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界财政派激辩货币派：要GDP还是要CPI
2008-03-24 09:08350
8%还是4.8%？自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宏观经济平衡点命题，经济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作为宏观经济研究的重镇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自然身在其中，“物价”、“国外环境研究”等课题排满了整个研究日程。
“我们去山东一家电厂调研时发现，由于煤炭价格市场化，而电价仍实行严格管制，这家电厂老总拉着我们的手说，仅2月份，他们厂就亏了几千万元。”国研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对记者说。
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看来，宏调更多地采用货币政策，容易遭受“误伤”。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多种货币手段进行调控，怎样做到“权衡利弊，综合研究，综合考虑”？学界讨论渐多。
要GDP还是要CPI？
这轮CPI上涨以来，宏调从“双稳健”到“一稳一紧”(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货币手段似乎被更多地运用——作为货币政策的先行者，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提高到15.5%，创出历史新高。
记者获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CPI调控目标的实现问题连续做了三份研究报告，根据模型测试出来的结果是：如果将今年CPI控制在4.8%，则势必影响GDP的增长。
“如果国家采取强力措施，将CPI控制在4.8%也是可以实现的，但结果可能是牺牲连续5年的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形势。”余斌说。目前宏观调控政策将焦点对准了物价，这虽然符合当前的调控热点，但是过于关注一个调控目标，可能会对其他经济发展目标造成影响。
众所周知，宏观调控有三个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余斌说，按照统计经验，GDP每增长1%，可以带动100万就业岗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GDP和国内就业之间的关系做了关联性分析，发现每年GDP增长对就业的影响有波动：GDP每增长1%所带动的就业在70-130万之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过模型测试后推出，如果今年经济增长保持在10%的话，则CPI预期会达到5.5%；经济增长放在9%，则CPI预期在5%。
余斌说，考虑到国内外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今年宏观调控应留有充分的余地。货币政策在连续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也应考虑经济的承受力和经济增长出现波动现象时，保证调控手段有充分的回旋余地。
以外贸出口为例，由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连年走高(2005年为2.56%；2006年为3.35%；2007年为6.9%；2008年年初至今升值幅度已达到3%)，对外贸企业出口造成了很大压力——3月10日，海关总署公布的2月份出口增长幅度为6.5%，而去年同期增长幅度在30%以上。
外贸出口在我国GDP中占比为7%，外贸出口增幅大幅度下降将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一定影响。
为此有专家认为，为保持连续5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局势，应尽量使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
财政派PK货币派
余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在学术界已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综合业界争论，可以分为两大派：财政派和货币派。
货币派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清教授为代表。宋的主要观点为，通货膨胀本质上是货币现象，此轮通胀80%由货币推动。
对此宋国清有个清晰的解释：“货币和物价不是简单的一对一关系，里面有一定的弹性和浮动，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握。所以根据货币情况预测通胀，从实际做过的结果来看，是一个最好的指标，甚至其他指标都可以不用考虑。”
货币派的政策建议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利率管通货膨胀，刀快不怕脖子粗。”还可能用一点别的手段，像准备金率，再有就是行政调控，下额度。
一般认为，当前的宏调政策，很大程度上采用的是货币派的策略。
宋国清的“死对头”是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在3月20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个宏观形势讨论会上，李稻葵还开玩笑地跟记者说，很遗憾宋国清教授没有来，不然他们俩之间又可以争论一番了。
如果将宋国清算做是“货币派”的话，那李稻葵就是“财政派”了。李将此轮通胀定论为“非典型通货膨胀”——其起因不像中国上一次通胀，上一次通胀是需求拉动的，而这次主要是成本推动。
具体而言有两个东西推动成本：一是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这直接传递到我们以原材料为基础的加工业成本的上升，带来价格上升压力；二是农村劳动力朝城市转移，逐步见底。导致的结果是，农民不愿意在以前价格下提供蔬菜，或养猪，积极性降低，供应方出现问题。
这一派认为，当前宏调手段最主要工具不是货币政策，货币从紧无疑，但只是防御性的，不要让实际利率明显负水平，作用在于防止通胀从成本推动转向需求拉动。况且考虑到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拐点，现在把货币政策控制死了，到时候又重启，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他们的政策建议有二点：一是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减轻国际传导的压力；二是对于农民喂猪等有必要探讨一个价格保护机制。
是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鲜明地坚持一个观点：从紧的宏观调控，解决的只是扬汤止沸之术；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以促进消费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林毅夫的逻辑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合理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关键性领域改革相对滞后，主要又表现为三个方面：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的问题；另外就是资源税费改革和行政性的垄断行业的改革滞后。
