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债务危机的进程

　　第一阶段：希腊债务危机。2009年10月初，新一届希腊政府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希腊债务危机由此拉开序幕。随后几个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标普、穆迪和惠誉分别下调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2010年5月底，惠誉宣布将西班牙的主权评级从“AAA”级下调至“AA+”级，至此，希腊债务危机扩大为欧洲债务危机。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削弱了欧元竞争力，欧元自2009年12月开始一路下滑，EURUSD从2009年年底的1.50水平跌至目前的1.20下方。

　　2010年5月10日，欧盟27国财长被迫决定设立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防止危机继续蔓延。这套庞大的救助机制由三部分资金组成，其中4400亿欧元将由欧元区国家根据相互间协议提供，为期三年；600亿欧元将以欧盟《里斯本条约》相关条款为基础，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筹集；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提供2500亿欧元。欧盟的重拳出击令市场信心得到一定修复，市场对欧债危机的担忧有所缓解，欧元暂获“喘息之机”。

　　第二阶段：爱尔兰债务危机。2010年9月底，爱尔兰政府宣布，预计2010年财政赤字会骤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2％，到2012年爱尔兰的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预计将达到113％，是欧盟规定标准的两倍。2010年11月2日，爱尔兰5年期债券信用违约掉期(CDS)费率创下纪录新高，表明爱尔兰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加大，由此宣告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11月11日，爱尔兰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9%，这意味着爱尔兰政府从金融市场筹资的借贷成本已高得难以承受。爱尔兰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扩大影响范围。爱尔兰政府从最初否认申请援助到无奈承认，爱尔兰债务危机进一步升级。

　　欧盟27国财长讨论后决定正式批准对爱尔兰850亿欧元的援助方案，不过，爱尔兰得到援助须接受苛刻的财政条件，即大力整顿国内财政状况，大幅削减政府财政预算，以达到欧盟规定的水平。爱尔兰成为继希腊之后第二个申请救助的欧元区成员国，欧洲债务危机暂告一段落。

　　第三阶段：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谁将是下一个？在爱尔兰债务危机甫定之时，市场焦点却转向葡萄牙及西班牙。金融危机后葡萄牙经济下滑，2009财政年度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4%，大大超出欧盟规定的3%的上限，这一比例是继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之后的欧元区第四高。西班牙，首要问题是总额达1万亿欧元的公共债务规模，IMF预计到2014年西班牙债务占GDP的比例会达到80%。IMF预测，西班牙2010年的失业率为20%，比葡萄牙高出1倍。西班牙也是欧洲住房市场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西班牙存在房产泡沫以及相应的建筑市场过热问题，产能大量过剩，大量房屋空置，建筑行业岌岌可危。危机一旦在西班牙蔓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西班牙是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都属于欧元区小国，经济总量加起来只及西班牙的一半。

　　身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也已经受到波及，其10年期国债与德国国债之间的收益率利差已升至欧元流通以来的新高；“余震”还波及地处欧洲心脏的比利时，其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呈现连续上扬态势。目前，欧债危机的熊熊火焰虽已得到控制，但只要欧元机制尚存漏洞，欧债危机就随时有引爆的可能。　　　　

　　持续一年多时间的欧洲债务危机虽有所缓和，但前景依旧不容乐观。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一方面是由于各个经济体自身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欧元区体制的弊端。

　　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

　　一、经济结构性缺陷

　　1.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

　　欧元区的各个国家经济差距较大，区域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其中，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经济较为发达，而希腊、爱尔兰等外围国家经济较为落后，德国的GDP占欧元区GDP总规模的20%，德法意三国占比更是高达50%。在成立欧元区之后，德意法等核心国利用制度的原有优势、技术和资金优势，乃至所谓“地区意识和价值优势”，享受着地区整合和单一货币区域的好处；而在欧元区核心圈的外围，希腊、爱尔兰等国形成了比较劣势带。在单一货币区内，统一的货币政策更加倾向于德意法等国家的经济目标，从而导致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愈发严重。

　　2.各国产业结构不合理

　　首先，希腊、爱尔兰等国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配置效率的低下导致经济较为脆弱，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希腊等国进入工业化的时间较短，且受自然资源的限制，因此整体结构不尽合理，对工业制品进口依赖度较大，其出口产品以农产品、资源性初级加工产品以及金属制品为主，缺少附加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随着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其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受影响较大，欧元的升值也打击了其出口，导致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希腊的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竞争不充分，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处于垄断地位的希腊公共企业改革阻力较大，公用事业市场开放相对滞后。希腊的国有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服务质次价高，成为财政包袱，而且政府为了拉拢选民，赢得大选，还不得不大力扩展公共部门，进一步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爱尔兰从加入欧元区以来，一直被誉为欧元区的“明星”。在次贷危机以前，其经济增速一直显著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但是爱尔兰的经济以出口为主，比重占整个国家经济的70%，这意味着爱尔兰出口的提高是以降低其国内消费为代价的，爱尔兰经济过度依赖出口行业导致爱尔兰在次贷危机后遭受重创。

