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篇——渐进升值 趋利避害

　　中国政府如何才能既顺应市场要求——让人民币适当升值、又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黄益平 陶坤玉

　　升值利大于弊

　　人民币究竟该不该升值，一直令中国决策者纠结不已。不过，人民币汇率逐步走向由市场机制决定，越来越多地随着供求关系变化波动，这一方向其实在1994年1月1日就已经决定了，央行在2005年7月21日和2010年6月19日两次重新确定了这个方向。

　　最近，央行几位高级官员明确表示，人民币汇率走向自由浮动和人民币逐步国际化，是中国的长期政策目标。

　　过去几年，政府一直在汇率问题上表现得非常谨慎。2008年年中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实际上是采取了“软钉住”美元的做法。但现在，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表明，人民币汇率增加弹性已经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首先，人民币汇率弹性是降低外部失衡和提高资本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全球危机期间，中国外部失衡的程度已经明显减轻，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从2007年的10.8%减少到2010年第一季度的3.5%。不过这个回落更多地是周期性的，危机之后可能反弹，实际上贸易顺差已经在明显回升。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高达25000亿美元，这些资产除了继续支持美国政府借债过日子，对中国经济没有多少实际贡献。

　　其次，人民币汇率增加灵活性也是保障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必然步骤。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中，中国目前的政策选择是维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放弃自由流动的资本。

　　然而，中国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已经在明显减弱。而其直接后果，就是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热钱的自由流动已经明显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量的资本流入使得国内市场流动性十分充裕，严重干扰央行实现利率政策的目标。作为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大国，中国显然不可能像香港那般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最后，人民币适当升值是避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重要环节。许多专家强调汇率政策是中国自己的政策，无需他国指手画脚。但问题是，中国确实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任何重大政策都会对国际市场造成重要影响。

　　目前，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对人民币汇率政策有看法，发达国家的意见更大。美国议员最近动作频频，主要是因为美国接近两位数的失业率。如果我们不能适当回应，中美发生贸易战的风险是很大的。其实，尽力避免贸易战也是保护中国自身利益的策略。

　　如果我们接受人民币汇率增加弹性已经是当前必然的选择，那么我们需要理解的是，这样的变化究竟会给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会不会产生难以承受的变化，比如失业太多导致社会不稳定。

　　根据我们用OEF模型所做的一般均衡的模拟，如果人民币升值10%，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GDP、消费、投资和就业微小下降，对经济有影响。但通货膨胀和经常项目顺差也会下降，实际工资、消费占GDP的比例增加和非贸易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这些其实是正面的变化。从长期看，这样的变化更加明显。

　　从这些分析结果看来，适度升值的宏观影响基本还在可控范围内，而且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具有正面的作用。因此，还应该继续保持人民币小幅稳步的升值过程。

　　同时，汇率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汇改之后，中国第一、二类产业占比下降，而第三产业的占比明显上升，有助于中国完成产业结构的优化；汇率的升值也改变了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从劳动密集型更多地偏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有助于中国重新定位出口优势，获取更多的产品附加值。此外，汇率升值有效抑制了通胀压力，部分缓解了经济过热所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

　　最后，人民币汇率升值促进了工资的增长，而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加强也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整个社会的福利。

　　因此，从五年的时期上看，人民币汇率对GDP增速，以及总就业量的负面影响力度大幅减弱，对通胀的缓解力度则会加大。同时，我们相信在稳步小幅升值的前提下，从更长的时期看，经济结构的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有助于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并且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此外，从以往经验看，升值以后最容易出问题的并非实体经济部门，而是跟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相关的领域。日本和中国台湾的教训为什么比较大，主要是因为他们一直在抵制升值，在汇率和其他价格变量方面积累了相当严重的扭曲，以后调整的幅度就会比较大、步伐也会比较激烈。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升值的同时保持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减轻升值的压力。但实际后果却是促成了严重的资产泡沫，这又进一步鼓励大量的资本流入。

　　如何趋利避害

　　中国政府如何才能既顺应市场要求让人民币适当升值、又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我们提出六条具体的政策建议。

　　第一，人民币应尽快适度升值，重新取得国际经济政策博弈的主动权。重启人民币汇改的最佳时机是2009年年底，当时已经非常清晰，2010年是贸易保护年，人民币汇率政策成为国际经济政策争论的焦点之一。

　　第二，真正落实一篮子货币的参照体系，改变目前过度重视人民币与美元双边汇率的做法。美元已经不再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力量，如果我们继续让人民币紧追美元，其实反而造成汇率体系极大的不稳定。过度重视美元汇率也容易让人民币汇率政策来回摇摆，这其实是不合理的。

　　要改变这种状况，不仅要真正做到以一篮子货币为参考，央行可以考虑每天发布一个人民币相对于一篮子的有效汇率指数，并将其作为市场干预的目标。

　　第三，既然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府在短期内可以适当控制升值幅度，同时要大力推进汇率避险工具与市场的发展。

　　人民币汇率刚刚开始随市场波动，在近期内还是要避免汇率水平的大起大落，防止对经济造成过大冲击。而在增加汇率灵活性的同时，政府也应该支持避险工具的发展。市场波动区间的放大最好一步一步走。

　　第四，积极地以包括货币升值和结构改革的综合手段降低经常项目顺差，从根本上消除汇率争端的风险。现在对中国汇率压力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中国庞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在经济学研究中，其实没有一个科学、一致的标准判断汇率扭曲的程度，通常的方法是看经常项目平衡。

　　当然，降低外部顺差，汇率只是一个手段，任何降低国内经济扭曲，包括要素价格低估等的措施，都有助于促进消费增长、促进服务业发展。最终有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减少与重要贸易伙伴的冲突，有利于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第五，在允许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应该高度关注国内资产泡沫的风险。根据2005年至2008年的经验，一旦人民币再次稳步升值，通过正规、非正规渠道流入国内资产市场的资本会大幅度增加。为了避免将来发生日本那样的悲剧，中国政府应该严格监控国内资产泡沫。

　　通常情况下，升值与加息可以互相替代。但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时，可以考虑同时收紧人民币流动性和适当加息，以防范资产价格泡沫。

　　第六，中国当前应该考虑实行“紧货币、宽财政”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紧货币”是为了降低通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而“宽财政”则是为了帮助平稳渡过经济结构的调整期。

　　比如，人民币升值可能导致部分出口企业面临困难，而部分工人也可能失去工作。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就可以提供诸如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等服务，帮助工人和企业应对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结构性震荡。

　　黄益平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陶坤玉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