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投资将于下一个十年出现质的飞跃
——专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
以下是让人愉快的一组数据:
2010年,中国海外投资达到590亿美元,全球排名由2005年的第18位跃升至第5位。
同时,中国在全球投资的存量资产已达到2580亿美元。
是的,有政策,有资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
我们关心,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更关心,“走出去”后的中国企业如何临摹新景物。
自本期起,本报将推出中国海外投资地图系列报道。
在我们的报道中,你将看到:
在全球不同地域,中国企业所经历、所面对、所获得的……
经济观察报: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进程?
詹晓宁:我认为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八十年代中叶开始,那时国务院提出要搞中国式的跨国公司,一些大的国营企业开始对外投资,这是中国对外投资的起步阶段。之前中国也曾有一些对外投资,但很零散,未形成规模。八十年代下半叶,中国对外投资开始持续增长。那时的想法就是办中国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体主要是过去的大的外贸企业。当时商务部下面的中国粮油、石化、五矿等大型专业性贸易公司开始对外投资。他们之所以先一步走出去,是因为他们在海外有分支机构,有一定的对外经营能力,有外语人才。当时这些企业在走出去时也模仿了日本、韩国商社模式。
第二阶段是九十年代,中国对外投资在九十年代初期(1992-1993年)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对外投资额较八十年代有较大的增长。在这十年期间,中国年对外投资额保持在20亿至40亿美元之间。除了大型贸易企业以外,中国大的工业企业也开始走出去,另外民营企业也逐步进行跨国投资。中国政府政策上的支持,加上外汇管制和对外投资审批的逐渐放开,从政策上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创造了更多的条件。可以说中国对外投资在九十年代开始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
第三阶段是二十一世纪头十年,中国出现了一个对外投资浪潮,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中国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的比例在九十年代为1:18左右,2009年上升到1:2。2010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6%。中国对外投资在全球的排名也从九十年代的十几位、二十几位上升到目前的第五位。如果将金融类对外投资以及香港中资企业的对外投资也包括进来,中国对外投资数额将更为庞大。从布局来说,中国对外投资遍布全球各地以及各个行业,全面铺开。
同时应看到,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还只是量的巨增,并未达到质的飞跃。第一,按联合国贸易发组织2008年全球跨国经营指数(海外总资产/总资产,海外收入/总收入以及海外员工/员工总数的平均数)排名,入围全球100强的中国企业仅有中国远洋运输和中信集团两家。而且这两家企业之所以能够排上100强,是由于我们把他们在香港的资产也算到海外资产里了。如果不算,中国还没有一家真正进入世界100强的跨国公司。大家老说我们进了全球500强前10名,实际上不能说明它们已经真正实现了跨国经营,因此也不是真正拥有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的跨国企业。第二点,真正的跨国公司需要有一个全球的生产体系和全球产业链。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还是“点式”的、分散的,尚未形成产业链型的、集群式的对外投资。所以中国走出去还需要实现质的突破。
我们预计在下一个十年,中国对外投资将出现一个质的飞跃。中国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企业,可能会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通过集群式投资将产业链延伸到海外,建立海外生产、经营基地,并逐步发展成为真正的全球性跨国公司。这将帮助中国企业全面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将过去的成本优势转变为更全面的竞争优势,同时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中国对外投资在质和量两方面都会实现新的飞跃。
经济观察报:能否举例说明什么是全球产业链?
詹晓宁:我们说的全球产业链,是指大的跨国公司在国际化经营中往往仅将战略规划、核心研发、品牌管理以及全球销售网络的控制等核心功能留在母国,而将产业链其他很大一部分延伸到海外。例如,很多大的跨国公司原料采购和中间产品的生产在一个国家,终端产品的组装又在另一个国家,销售又在其他国家,从而使资源和区位优势达到完美结合。而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又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在产业链的某一部分可以采取股权投资,另一部分可以采取非股权模式,包括外包、贴牌等,即通过不同的形式对产业链进行控制。
目前绝大部分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模式仍是两头(原料和市场)在外,仍没有真正具备全球产业链的跨国企业。华为、海尔、联想等少数企业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但跨国经营仍主要是集中在销售和部分生产环节。
经济观察报:我看到过一个报告,您认为中国现在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比例是1:2,在未来有可能达到1:1?