　　其次，税收制度上的缺陷导致经济波动风险增加。希腊的地下经济规模世界闻名，据世界银行2003年的报告，希腊地下经济占GDP总量的比例高达35%左右，希腊政府每年因偷逃税行为损失的财政收入至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与希腊不同的是，爱尔兰采取了低税率政策来吸引外商投资，其企业税率只有12.5%，而德国是30%，法国是33%。低税率一方面减少了政府收入，另一方面在经济繁荣时期导致过大的货币流动量，使得经济泡沫化，而在次贷危机爆发后，FDI的流出更对经济造成了较大打击。

　　3.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信贷，房地产泡沫严重

　　希腊90%的家庭财富是以房地产形式存在的，私人住宅投资占希腊投资的20%左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西班牙同样也出现了房地产泡沫。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西班牙的地产产值占到当年GDP的17%、税收的20%，建筑业从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2.3%。西班牙外资12个月累计投资房地产总额占GDP的比例在2003年一度达到90%，经济危机爆发后，FDI大量流出，目前该比例仅为35%。

　　爱尔兰的情况略有不同。爱尔兰采取了较低的税率吸引大量的FDI，加上每年的贸易顺差，导致流动性泛滥，房地产价格连续10年上涨，泡沫严重。截至2009年，爱尔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金额的存量达2100亿欧元；另外爱尔兰每年都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2009年的贸易顺差是387亿欧元，这两项合计就是2487亿欧元。从2000年开始，爱尔兰房价指数一路飙升，到了2007年，该指数从70上升到140。

　　房价上涨对居民形成正财富效应，提高了消费者信心，居民消费增加又带动了经济增长。但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失业率高企，银行业坏账率激增。在此环境下，债务危机的爆发难以避免。

　　二、欧元区体制的弊端

　　欧元区的成立在促进欧元区成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希腊、爱尔兰等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后，享受到了欧元区使用单一货币的好处，比如消除汇率浮动、促进跨境贸易和促进跨国就业等，使得政府和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更加便利，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更加顺畅。但是，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置于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也为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1.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步调难以一致

　　欧元区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后，成员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政策仍由各国政府独立执行。这就造成由超国家的欧洲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由各国政府执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这一体系也成为欧元区运行机制中最大的缺陷。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的政策工具，两者通过不同的政策指向与调节机制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欧洲央行的目标是维持低通胀，保持欧元对内币值稳定。而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则着力于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等，在失去货币的独立性之后，成员国只能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应对各项冲击。这就意味着欧洲央行和各国政府财政政策的目标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性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各国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时面临着遵守“马约规定”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两难选择。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爱尔兰等国的政府赤字本就偏高，加入欧元区后希腊、爱尔兰等国并没有紧缩政策、削减赤字，却利用较为低廉的融资成本大举扩张财政预算，以刺激本国的经济发展。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缺乏独立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解决就业的重任就完全落在了财政政策上，政府不得不扩大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结果赤字更加严重。

　　2.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使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成为难题

　　作为多种增长模式和多种发展速度共存的经济联合体，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欧元区的东扩，转轨中的中东欧国家逐渐加入欧元区，更加加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统一，德国、法国的经济开始回归正常，而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经济复苏之路曲折。各国对货币政策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是欧洲央行显然难以同时兼顾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单一货币体制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3.集体决策制度与各经济体利益之间的冲突

　　欧盟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超国家机构基础上的，各成员国常常在机构设置、席位分配、表决机制等问题上争论不休。欧元区与欧盟密不可分，在关系到经济联盟内外的重大决策中都由这些超国家的机构协调解决，这样的机构设置注定了危机爆发的命运。

　　4.最优货币区的困境

　　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1961年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无疑为货币联盟从设想到欧元的实际流通提供了指导。根据蒙代尔的构想，经济调节可以在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进行，而最优货币区的最大制度性溢出，就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无障碍流动，从而达到效率最优。但是，欧元区的现状却与此理论有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货币区内的生产要素发生了变化。生产要素主要包含商品与劳动力，现代金融学则为生产要素增加了资本流动。从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来看，欧洲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事实上仅局限于相对狭小的地理区间，或者是某些特殊职业。欧元体系只是在制度上放松了人员移动的管制，允许自由移动，但鉴于各国财税独立，无法形成统一的社保制度，并不能真正确保区内劳动者的自由移动。同时，在现代金融体系下，资本在开放的经济体内快速流动，并不受到更为严格的管制，造就了某些地区经济的泡沫化，加大了欧元的整体负债风险。

