自主研发、高端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自主品牌、自主销售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都十分薄弱，几乎没有比较优势；三是区域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区域间依存度下降，贸易壁垒阻碍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各地方均一窝蜂把传统或热门制造业作为带动区域增长的主导产业，并人为设置行政障碍，收取各种费用，增加同类产品进入本地市场的成本。而制造业的区域分工深化进程受阻，削弱了制造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使得整个国民经济极难摆脱低效率、高成本和高能耗的长期困扰。长此以往，会拖累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经济参考报：那么，您认为调整产业结构具体要从哪里下手？过去，我们调结构大多是从增量入手，您认为这种方式能解决问题吗？

　　宋则：在我国，历来是保增长易，调结构难。究其原因十分复杂，但说到底是外延式增长惯性的体制、机制问题。解决我国产业结构失调的关键不在于增量调整，而在于存量优化。从存量结构上看，主要着力点不在第一、第三产业，而在制造业。产业存量结构调整优化的思路不应再是仅仅着眼于对新增产能的优化升级，重点应该放在消化存量结构、解决长期累积下来的经济存量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目前，试图依靠发展新兴产业来“调结构”，仍属于“增量解决”的老办法，时间长、见效慢，等不起。况且，体制机制病灶不除，新兴产业注定沿袭旧道、增添新乱。若要在短期内取得实效，必须有解决存量难题的新思路。

　　以往的宏观政策实施效果表明，总量管理是政府的强项、市场的弱项，而结构调整是市场的强项、政府的弱项。追溯我国经济、产业结构扭曲的原因，根子就在于政府包办、过度干预市场。在从排斥市场的体制向依靠市场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我国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服务业和市场体系这一传导产业、传导机制的“底盘缺失”，而又常被忽视。在这种场合，习惯采取“限时限刻”、“一刀切”式的简单生硬的办法直接调整产业结构，具体表现是凭借政府部门层层开会、发布红头文件、下达紧急通知，运用行政手段、行政命令，追求立竿见影的短期“硬效果”，而不顾及市场软实力、软调节的长期效应。长此以往，不仅会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了，更会使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越来越“闲不住”。而面对日益复杂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我国一轮又一轮由政府行政干预为主导，指望以每年有限的增量来调整产业结构中巨大的“问题存量”，越来越难以奏效。

　　经济参考报：刚才您也说到，调结构难度很大，那么我们转变发展方式能否绕过它，走另一条道路呢？

　　宋则：问题已经越来越清楚，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转变发展方式的众多目标和任务，都不约而同地聚焦在必须率先转变结构调整的方式这个绕不过去的要害问题上。因此，建议将这一点再明确一些、再突出强调一些。换句话说，十二五期间，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改革和转变结构调整的方式。倘若“调结构”的方式、特别是实体经济中制造业“调结构”的方式不能率先改革，那么转变发展方式的诸多目标就有可能再度落空。

　　调整制造业产业结构必须从行政化到市场化

　　经济参考报：从巨额存量入手调产业结构，这里面的艰难可想而知，您觉得有可能做到吗？能否具体谈谈其客观基础？

　　宋则：改革、转变巨额存量结构的调整方式，具有充分、可靠的客观基础。参数调节、价格机制以及金融、商贸等服务业对产业结构变动历来具有长效动态化的积极影响力，并表现在优化空间产业结构、优化时间经济流程、增进居民消费、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等诸多方面。以往仅注重测算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其外溢效应却没有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统计数字之中，从而大大低估了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也就是说，社会虽享用了服务业的外溢效应，但并未因此而支付任何费用。这也许是所有不那么直观的服务业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从而也是服务业在各个国家后来居上、蓬勃发展的深刻缘由。不太直观的服务业正在改变世界，也在改变原来“很表面、很直观、很物质”的农业和工业。所以，在合理的制度空间下，大力发展服务业，可以得到更好、更有效率的农业和工业，会得到更好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总福利。

　　经济参考报：要成功使产业结构转型，真正让服务业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因素，您认为应该在哪些方面下工夫？

　　宋则：我认为，十二五时期，要加快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特别是要素市场体系)的进程，将中央一再强调的“资源配置要建立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到实处，把产业结构的市场调节落到实处。为此，我国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结构存量调整的方式，要基本实现从行政化到市场化的转变，要强化金融、商贸等服务业的疏导、中介功能，创建有利于推进服务业深度参与结构存量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体制政策环境。