詹晓宁:对,这是说未来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情况。根据邓宁(-编辑注:John Harry Dunning,英国国际投资领域著名经济学家)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当一国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时,其对外投资将不断加速,并最终成为直接投资净输出国。根据这一理论,中国已经进入对外投资快速增长阶段,中国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比例很可能在今后十年超过1:1。
同时,中国对外投资也会出现一个质的飞跃。中国企业现在越做越强。这不仅体现在企业规模、资产排名方面,也体现在更加注意品牌、全球战略以及技术获得与技术创新等方面,这就为未来开拓全球市场创造了条件。过去这些年里,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以产品为依托在世界上竞争。今后将主要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以整个产业链条为依托,在资本、技术、品牌等方面参与全球竞争。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这样一个质的飞跃在这个时段呈现出来?
詹晓宁:首先,从宏观层面看,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其次,从微观层面看,现在中国企业竞争力已经大大增强。特别是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吸收外资消化技术,越做越强。过去中国企业在想,只要我在中国发展,中国这么大市场够我发展了。现在看到中国市场上激烈的竞争,企业越来越强,肯定要在全球大市场上竞争,才有更大的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着日益增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能过剩、产业升级换代以及向低碳经济的转型,都给企业造成了一种推力和压力,推动着它们走出去,去国际市场上竞争。
从国际上看,中国企业通过出口实现超常增长也已经走过了“黄金时期”。受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需求的繁荣期已经落幕。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各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将长期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只通过产品出口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困难。中国企业必须贴近市场,在全球进行产业布局,直接到原材料产地获取产能、直接生产、直接加工、直接销售到大的市场上去,这样才能绕过保护主义。
而从投资方面看,尽管近两年国际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现在各国不断加大吸收外资的力度,整个大的趋势仍是进一步开放。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各国70%左右的新的外资政策仍是以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便利化为导向。
经济观察报:联合国贸发组织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有个重要内容就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相投资也在不断上升?
詹晓宁:对,南南投资增长也很快,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特别是金砖四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根据我们贸发组织的最新数据,2010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半,达到52%,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南南投资。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周边国家的跨境投资也不断增加。如中国对周边邻国的投资,还有非洲国家之间的跨境投资,像肯尼亚对乌干达的投资,都在增长。因为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很小,所以在全球外资数据上不容易反映出来,但是这些跨境投资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很大。
经济观察报:怎么看金融危机对中国投资的影响?很多人说抄底,但一些投资者还是相对谨慎,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投资比较多。
詹晓宁:2008年至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实际上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当然这主要是受国有企业少数大型并购项目的推动。一些大的所谓“抄底”,实际上不是为抄底而抄底,而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对外经营能力正好达到了这个阶段,只不过是正好赶在了这个时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实际上是出于长远发展的战略需要。
经济观察报:但是反过来说,一些国家对吸引中国投资更加积极热情?
詹晓宁:各国对于吸收中国投资确实非常热情。联合国贸发组织对119个国家的投资促进机构进行了问卷调查,当问及“未来三年你最关注的十大外资来源国以及你认为哪些国家的对外投资在未来三年会有大的发展”时,中国总体排名第二,仅在美国之后。当然,中国目前全球第五的实际排名与此还有很大的距离,但这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投资寄予厚望。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现在整体投资环境是有利于对外投资的。但是在过去的一些投资,特别是资源性投资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障碍有哪些?
詹晓宁:国际投资政策大的方向仍是进一步走向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便利化。但国际投资环境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其中一个趋势,就是全球经济危机使得各国在发展战略、发展方向上都有反思,不少国家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开始重新强调产业政策,加大扶持本国企业和保护重要产业。事实上,产业政策在90年代已经不时髦了,批得比较多,很多国家产业政策已经被完全自由化。中国比较例外,我们一直坚持产业政策。
另一个趋势就是各国都加大了对资源的保护和控制。非洲和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九十年代推动经济自由化期间,通过联合开发的方式跟跨国公司签订了很多协议,最近几年又觉得在资源开采收益分配方面很不公平,所以他们要求对这些协议重新谈判,一些拉美国家如委内瑞拉还实行了国有化,重新将资源收归国有。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也加大了对资源的掌控。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这还涉及东道国权利和义务的再平衡。前些年国际投资体制过多强调投资者的权利和东道国的义务,现在开始强调投资者的义务和东道国权利的平衡。投资者的义务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公司治理。这也对中国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从国家权利方面看,联合国贸发组织前些年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政策空间(policy space),现在已经被大家接受了。过去更多地强调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各种贸易、投资、金融规制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形成了约束。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强调政策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的同时,要求拥有更大的政策空间,以适应国情和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再平衡过程为国际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挑战。
经济观察报:我们之前一些大型并购案例并不成功,您觉得可以归结到哪些主要因素?