　　其次，货币区成员国社会结构模式存在差异。从欧元区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与社会结构并不协调。理论上看，按照加入欧盟和欧元的标准，欧元区似乎可以作为一种整体社会模式，但事实上，欧元区国家差别非常巨大。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南欧国家中，葡萄牙退休金占GDP比例为12.9%，希腊为11.5%，意大利为10.9%，西班牙为10.8%，奥地利为9.2%，荷兰为9.1%，而德国仅为6.9%，南欧国家该项指标平均水平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1.5%；而如果以退休金与社会福利支出总计分析，葡萄牙的支出达到财政总支出的71%，意大利为65%，西班牙为63%，希腊为64%，均高于欧元区的平均水平。另外，以公共开支占GDP平均比例水平看，在欧元区，德国仅占43.7%，荷兰为45%，卢森堡低至37.7%，而意大利为48.7%，希腊为48.3%，均高于区内平均水平46.8%。这些数据意味着，南欧国家在目前状态下，既无法再扩大公共开支以便与欧元区其他国家拉开差距，同时，其已经形成的社会福利与退休支出，将继续困扰其国家主权债务。

　　欧洲债务危机解决的可能途径和对中国的启示

　　尽管近期欧元回升幅度加大，市场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担忧有所缓解，但欧洲债务危机仍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困扰市场，如果欧元区体制性问题不能得到根治的话，债务危机的再次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下面我们针对欧元区的困境尝试提出解决途径：

　　第一，提高德国公共支出和预算赤字。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其态度对债务危机的解决至关重要。德国增加公共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希腊、爱尔兰等国的出口，因此，德国增加公共支出就成为欧元救助计划中的一部分。

　　第二，扩大当前的7500亿欧元紧急救助基金规模。为救援希腊而筹集的7500亿欧元的基金可以保障爱尔兰，甚至可以保障葡萄牙暂时不出问题，但一旦西班牙陷入危机，欧元前景堪忧，毕竟该国是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只有有效扩大EFSF的总体规模，并提高其使用的弹性，才能在危机爆发时稳定市场信心。

　　第三，欧洲央行应扩大债券购买规模。尽管量化宽松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的还债问题，但欧盟和欧洲央行的救助能够给西班牙等国家以喘息时间，并帮助西班牙等国以较低的融资成本实现财政的再平衡。欧债危机必须通过各国减少支出，进行结构性改革，放弃过去过度依靠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得到解决，在此之前，量化宽松是欧洲央行唯一的选择。

　　第四，“PIIGS”减少财政支出。根据巴克莱的研究报告，“PIIGS”中只有意大利可以在不进行主动削减支出的情况下，从2011年开始逐渐实现财政的小幅盈余，而其他四个国家若不进行痛苦改革，财政赤字将一直维持在5%以上的水平。根据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BR)的计算，要想继续留在欧元区，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需要将政府支出缩减10%。

　　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而言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房地产过热等问题上，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第一，警惕地方债务问题。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都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2010年我国的财政赤字预计为10500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继续代发地方债2000亿元，占GDP的比例预计在2.8%左右。但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迅速扩张，同时近年来地方投融资平台规模快速增长的问题也应引起注意。来自中金公司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09年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约为7.2万亿元，预计2011年年底达到10万亿元，10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负债约占我国2009年GDP的三分之一，相当于我国外汇储备的70%。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风险已经很大。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遏制房地产投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欧盟在2007年之后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其占我国出口市场的比重在18%—21%，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洲各国财政压力增加，各国政府为减轻债务纷纷提高税收，缩减开支，这些国家的消费将减弱，加上欧元贬值，其进口能力明显下降。在这一前提下，我国如果不改变外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出口贸易方面将陷入被动局面。此外，2010年6月我国再度启动汇改机制，人民币升值使得外贸企业的利润大幅下降，外贸企业前景不容乐观。从更长的周期来看，未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使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下降。未来我们必须通过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壮大制造业和服务业来获得对经济长期发展的稳固支撑，而不应过度依赖虚拟经济。

　　同时，还要警惕房地产泡沫。房地产行业的泡沫不但对其他行业具有挤出效应，使其他行业出现空心化趋势，而且一旦泡沫破裂，国内银行业的坏账也将大幅上升，从而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我国房地产业占GDP的6.6%和投资额的1/4，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预算外收入来自土地收入，据财政部数据，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14239.7亿元，比上年增长43.2%。过去10年我国房地产价格特别是一线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连续上涨，房价收入比已远超正常水平。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房地产泡沫风险，加快保障房建设，坚决遏制房地产的投机行为，促使房地产行业回归健康稳健发展的轨道。

　　此外，还要改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与欧元区类似，我国各区域之间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同样会造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政策效力的降低。开发西部，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将有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