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往往都酝酿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后，几乎所有国家都放弃了金本位制度，促进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加速了欧盟和欧元的诞生。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亚洲经济体“雁行模式”的区域分工结构，促进了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次爆发的经济危机也为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提供了历史性机会，全球经济格局正酝酿着巨大变化。目前看来，有以下四方面因素影响全球经济格局重构。

　　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是影响经济格局重构的主要因素之一。过去20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一直高于发达国家，使得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的比重从2007年的43.7%上升到2009年的46.2%。特别地，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此轮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受到危机的冲击较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全球化程度不深，受到的冲击较小，从而得以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IMF预测，2010年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将达7.1%，不但远远高于发达国家3%的经济增长率，也高于5%的世界经济增长率。随着危机期间实施的刺激政策退出、物价上涨压力加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潜在增速下降的压力，但是仍将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发达国家的复苏步伐虽然可能进一步加快，但难以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

　　从长期趋势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使得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对比发生变化。IMF预测，2013年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将超过发达国家。这种变化将对世界经济格局重构产生重要影响。反映在新兴市场国家这边，就是开始谋取获得国际经济价值链的更高份额；反映在发达国家这边，就是对部分发展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戒心日重，并要求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再一次挥动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全球贸易已经呈现下降趋势。2009年全球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下降到40.95%，远低于危机前53.04%的水平，也低于近10年来的平均水平。

　　2009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中包含“只买美国货”的条款，同时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提高出口来解决其自身巨大的贸易逆差和经济失衡问题。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如果关闭工厂也要关闭国外的工厂，要保证国内汽车工人的就业”，而意大利则发出了“意大利人吃意大利食品”的号召。除了这些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外，一些国家还采用了规避制裁和把贸易保护主义合理化的措施，其中包括以低碳技术为壁垒工具的“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由贸易壁垒引起的贸易摩擦在各经济体之间以及经济体内部不断加剧，2010年前10个月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达到16起，其中不仅有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案，还有来自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壁垒。因此，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影响全球经济格局重构的重要因素。

　　低碳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全球面临的挑战。世界各国尽管在达成新的碳减排协议上步履维艰，但碳排放必须减少的大方向是一致的。碳减排必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影响。本次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发展低碳产业和碳减排提上了战略议程。美国提出在未来三年要将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新能源产量提高一倍，到2012年新能源发电量将占总发电量的10%，2025年要占到25%。在未来十年，美国将投资1500亿美元发展新能源和替代能源。2009年4月，欧盟通过了《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德国则提出，计划在2020年前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就业规模超过传统的汽车产业。此外，世界各国也在重新审视和调整本国的核电发展计划，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新的核电站建设计划。

　　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同时低碳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生活模式和消费模式的变革，必将会导致国际金融业发生结构性变革，由传统金融走向碳金融。碳金融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一旦碳排放指标和碳减排额度被确定和分配，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碳贸易摩擦、汇率问题、碳减排配额及其分配问题等，都会与碳关税的征收高度联系起来，碳排放权将可能成为未来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性因素。因此，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发展，也是影响全球经济格局重构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不对等。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布局，碳排放量呈下降趋势，在节能减排技术上拥有绝对领先优势，在根据全球气候谈判确定的世界新体系中必将进一步强化其主导地位，并且从长远来看，碳交易市场及碳金融市场的不断扩大，为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格局增加了一个新平台。而发展中国家巨大的经济发展要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发达国家高碳产业的承接，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碳排放量不断上升与承担减排责任的双重压力，在新的世界分工格局和碳交易市场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其长期经济增长潜力面临中枢下移的风险（经济潜在增长中枢指在充分就业情况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将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将一波三折

　　“实力决定地位，地位决定影响力”。随着经济实力上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要求更大的话语权。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大战后成立的多边经济协调机构的缺陷和困境越加凸显，国际社会目前正在积极推动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试图通过改进和改善已有框架，形成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G20已经代替传统的G8成为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的主要平台，在G20框架下，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和发言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2010年4月下旬，世行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后者投票权上升了3.13个百分点，至47.19%。IMF11月也通过决议，2012年之前将份额向发展中国家转移6个百分点，将欧盟国家在执行董事会中的8个席位让出两个给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将对全球经济格局重构产生重要影响。

　　但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不会一帆风顺。多哈回合谈判多年来难达成果。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虽然有55国提交了减排承诺，但没有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2010年召开的坎昆气候大会最终未能完成“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发达国家试图混淆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区别，不按照承诺中的条款采取行动，这与联合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背道而驰，导致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调整面临较大风险。

　　同时，发达国家企图继续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也给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带来重重障碍。IMF份额和世行投票权向发展中国家的小幅转移，虽然不可避免地导致发达国家在这两家机构影响力的下降，并不得不在未来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分享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但这种相对权利的下降换来的却是绝对权利的上升：发达国家通过赢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进一步扩大了世行和IMF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和治理范围，而实质上最终决定权仍然在西方国家手里——两家机构的重要职务仍主要由欧美人士担任（几十年来，世行行长和IMF总裁一直都是分别由美国人和欧洲人担任），尤其是美国在IMF的“一票否决”权没有改变。

　　目前，全球经济格局在大调整中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趋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贸易结构的调整、低碳理念的深化以及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都将促进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但这些在短期内都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世界经济重返平稳增长轨道将面临巨大挑战。

　　□ 付兵涛 李新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