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1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1日刊出评论说，中国已结束以量和GDP为核心的大发展阶段，正在走向大国崛起的第二个阶段，走向一个大转型，大变革，大繁荣的时代，这也将是一个建设属于中国国民的时代，成功与否将主要取决于中国自身正在进行的大转型和大变革。

　　文章摘编如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目前中国已结束以量和GDP为核心的大发展时代，正在走向以质和幸福指数为核心的大繁荣时代，这将是一个建设属于中国国民的时代，成功与否将主要取决于中国自身正在进行的大转型和大变革。

　　首先是中国经济和生产方式的大转型。现代化崛起靠的是科技创新，但是中国崛起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中国自加入WTO后，经历了10年大发展时期，从一个贫困大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奇迹。但中国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结果，而不是通过自身内在资本积累和科技创新发展的结果。事实上中国崛起是靠打工打出来的，它受制于全球经济体系，主要是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服务于它们，成为它们在全球资源配置结构中的一个廉价生产基地。

　　应展开多方位变革

　　这种外向型模式使中国成为全球世界工厂，全球最大的外贸出口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也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的片面性，以至于能源被过度消耗，环境被极度破坏，劳动力被廉价剥削；同时，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经济处于低端，缺乏核心技术，主动权掌握在西方跨国公司手中，它们掌握了利润的大部分。所以中国在经历了多年发展之后，应反思自己发展的模式，至今这种发展模式尽管成就巨大，但代价也巨大，况且随着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金融危机，全球需求的下降，中国这种以廉价劳动力优势为基础、以消耗能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以加工出口及依赖外需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

　　所以下一步中国必须展开多方面的变革；这包括改变生产方式、推动发展模式转型以及改革经济和社会结构：

　　一、改变经济和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从为别人打工转向为自己打工，但这个大转变是需要通过多层面并进来达成的。

　　首先是将发展驱动力由外资渐渐转为内资：中国目前已是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从债务国成为债权国，从资本输入国渐渐成为输出国，财政收入已是全球第二大国，这是中国发展转型的物质基础；

　　其二是从外需转为内需拉动：由于全球需求的崩溃，以及贸易摩擦的加剧，中国继续以外需，出口拉动为引擎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不可能，必须依靠自己产生的蒸汽动力前行，逐步从内部的活力中取得新的发展动力；

　　其三是发展科技：在全球产业链中，加速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抢占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建立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英国抢占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美国抢占了以电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代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之后又因为抢占了以电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致使美国继续保持发展的活力。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却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所以名为世界工厂，实为世界加工厂而已。

　　向中西部发展以推动转型

　　二、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发展模式的大转型：从过分依赖外部市场转向加速建设以自己为中心的大陆经济体系。之前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仍处于相对落后阶段。所以接下来中国经济发展应考虑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延伸，将沿海地区趋于过剩的经济成为中西部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就如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引入，成为中国沿海地区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无疑中西部的发展，将带动中国内需市场的发展，从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性结构。

　　这是有历史先例的。历史上，美国经济发展开始集中于东部13个州，带有很大的殖民特色，是欧洲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之后随着中西部的开发，使美国经济摆脱了殖民经济的地位，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定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同理，中国经济向中西部的延伸发展，将使中国经济形成自己的内循环系统，摆脱对外循环系统的依赖，使中国经济呈现第二波和第三波的发展。 沿海地区作为第一梯队，将专注于高端产业，而中西部作为第二和第三梯队，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投资热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会缩小，中国经济体将扩大两倍到三倍，中国经济的繁荣也将再持续20年到50年。

　　改革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

　　三、策动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大变革：过去30年，结构的改革明显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有人估计至少滞后15年，因而阻止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只有结构更加合理，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才会更加顺畅。从经济结构来看，目前中国存在外企，国企和民企三种类型企业，它们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运营模式，但又处于同一市场上竞争，如何协调三者的关系是下一步值得思考的，因为它决定了第一次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而第一次分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将直接决定第二次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存在民穷国富的现象，中国GDP已是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列在世界100位以后。所以中国下一步要将民生和以人为本作为社会结构改革的重点，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变，从GDP投资为主导向包容性增长为主导的结构转变。这既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又可以扩大中国的内需。

　　政治结构方面则主要涉及到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国家治理，使政治更加民主，透明和公正。

　　一战以后，美国从债务国成为债权国，从资本输入国成为输出国，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14点计划，试图带领美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心，但遭到欧洲列强的抵制。随即美国选择重返孤立主义政策，把精力用于国内发展，提出美国的政治就是做生意，由此在柯立芝(Calvin Coolidge)任总统的时代(1923～1928)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大转型，大变革和大繁荣的时期，史称“柯立芝繁荣”，它使美国经济得到了十足的发展，美国人民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为后来美国走向国际舞台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中国与一战后美国所经历的情况非常类似，中国已结束大国崛起的第一个阶段，正在走向大国崛起的第二个阶段，走向一个大转型，大变革，大繁荣的时代，那么中国将如何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呢？显然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鲍盛刚)

　　作者：鲍盛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