　　第一，结构调整的方式要从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

　　十二五期间，必须下大决心彻底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延续至今的纵向化、条块分割、九龙治水的行政管理体制，着力解决政企不分、行政垄断、地区保护等顽症，弱化政府部门对结构性问题、产业政策问题的直接行政干预、行政命令、行政包办。要改变“保姆心态”和包办式思维惯性，切实从行政命令调节转变为市场信号调节，对存量结构调整要从自上而下为主，转变为自下而上为主；行政会议为主要转变为商务会议为主；“会议调节”、“文件调节”要转变为“参数调节”，将结构性的资源存量配置问题切实建立在市场化的税率机制、利率机制、汇率机制、价格机制、订单机制、淘汰退出机制的基础上。与此同时，产业政策、节能减排任务也要有市场化的利益导向，尤其要尽早出台市场化的资源、能源价格体系改革方案。

　　第二，深化资源、能源类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

　　市场化的价格信号对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水、电、燃油、天然气、煤炭等重要资源、能源类产品价格改革，目前仅仅局限于“调”的思路，即政府定价、政府调价。而“调”的目的是为了“理顺”。这种价格形成机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市场价格体系，仍然是沿袭老办法，因而也很难“理顺”，难以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要求，也很难满足、摆平利益相关各方的要求，更难扼制资源、能源的浪费和高耗低效势头、实现节能降耗减排的目标。失败的最新案例是，2010年下半年依靠简单生硬的行政命令、搞运动式的突击节能减排，只落得事与愿违的结局，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资源类价格改革应该引入竞争机制，从政府定价、政府调价转变为“调放结合、以放为主”。在宏观指导调控下，逐步放开价格，令资源价格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在一定区间波动，形成动态化的资源类价格导向机制。宏观调控的任务，一是依靠必要的储备吞吐和进出口来维护正常波动，监控、防止过度投机引发的异常波动；二是依照反垄断法严密防范、严格监管人为制造短缺、操纵价格牟取高额利润的垄断行为；三是对少数收入群体和少数产业群体辅以临时性、必要的财政补贴；四是掌握好资源价格改革的时机、力度和节奏，与稳定物价总水平的目标相衔接。

　　第三，充分发挥金融、商贸服务机制的调节作用。

　　我国正处在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期。为改革和转变存量结构调整的方式，服务业要唱主角，发挥引领作用。关键是政府要创造必要条件，推动这一转型。市场调节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参数调节、商务机制调节和中介机构调节。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人格化”表现，它们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市场运行效率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金融服务业资助优质增量(项目)、盘活存量资产的能力和商业信贷机制、淘汰退出机制，商贸服务业竞争性的、商贸订单机制、仓单质押机制、货物代理机制和分销渠道机制等等；凭借贴近市场和了解消费信息的优势，金融、商贸企业拥有对上游制造商、供应商的引领能力。因此，在结构调整这个大主题上，要给市场实现自我调整的机会，打破行政垄断，明确市场准入，维护公平竞争，从战略高度重新定位服务业。

　　第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参与市场化的产业存量结构调整。

　　鼓励金融、商贸服务业向制造业渗透，与制造业融合，在研发、创新、投资、风险、采购、储备、销售等关键环节建立长期的契约化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化解系统风险、满足全方位需求的周到服务。一是通过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资产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组织创新，强化金融服务业兼并重组、盘活存量、淘汰退出的能力；二是通过商贸服务业技术创新提升商务、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能力；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健全产业链信息与利益共享机制，建立适合大规模生产的专业化流通服务能力；四是打破制造业的地方保护、封锁和行政垄断，明确市场准入，维护公平竞争，剔除垄断利润，明确“政策待遇”，促进制造业中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具有同样成长为骨干企业的市场机会。

　　经济参考报：服务业参与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宋则：要完善工业品流通体系，确立制造业所需要的现代批发体系，根据各类商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完善多层次的分销渠道。作为产业链条上的紧密型关系主体，金融、批发、零售、物流、制造商之间也须完善以商业信用为基础的契约机制，依靠金融、商贸业信用制度创新，保证各环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及合作，促进信息和利益共享，强化制造商生产性服务外包的内在动力。例如，建立退出补偿机制，让坚持低水平、高耗低效的落后产业和企业得不偿失、自愿放弃的市场化竞争机制和评价体系；金融、商贸业服务要前移，推动以消费需求引导研发，研发成果按照需求寻找国内外厂家订单，增加制造业的附加值，实现在当地的本土化；大型物流服务商可以提供前置化生产与共同创造，完成“从佣人到管家”的功能提升，深度参与、介入制造业前置化生产，向研发和生产过程渗透、延伸，从研发、代理采购、零部件组装、销售各个环节入手，实行供应链全程配送服务，减少、消灭多余的物流、商流活动，降本增效、降耗增效，在切实替客户省钱中挣钱；加强标准化建设、品牌建设、物联网建设、物流智能化建设等等。

