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首度承认外汇储备中有热钱
据郭田勇估算,11月来自贸易顺差、FDI和热钱大约有500亿—800亿美元,大约在3000亿元人民币,这与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冻结商业银行的额度大致相当。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调控的常规武器,从1月份的首次上调至12月10日,央行今年已经使用了6次存款准备金率,使得大型金融机构已经达到了18.5%的新高,而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也达到了16.5%。
央行拒当替罪羊 货币“超发”有隐情
自11月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抛出“把热钱放进池子”的言论以来,媒体、学者甚至他的央行同事纷纷加入“池子猜想”游戏中,有人说池子是股市——那是股民的臆想;有人说是债市——这个池子太小了;有人说是货币政策工具——这个池子太抽象。
12月15日,周小川揭开了“池子”的谜底:典型的池子是外汇储备,一个简单而明确的答案。
周小川的这句话如果反过来理解就是,央行首次承认:国家外汇储备中有一部分是热钱。
货币“超发”是引发这轮物价上涨的罪魁祸首几乎是市场共识,然而,这个共识不一定正确,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的货币研究者比较能接受周小川的解释:中国储蓄率较高;美国储蓄率低,中国的M2与美国的M2对比是不科学的。此外,学者呼吁只有解决货币政策独立性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超发问题。
热钱亦是池中物
瓜分外储缺常识
误导中国30年的一个词叫“出口创汇”,导致中国外汇持续增长,而央行为此长期买单。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9月外汇储备26483.03亿美元,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在周小川解密池子论谜底之前,记者发现无论是外管局官员还是央行官员,一般都不承认外汇储备中有热钱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
今年年初“两会”期间,外管局局长易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中国的热钱有过以下表述,“关于热钱的定义,也是有很多争论。在一个资本完全开放的国家,以短期投机为目的而流进、流出的钱是热钱,而中国资本项下还没有完全实现可兑换,还没有完全开放,所以,中国的热钱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披着合法的外衣,比如通过经常项目、FDI、个人等渠道流进来的。当然也有通过地下钱庄流进来的,所以在资本管制下的热钱和在资本完全可兑换情况下的热钱,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
易纲的话与周小川的话并不矛盾,但是,周小川更直白地表明,热钱存在外汇储备中,易纲的意思是,热钱是披着合法的外衣,比如通过经常项目、FDI、个人等渠道流进来的。
易纲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进来后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如何监管,能否监管。
周小川直言不讳地点透了,“典型的池子是外汇储备,但是储备有不同的板块,这些板块也可以分成不同的池子,一些是保证进出口支付的;一些是为外资企业的分红预备的;一些则是为‘热钱’准备的,它们进来后央行100%对冲掉,总量上不要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从个体上我们并没有阻止它们赚点钱。”
正如易纲所言,中国资本项下还没有完全实现可兑换,还没有完全开放,无论什么样形式的外汇进来,央行都要发行基础货币收购,这就是引发所谓的“货币超发”的最主要的原因。
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实质是,外储是央行的负债,它不属于央行,而是属于进出口企业、外企甚至是热钱,中国的外储不是国有资产,那些主张将外储分掉的人缺乏起码的常识。
央行拒当替罪羊
吁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11月份的CPI同比增长5.1%,创下28个月以来的新高。
于是,不少经济学家和学者将主要原因归咎于央行货币“超发”。
周小川在同一场合表示,一方面,高储蓄国家和低储蓄国家的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不一样,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因此M2占GDP比重高。另一方面,在间接融资占比高的情况下,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就高,美国是典型的直接融资发达的国家,而中国间接融资比重大,因此拿中国的M2跟美国的比不太恰当。