“我们去山东一家电厂调研时发现，由于煤炭价格市场化，而电价仍实行严格管制，这家电厂老总拉着我们的手说，仅2月份，他们厂就亏了几千万元。”国研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对记者说。
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看来，宏调更多地采用货币政策，容易遭受“误伤”。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多种货币手段进行调控，怎样做到“权衡利弊，综合研究，综合考虑”？学界讨论渐多。
要GDP还是要CPI？
这轮CPI上涨以来，宏调从“双稳健”到“一稳一紧”(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货币手段似乎被更多地运用——作为货币政策的先行者，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提高到15.5%，创出历史新高。
记者获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CPI调控目标的实现问题连续做了三份研究报告，根据模型测试出来的结果是：如果将今年CPI控制在4.8%，则势必影响GDP的增长。
“如果国家采取强力措施，将CPI控制在4.8%也是可以实现的，但结果可能是牺牲连续5年的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形势。”余斌说。目前宏观调控政策将焦点对准了物价，这虽然符合当前的调控热点，但是过于关注一个调控目标，可能会对其他经济发展目标造成影响。
众所周知，宏观调控有三个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余斌说，按照统计经验，GDP每增长1%，可以带动100万就业岗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GDP和国内就业之间的关系做了关联性分析，发现每年GDP增长对就业的影响有波动：GDP每增长1%所带动的就业在70-130万之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过模型测试后推出，如果今年经济增长保持在10%的话，则CPI预期会达到5.5%；经济增长放在9%，则CPI预期在5%。
余斌说，考虑到国内外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今年宏观调控应留有充分的余地。货币政策在连续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也应考虑经济的承受力和经济增长出现波动现象时，保证调控手段有充分的回旋余地。
以外贸出口为例，由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连年走高(2005年为2.56%；2006年为3.35%；2007年为6.9%；2008年年初至今升值幅度已达到3%)，对外贸企业出口造成了很大压力——3月10日，海关总署公布的2月份出口增长幅度为6.5%，而去年同期增长幅度在30%以上。
外贸出口在我国GDP中占比为7%，外贸出口增幅大幅度下降将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一定影响。
为此有专家认为，为保持连续5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局势，应尽量使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
财政派PK货币派
余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在学术界已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综合业界争论，可以分为两大派：财政派和货币派。
货币派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清教授为代表。宋的主要观点为，通货膨胀本质上是货币现象，此轮通胀80%由货币推动。
对此宋国清有个清晰的解释：“货币和物价不是简单的一对一关系，里面有一定的弹性和浮动，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握。所以根据货币情况预测通胀，从实际做过的结果来看，是一个最好的指标，甚至其他指标都可以不用考虑。”
货币派的政策建议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利率管通货膨胀，刀快不怕脖子粗。”还可能用一点别的手段，像准备金率，再有就是行政调控，下额度。
一般认为，当前的宏调政策，很大程度上采用的是货币派的策略。
宋国清的“死对头”是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在3月20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个宏观形势讨论会上，李稻葵还开玩笑地跟记者说，很遗憾宋国清教授没有来，不然他们俩之间又可以争论一番了。
如果将宋国清算做是“货币派”的话，那李稻葵就是“财政派”了。李将此轮通胀定论为“非典型通货膨胀”——其起因不像中国上一次通胀，上一次通胀是需求拉动的，而这次主要是成本推动。
具体而言有两个东西推动成本：一是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这直接传递到我们以原材料为基础的加工业成本的上升，带来价格上升压力；二是农村劳动力朝城市转移，逐步见底。导致的结果是，农民不愿意在以前价格下提供蔬菜，或养猪，积极性降低，供应方出现问题。
这一派认为，当前宏调手段最主要工具不是货币政策，货币从紧无疑，但只是防御性的，不要让实际利率明显负水平，作用在于防止通胀从成本推动转向需求拉动。况且考虑到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拐点，现在把货币政策控制死了，到时候又重启，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他们的政策建议有二点：一是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减轻国际传导的压力；二是对于农民喂猪等有必要探讨一个价格保护机制。
是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鲜明地坚持一个观点：从紧的宏观调控，解决的只是扬汤止沸之术；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以促进消费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林毅夫的逻辑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合理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关键性领域改革相对滞后，主要又表现为三个方面：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的问题；另外就是资源税费改革和行政性的垄断行业的改革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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