　　除了实行“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信号体系以外，发挥服务业深度参与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提高金融、商贸服务业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影响力和贡献率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做的事情非常之多。目前，广东物产集团、浙江物产集团、天津物产集团等大型批发企业已经与大型工矿企业形成供应链式的战略联盟关系，对制造业存量结构的变动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以浙江专业市场为代表的批发市场集群已经对广大中小制造企业集群及其产业存量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引领、优化功能，并实现了“走出去”、国际化的模式创新。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绿色现代化是中国必选之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院亚洲核心项目，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发展项目日前联合发布《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1)》。在报告中，报告作者之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十二五规划专家组成员胡鞍钢提出了中国绿色现代化“三步走”战略。

　　在减碳问题上发挥作用符合中国利益

　　胡鞍钢说，气候变化是一门政治经济学。1978年以来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成功至关重要，使中国能够不断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现在，中国必须谋求创新，但要获得绿色潜力，必须更好地理解利他和利己之间的关系。

　　在减碳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符合中国的利益。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和排放都低于西方国家，但整体效果同样重要。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对全球增长、贸易和减贫都作出积极贡献，而且非常成功；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强烈的负外部性效应。因此，中国作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必须负起全球性的责任，减少负面影响。

　　哥本哈根会议后，中国面临尖锐的国际批评。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要么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展开积极的合作，要么受到腹背攻击。

　　即将开始的“十二五”计划将把中国引向一条新的绿色道路。下一个五年计划将把绿色发展作为基本原则，如果中国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将作出全球性的贡献。

　　中国绿色现代化与减排路线图总的思路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一个(减排)行动，与世界(减排)同行。这里，我们要跳出“减排”的十分狭义的思路，把应对气候变化放在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虑。

　　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主题和关键词是绿色发展，实现科学发展，即从黑色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到绿色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从黑色制造到绿色制造；从黑色能源到绿色能源；从黑色贸易到绿色贸易；从黑色城市到绿色城市；从黑色消费到绿色消费。

　　中国绿色现代化“三步走”战略

　　中国绿色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如下。这里参阅了1987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思路。

　　第一步(2006-2020年)：为减缓CO2排放、适应气候变化阶段。到202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量到达顶峰。据国际能源机构(IEA)估计，OECD成员在2015年达到温室气体排放量高峰，随后开始下降。据IEA数据，1990年中国能源相关的CO2排放量为22.44亿吨，2006年达到56.84亿吨。力争到2020年控制在80亿吨左右(即便如此，中国也占世界总量的20%左右)。这就要求在“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大大减少排放速度；在“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排放量趋于稳定且达到高峰。

　　到那时，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只有8%左右，工业比重下降至38%左右，服务业比重提高至47%左右；城市人口比重在57%；可再生能源比重接近或达到20%，煤炭消费比例降至60%以下，清洁煤技术利用率较高；森林覆盖率23%；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88；本国居民国家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三名；中国GDP居世界第二位，GDP(购买力平价，PPP)居世界第一位。

　　这也表明，实行减排目标并没有影响中国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我国不仅经济总量居世界首位，而且人类发展指数(HDI)达到了世界高水平组。

　　第二步(2020-2030年)：进入CO2减排阶段。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度下降，力争达到2005年的水平。199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22亿吨，2005年增加至52亿吨。

　　到那时，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只有5%左右，工业比重只有30%左右，服务业比重接近60%左右；城市人口比重在65%左右；可再生能源比重超过25%，煤炭消费比例降至45%-50%，清洁利用率很高；森林覆盖率24%；HDI达到0.93；本国居民国家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二名；中国GDP居世界第一位。

　　第三步(2030-2050年)：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继续大幅度下降，与世界同步，达到1990年水平的一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报告认为，到2050年使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长期稳定在445-490ppm水平，就要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一半。

　　到那时，中国农业比重只有2%-3%，工业比重下降至不足20%，服务业比重接近80%；城市人口比重在78%以上；可再生能源比重超过55%，煤炭消费比例降至25%-30%，全部清洁利用；森林覆盖率26%；HDI达到0.98；本国居民国家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名；基本实现绿色现代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真正对人类作出了绿色贡献。

　　绿色现代化是中国必选之路

　　胡鞍钢表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创新之路，将不同于从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共同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而是在21世纪上半叶创新一种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下降的绿色发展模式。

　　绿色现代化是中国必选之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投资绿色能源，促进绿色消费，不仅不会影响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率，还会大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福利，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安全、适应气候变化的“多赢”。

　　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发明专利最多的国家，一定会通过和平发展与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与绿色合作，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实现“450ppm稳定”方案、温室气体减少一半作出重大贡献。为了保证全球气温上升幅度不超过2℃，必须在2020年以前将温室相应气体排放相对于1990年时的水平减少25%-40%，并在2050年时实现减少总体排放50%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