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上许多国家陷入衰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不断兴起。在这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中，尤为突出的是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急剧升温。美国想借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来消除与中国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那么，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能否帮助其消除逆差呢？我们需要冷静地分析这一问题。

　　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

　　（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新趋势

　　美国的贸易保护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尤为活跃。美国于2009年2月抛出“购买美国货”条款，9月奥巴马签署了针对进口中国轮胎的特保案，被认为是奥巴马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第一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1月至11月，美国各类贸易救济案约为50宗，其中超过一半针对中国。2010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案件不断发生。1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超过3亿美元的钢丝层板初步征收43%—289%的反倾销关税。2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又裁定来自中国的油井钻杆对美国构成倾销。3月,美国商务部做出终裁，对从中国进口的耐火砖征收132.74%—349%的反倾销税。5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无缝精炼铜管材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课征反倾销税。8月份，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强化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的一揽子建议，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该建议旨在加强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政策的执行力度，对进口贸易不公平问题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尤其是针对中国等“那些市场会受到政府控制的国家”。10月29日，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

　　这一系列的案件说明，美国一方面对别人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另一方面自己大打贸易保护主义牌，奥巴马政府正向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向“改变”，这反映的正是美国一贯施行的双重标准，因而其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得到了美国朝野的广泛支持。同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实施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由贸易领域扩展到了国内经济领域，“购买美国货条款”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该条款要求，对于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项目，其使用的钢铁和制成品应为美国生产。另外，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有所加大，奥巴马就职一年，美国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案就达20余起，涉案金额达到70多亿美元。

　　（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的原因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将大量赌注压在了制造业复苏以及出口促进战略上，希望通过提升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但是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2010年第二个季度，美国出口仅增长9.1%，为经济复苏以来的最低季度增幅，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仅贡献1.08个百分点，而进口则大幅增加32.4%，第三季度的出口增幅也仅为6.8%。就业方面，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2009年2月，美国失业率首度超过了8%，此后持续攀升，10月份，美国失业率为10.2%，为26年来最高水平。2010年11月，美国的失业率升至9.8%，高于预期的9.6%。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得美国政府和国会面临来自工会和制造商的压力，以至于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表示：“2010年的第一要务就是创造就业”。

　　要降低失业，美国政府就必须扩大支出来刺激经济，但是美国却面临着巨额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2009年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达到1.4万亿美元，占其GDP的9.9%，2010年高达1.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10%。同时，美国国家债务问题更为糟糕，2009年底已经达到11.9万亿美元，占其GDP的84.3%。面对高失业、高赤字的“双重困境”，美国政府把希望寄托于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上。要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中国作为对美贸易的最大顺差国，就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优先实施的对象。

　　美贸易保护持续升温还包含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奥巴马上任以来，一直受困于救助华尔街金融机构和医疗改革两大问题，救助计划不得人心，医疗改革也举步维艰，再加上2010年中期选举的败北，使得奥巴马及民主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美国政府为了转移视线，缓解国内的矛盾，只好将目光瞄向国外，寻找一个合适的“替罪羊”，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成为首当其冲的对象。

　　二、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会有帮助吗？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手段主要有逼迫人民币升值、“惩罚性关税”等措施，而这些措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一）逼迫人民币升值无助于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少数西方人士坚持认为人民币升值能够改善美国贸易赤字问题，持此观点的不乏一些大牌经济学家，例如克鲁格曼，克氏自2009年伊始就开始鼓吹人民币被低估，并撰写了一系列针对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文章，一度使得人民币面临前所未有的升值压力。一个国家货币升值不会改变该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格局，国际贸易更多地由国际产业分工、各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竞争力等因素主导。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由该国的资源禀赋、技术条件等经济因素决定。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我国在劳动力、产业分工和资源禀赋方面的优势。20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使得日元兑美元的汇率3年内从250∶1上升到120∶1，但即使日元如此大幅度的升值，也丝毫没有改变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局面，贸易逆差平稳了一段时间后，继续呈现出上升的势头。美日贸易逆差1987年为598亿美元，1991年为434亿美元，1993年逆差为594亿美元，2007年则上升为868亿美元。日元的升值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日贸易逆差。所以，货币升值并不是解决两国贸易状况的好办法。

