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正从需求不足和高失业率的创伤中慢慢恢复。我们明知治疗方案，却似乎铁了心要让病人继续经受痛苦

　　布拉德福德·德隆/文

　　迄今为止，我有三次认为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在本质上是错误的。

　　第一次是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的时候。当时，流向墨西哥建造世界最大消费市场出口工厂的资金流，还不如流向美国寻找友好投资环境的资本流。结果，当年晚些时候爆发了墨西哥比索危机。

　　第二次是2008年秋冬。当时，大银行显然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杠杆和衍生品账目了，而各国央行也没有能力和意愿在面临大规模金融危机时维持总需求水平。

　　第三次就是现在。如今，名义需求比危机发生前的趋势低了8%，没有通胀的迹象，北美地区失业率则至少比可靠的可持续水平高出3个百分点。没能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的政客似乎会输掉下一次选举，但欧洲和美国领导人仍在叫嚷着实施会在短期减少产出和就业的政策。

　　是我的理解有问题吗？我一直以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在1829年就提出了。回想当年，就算是法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也不会认为关于商业周期频率的萨伊定律是正确的。萨伊心知肚明，金融恐慌和对金融资产的需求过度会导致对当前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不足，而尽管萨伊定律的这种短期失效可能是暂时的，其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应该用三种方法的其中一种，或者更多方法来治疗商业周期的痼疾。

　　第一种方法是一开始就不要走到那一步。不管那一步的具体形式是什么——是金本位下的黄金外流或长期财富减少，还是网络股泡沫的破灭或2007年-2008年那样朝安全资产夺命狂奔——都会造成金融资产的供给不足和需求过度。

　　第二种方法是如果已经走到了那一步，政府就应该介入，花钱购买当前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以将就业率维持在正常水平，从而抵消私人部门的支出削减。

　　第三种方法是如果没能解决问题，政府应该创造并提供私人部门想要持有的金融资产，以促使私人部门恢复购买当前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支出。

　　政府应该如何做好这三点大有文章可做。做好其中一点可能会与其他两点相冲突。此外，如果一国经济中已经出现了通胀预期，那么很可能一点都做不好。但这并不是如今的情况。

　　同样，如果政府的信誉有所减弱，那么第二点和第三点可能就得由外部最后贷款人来实施了。但这也不是如今北大西洋两岸核心经济体的情况。

　　然而，不知为何，这三种方法如今一点都没有被实施。下一次金融恐慌看起来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引起如上一次般的恐慌，这让华尔街和金丝雀码头都不存在改革的可能；而政府也无意干涉金融市场，重建银行体系间的正常风险资金流。扩大甚至仅仅延长并不充分的政府刺激的政治压力也不存在。

　　同时，欧洲央行正在积极寻求减少向私人部门供应金融资产的方式，美联储也有压力采取同样的动作。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人们都认为进一步扩大资产供给会点燃通胀风险。

　　但不管是从价格指数还是从金融市场的未来预期读数看，通胀风险根本不存在。从政府利率看，核心经济体爆发政府债务危机的风险也不存在。

　　不过，如果你听一听大西洋两岸政客的说辞，就会听到总统和首相们在说这样的话：“正如家庭和企业需要精打细算，政府也必须勒紧裤腰带。”

　　这已经超出了我作为一个新自由派、一个专家治国论者和一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解范围。眼下，全球经济正从需求不足和高失业率的创伤中慢慢恢复。我们明知治疗方案，却似乎铁了心要让病人继续经受痛苦。

　　作者为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