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资人必须实现单一化，才能明确权责。”工银国际监事长王为强建议，应建立直属国务院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委员会。王曾任工行监事长。

　　王为强是在不久前全国“两会”期间，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健全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议案的。他认为，从设计到执行，中国金融管理体系深层次问题正集中出现，已经无法摸着石头过河。

　　他指出，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在财权、事权、人事权等方面互相穿插、权责不清。62万亿的国有金融资产，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年GDP的1.56倍，却面临所有者主体缺位、发展目标混乱的局面。

　　有专家认为，国有金融资产的问题不在管理，而是金融与财政捆绑造成的。但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却另有诠释：信贷膨胀是代价，但它能发挥总体性的社会作用，使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做大，这对于一个既转轨又崛起中的大国来说非常必要。

　　“三层次”管理模式

　　王为强在上述建议中透露，我国现有各种金融企业约8000余家，实收资本总额4.5万亿，其中65%以上为国有金融资本全资、控股或参股企业；这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国有资产又占了80%以上，整个国有金融资产超过62万亿元。

　　据了解，银监会实施的监管“工具箱”，与二、三版巴塞尔协议同步，包括要求系统性银行资本充足率提至11.5%，拨备率提至2.5%，存款准备金率更是达到史无前例的20%；与此同时，在房地产、高铁、核电等多个热点信贷领域，中央也采取了审慎措施。

　　如此庞大的体量，加上今年推出的资本新政，凸显了国有金融固有缺陷，也加大了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赵坚给出一个例子：工、农、中、建等银行2009年一年，就在铁路系统放款9.7万亿，超过前两年信贷之和，而铁道部每年铁路建设基金、财政划拨，仅能提供两百多亿现金回流。

　　赵坚认为，以他对铁路近30年研究所得，高铁项目绝无回本余地，当年财政出资解决四大银行呆坏账的做法，“完全有可能在高铁项目上重演。”

　　“国有金融目标多元，是一个现实问题。”王为强称，我国国有金融企业经历了二十多年“准行政”管理模式，已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这一切，均归因于“国有产权多元代表”，导致“九龙治水”、产权搁置、所有者主体缺位等问题。

　　王为强称，政府以国有金融资产所有者身份行使权力时，其公共管理职能和所有者职能一直难以区分开来，政绩要求与股东权益最大化高度冲突。

　　具体说来，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在财权、事权、人事权上互相穿插，权责不清。财政部为出资人，金融机构扩大股本需向财政部报批，而国有资本盈亏却不归财政部管辖；“一行三会”与金融机构自身承担经营活动各方事权，而人事权则由组织部门与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多头管理。

　　由于各部门政策目标和利益取向存在巨大差异，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多次出现差异化决策，管理层管理目标不明确，左右为难的同时，也获得巨大的卸责空间，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

　　“出资人必须实现单一化，才能明确责权。”王为强建议，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直属国务院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委员会，从众多“婆婆”中挣脱出来，真正形成明晰产权。

　　他给出的建议是采用“三层次”模式：管委会为出资人，中央汇金公司作为控股公司履行资本管理权，金融企业履行经营管理权，改变此前多头管理格局，形成出资人派驻监事、控股公司派驻董事、国有金融企业管理层进行运营的良性治理架构。

　　在此基础上，管委会一方面维持现有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一方面将各监管部门整合起来，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王为强称，这个协调，主要在央行与三家监管机构、财政部、发改委等各有关部门之间展开，以应对当前跨行业、跨市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多头标准解决后，一些诸如高薪制等敏感问题，也有望理清。”王为强称，出资人单一，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在绩效考核上也将统一，可推进国有金融企业薪酬收入体系市场化、货币化和规范化。

　　金融财政捆绑新解

　　“国有金融资产的问题不在管理，而在于国有化的不当扩张，金融和财政过度捆绑。”对王为强的认知角度，赵坚另有看法。

　　赵称，如果说高铁建设属非盈利公共项目，为什么用的不是财政而是有息贷款；银行人士认为铁道部代表国家信用，不存在偿债风险，“可见国有信贷有非市场化的一面。”

　　银行信贷和国有企业这种非利润捆绑现象，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另有视角。姜在中国城市金融学会理事会一次内部讲话中称，国家竞争力五要素中，美国把金融竞争力放在首位。国有金融力量形成这么大一个体量，“很不容易”。

　　“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问题，表面上是党企、政企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经济金融市场改革进程问题，涉及到方向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直言，我国这么短时间内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非国家导向不能奏功，如果中国转轨和崛起问题没有解决，国家在政策金融上仍然要保持一定的权力。

　　姜建清分析，中国面临重大的社会经济转轨，然而国家财政没有转轨成本预算，操作起来到处挤成本，财政挤一点，百姓担一点，最后挤到潜在的不良资产里，表现为“银行手段的过度运用、信贷资金的过度增长”。

　　“凡事集利弊于一身，关键看是否利大于弊。”姜建清称，银行贷款给企业，企业本身往往没有或很少资本金。按照统计，中国企业寿命约5.4年，一个高新技术企业起来，一大批传统的倒下去，一个电视机知名品牌诞生背后，不知道死了多少电视机厂，王牌企业的风光，没有人计算它的社会代价有多大，由谁来承担。在国外是投资者承担，另外有社会保障基金，这些我们还没有改革到位。那么，企业死了以后怎么退出？“没有多少退出渠道，主要渠道就是变成显性或隐性不良资产，堆到银行账上”。

　　“信贷膨胀是代价，但它发挥总体社会性作用，使得我国经济总量快速做大。”姜建清称，就像打足了气的气球一样，几十年来，银行贷款增长大大超过GDP增长，同时，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是几何级数抬升，对于一个既转轨变革，又崛起赶超的大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注意到，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政策性金融”表述，前两年有关部门还在回避这个问题，现在的放开，“说明国有金融资产的历史价值，正在与时俱进”。

　　贾康称，根据对海外的经验研究，不管是英国、美国还是日本，都有清晰的政策性融资机制。政策性融资在基础设施建设升级、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支持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