詹晓宁:经验不足,人材短缺,国际经营能力仍不足。此外,一些并购的战略和决策存在失误。目前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普遍存在一种倾向,即只注重大企业、大项目,注重品牌和市场效应。但中国企业对国际品牌、市场和营销体系的控制能力仍然有限。一些品牌即使被收购,其市场价值最后也可能被消耗掉。此外,大型外国跨国企业剥离给中国企业的可能本来就是没有发展前景的业务和技术。
同时,应充分看到中国企业“走出去”取得的成就。从总体上看,多数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是盈利的。中国海外投资还保障了中国能源资源供应,拉动了出口增长,还创造了50多万人的外派就业机会。
经济观察报:以前中国投资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是资源投资、战略投资比较多,现在大家开始关注低碳投资,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詹晓宁:资源投资实际上是相对被夸大了。为什么这么说?一是因为资源性投资都是资本密集型投资,金额大。另外就是世界经济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快速增长,世界各国加大了对资源的关注和掌控,并把资源和经济安全联系到一起,资源类投资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实际上,中国对外投资涉及了各个主要领域。在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中,资源类投资只占12%左右。中国海外投资遍布了众多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国家的投资,统计上似乎并不起眼,但由于当地产业规模小,中国投资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这些不容易为人所见。
当然,中国企业对外资源性投资也要注意自身形象,在具体做法上要作出适当调整。某些资源导向型对外投资项目应尽可能在当地加工成半成品再运回国内,或直接提供海外生产基地使用。在当地进行初加工,既可以为当地增加附加值,回馈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还可以节约运输成本,对中国和东道国都有好处。
经济观察报:联合国贸易组织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着重探讨了低碳投资,这股浪潮将对中国对外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詹晓宁:低碳经济蕴含着很大的商业机会。实际上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很有远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企业也看到了低碳经济带来的机遇。这不光是中国,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在这方面也提出了明确的目标。
实际上,目前这场低碳竞争的核心就是技术竞争。而技术发展无非有两个渠道,一是获取(购买、引进)技术,另一个就是自主创新。中国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错,但仍远远不够,不少核心技术仍掌握在西方企业手中。中国企业还需要引进、吸收核心技术。
但引进技术是门学问。首先,要更注重与发达国家技术型中小企业的合作,不能仅盯着大企业。据统计,仅欧盟成员国就有200多万家技术型中小型企业,而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新能源、环境、新材料、医药、生物、电子信息与通讯等新兴战略产业,且其掌握的技术大多是直接面向市场的实用技术。同时,这些企业缺乏资金和市场,正好与中国企业优势互补。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收购、合资或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其合作。
另外,在获取技术的时候,很多企业是购买技术,即技术转让给我,我交技术使用费,这样很容易形成技术依赖。与其购买技术,还不如与海外研发机构直接进行战略合作,进行共同研发,这样一开始就掌握、拥有技术,而且在开发过程中可以消化技术。这也是一个技术发展路径。
经济观察报:低碳投资是否会成为中国对外投资新高潮?
詹晓宁:在低碳领域,目前为止对我们来说是贸易机遇更多一点。但中国太阳能、风能设备制造已经实现规模生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价格及技术优势明显。这些产业已经进入了对外投资阶段。
但这些产业不能只盯住欧美出口市场,而应看到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市场的机会。现在太阳能、风能最大的问题是储电,但非洲日照长,且对持续性供电的要求和期望值较小,对新能源的适应性更强。欧洲对供电稳定性、持续性要求很高,反倒不适应。所以,风能、太阳能发电可能在非洲更有市场。
大家可能觉得非洲市场购买力差,但想想移动电话,非洲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跳跃式的发展,很多国家跳过了固定电话阶段,直接进入了移动通讯时代。太阳能、风能也可能在非洲实现跨越式发展。
经济观察报:低碳投资的力度和投资的实际效果是噱头居多还是真正有内容?
詹晓宁:低碳行业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有制度环境的保证,在发展初期需要产业政策扶持。现在这个浪潮还没有真正到来。全球的国际商会和企业,也由于国际气候新的框架公约没有形成而不敢做大的动作,因为投资是长期的,有风险的,在制度环境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投资风险非常大。企业界正在呼吁清晰、透明和稳定的气候变化框架与气候政策。同时,很多大企业对低碳投资跃跃欲试,有些已先走一步,但也有很多仍在观望。
另外,发展低碳经济并不仅仅局限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减少碳排放,它还包括如何提高能源生产和使用效率。因此,即使对传统产业而言,低碳投资也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提升企业形象的一个途径。很多企业都在加大在这个领域的投资,低碳投资浪潮过几年将形成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