　　人民币升值同样不能够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三类：一是办公自动化用品；二是服装鞋帽；三是玩具和其他塑料制品。由于这些只占美国制造业的4%，如果美国不从中国进口这些商品，也会从其他国家进口，最终呈现的还是贸易逆差。关于这一点，格林斯潘已经指出：“如果人民币按照布什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升值了，那么，美国的消费者将为购买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仍然降不下来。最终我们将发现，我们将会从其他地方进口，而进口的商品价格是一样的，惟一的区别是，美国国内商品价格将会上涨。”事实也如此，2005年至2008年末，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1∶8.1936下跌到了1∶6.9477。然而美元的贬值对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的效果并不显著，2005年至2008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分别为2016、2325、2563、2663亿美元，逆差继续保持上升的趋势。因此，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分工结构，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便宜不是由于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而是主要来自于中国生产要素成本偏低。一味地逼迫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

　　（二）“惩罚性关税”最终损害的将是美方的利益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提倡采用“惩罚性关税”或者“临时性关税”来降低美国贸易逆差。如果采纳这种保护主义的观点，美国的进口可能如愿下降，进口的下降导致流入世界市场的美元减少，由于不能满足国际货币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会提高美元的相对价格，进而造成美元升值。升值后的美元使得美国出口商品变得更加昂贵，而进口商品对美国消费者而言变得更加便宜，因此出口会减少，而进口会增加，贸易逆差依然会存在。“惩罚性关税”的实施不仅不会改变美国贸易逆差，而且会对美国相关产业和就业市场造成不利的影响。

　　以“轮胎特保案”为例，对美国而言，对中国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弊远大于利。首先，中国对美出口的轮胎中，有2/3是由美方在华企业生产的，对轮胎实施“特保”将直接影响这些美资企业的利益。其次，即使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实施“特保”，美国制造商根本不愿意重返利润较少的低端市场，只会迫使美国经销商到其他国家寻找替代品。最后，实施“特保”后，美国就业市场会受到严重的冲击，中国轮胎出口到美国零售市场上，为美国创造了10万个就业岗位，“特保”的实施将导致2.5万人失业。

　　三、贸易保护主义的最终受害者将是美国

　　（一）美国其实是中美贸易顺差的受益者

　　中美间巨额的贸易顺差，受益者其实是美国。以苹果“IPOD”播放器为例，该播放器是迄今最受欢迎的个人电子娱乐产品之一。它由苹果公司委托富士康在中国的工厂组装。每台播放器在美国零售价为299美元，其中美国本土企业获得163美元的附加值，中国只获得了4美元工人工资。但是，每向美国出口一台播放器，账面上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就增加150美元。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苹果的iPhone手机，据美国学者研究指出，iPhone手机2009年实际上让美国贸易赤字上升了大约19亿美元！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贸易统计数据都将iPhone手机视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品，尽管它完全是由美国公司设计和拥有的，而且其部件由亚洲和欧洲多国生产；中国在整个产业链中的作用就是组装和发货。所造成的结果是每部手机178.96美元的预估批发成本都算在中国头上。

　　事实确实如此，美国企业通过在华投资设厂、委托代工等方式，利用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效提高了竞争力，并且收获了产品销售利润的绝大部分；而中国在此过程中，尽管账面上有巨额顺差，实际只收获了少部分利润。从表面看，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小，然而，近十年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上述两个案例都表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恰恰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受益者。

　　（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

　　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容易将世界经济引向国际贸易的囚徒困境，贸易保护主义并不能解决经济复苏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只能加深各国间的不信任，导致国际贸易进一步萎缩。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中国已成为美国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最大受害者。仅2010年1月至9月，美国针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4起，涉案总额达到58.4亿美元。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使得中国出口环境持续恶化，不断增多的贸易摩擦削弱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加大了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增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风险，使得中国外贸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

　　那么，美国究竟有没有从贸易保护主义中受益呢？世界经济史告诉我们，任何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都会招致贸易对手的报复。以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触发金融危机为例，美国国会将其归罪于国际贸易，第二年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对两万多种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战，国际贸易几近停滞。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当时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与贸易战有直接关系。再拿“购买美国货”条款为例，2009年美国实施该条款后，一些美国研究机构就指出，尽管该条款可以为美国钢铁行业增加大约9000个工作岗位，但如果这一条款触发国际贸易战，美国将因此失去65000个工作岗位。

　　从现实看，贸易保护主义并非美国普通百姓之福，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后果将是美国国内物价大幅上升。控制商品进口种类和进口数量只会增加企业生产的成本，让企业流动性更受局限，消费者也只能支付更多的价钱。当然，在贸易保护过程中，有少数垄断大企业可能会受益，但是在受益后，它们会继续向政府施压，要求更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又会进一步使得美国普通消费者受损。通过保护主义政策，以高昂的代价扶持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可能在短期内有利于某些产业的发展，但从长远看并不具备实用性，因为这会降低更大部分人的福利水平。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既损害了中国，又没有达到提高本国人民福利水平的目的，可以说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所以，不论美国利用什么借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结果只能是影响各国与美国之间的有效合作，进而伤及美国自身的利益。

　　四、消除贸易逆差不能靠贸易保护主义

　　大多数研究已经指出，美国出现巨额逆差并不是其他国家造成的，美国对他国的指责和贸易保护是毫无道理的。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国际收支与国内经济之间存在特定的联系。贸易差额实际上是国内总储蓄和投资行为不平衡的结果。因为，对一国国际收支平衡表而言，经常账户差额+资本账户差额=0；该式表明，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成相互对冲的关系，资本账户顺畅要由经常账户逆差“消化”，资本账户逆差要由经常账户顺差“补充”。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是对其资本账户顺差调节的结果，美国资本账户盈余体现的是外资对美国的净流入。美国保持巨额逆差的原因在于美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储蓄—投资缺口。美国的储蓄长期低于投资率，国内储蓄不能满足国内投资的需求，只能依靠“进口”储蓄来支撑国内投资需求。一个国家如果储蓄大于投资，将以投资的形式出口它的超额储蓄，出口将大于进口，最终会出现贸易盈余；而一个国家如果储蓄小于投资（美国就是如此），必须从其他国家进口资本，即拥有资本账户盈余，相应的经常账户必然是逆差。这正是国际资本对美国净流入的根本原因。储蓄—投资缺口、国际资本流量以及贸易差额之间的因果关系表明了贸易保护主义不能解决美国的逆差问题。

　　美国贸易逆差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即通常所说的“美元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非但没有削弱美元的地位，反而使得美元的霸权地位进一步得到强化。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这种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使得美国不能随意发行美元，因此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存在“特里芬难题”，最终分崩瓦解，而该体系瓦解后，却没有其他货币能够代替美元，美元并未丧失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元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黄金的角色。各国为了维护本国金融市场和经济环境的稳定，需要持有美元作为储备，这就要求各国更多地出口产品来换取美元。而作为储备资产的供应国，必定会存在国际收支赤字，否则无法向世界其他国家供应储备货币。美国要向世界其他国家供应美元，必然会存在国际收支赤字。所以说，要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应该改革目前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而不应当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

　　综上所述，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是由于国内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困境所造成的。但是，美国所采取的逼迫人民币升值、“惩罚性关税”、出口补贴等政策却无助于消除美国贸易逆差，改革目前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才是根本。

　　（赵家章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