对此观点,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表示赞同。他同时表示,支持周小川关于完全对冲外贸顺差和热钱等来自外部因素的观点;对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商业银行要配套信贷资金,央行无法对冲掉,这也是造成CPI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小川也承认,必须正视近两年为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而造成的货币供应量明显加大。2008年以来,央行采用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出拳要重,出手要快”,所有这些举措不可能没有超调,关键是这个周期一旦进入拐点时,要及时转变方向进行调整,使其不太过分,一方面达到成功抗击危机的目的,同时副作用又不太大。
郭田勇认为,由于货币政策需要更大的独立性,在当前的情势下,央行和商业银行不得不配合财政管理部门为大量的项目进行配套,比如,去年信贷投放达到了9.6万亿的天量,今年无悬念地突破7.5万亿。央行有办法对冲来自贸易顺差、FDI和热钱;却根本没办法对冲来自内部的由商业银行信贷引发的货币超发。
据郭田勇估算,11月来自贸易顺差、FDI和热钱大约有500亿—800亿美元,大约在3000亿元人民币,这与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冻结商业银行的额度大致相当。
郭田勇认为,周小川可以完全对冲掉来自外部的外汇因素,没有办法解决内部的问题。完全对冲掉外汇,央行付出的成本也很大,他估计还会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如果外贸顺差强劲和热钱流入迅猛的话。”
专家称存款准备金率明年或超20%
将波及城商行日常经营
华夏时报记者 杨中华 北京报道
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第一天。下午,央行公布11月份的信贷数据,18点,央行公告称从2010年12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这是央行自从11月10日以来,在32天里连续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市场仍然预期央行还将在年底之前再次动用这一工具,有分析称,明年存款准备金率有可能达到22%—23%的高点,而理论上的高点则为25%。
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调控的常规武器,从1月份的首次上调至12月10日,央行今年已经使用了6次存款准备金率,使得大型金融机构已经达到了18.5%的新高,而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也达到了16.5%。
存款准备金明年或达22%
32天内央行三调存款准备金率,这在历史上不多见。而其中一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公告中,央行特别指出目的是为加强流动性管理,适度调控货币信贷投放。
面对央行密集连续的使用同样的数量型工具,众多的研究报告指出,外汇占款持续攀高、年末财政性存款投放、公开市场操作难度加大等是迫使央行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主要原因,央行此举是为了回收市场中过多的流动性。
11月末,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的外汇占款达到了5190亿元,创最近30个月高点。从三季度以来,外汇占款就呈现了上涨趋势,7、8、9月份分别新增外汇占款1709.51亿元、2430亿元、2895.65亿元。
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外贸顺差为229亿美元,而10月份的外贸顺差达到了271亿美元。国信证券研究报告依此预计,11 月外汇占款仍维持在5000亿元左右。
未来高企的外汇占款不断注入流动性,使得央行不断的要使用不同的数量型工具来进行回笼。而央票作为最便捷和灵活的公开市场操作手段,已经丧失其应有的功效。最近几期央行央票发行创出10亿元的地量便是最为有力的证明。
除外汇占款和央票之外,年末财政性的存款都会出现大规模的投放,进而增加了基础货币的投放。2008年和2009年的年末,财政存款的投放达到了1万亿左右的水平。
面对外汇占款的高企、年末财政存款近万亿的投放以及在未来4个月内近2万亿的到期资金量,一次性能够回笼大量资金的存款准备金率将成为央行的重要常规武器。国泰君安银行分析师伍永刚则认为,在2011年,法定的存款准备金率有可能上调至22%左右的水平。
“准备金率将经历一段密集上调期,预计在2011年完成抵达23%经验高位的进程,并且未来很可能突破这一水平。”兴业证券经济学家鲁政委分析。
城商行压力剧增
央行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令商业银行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此消彼长,商业银行上缴给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越来越多,自身可以支配的资金自然相对减少。在目前监管层要求商业银行以存款定贷款的监管措施下,存款资金的减少,也就意味着不少业务将要受到压缩。
从央行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在央行不断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也逐渐下降。央行数据显示,9月末,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为1.7%,其中大型银行为1.4%,中型银行为1.1%,小型银行为2.4%。而2009年年末,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金率为3.13%,9个月时间下降了1.43%。在未来央行提高存准率时,商业银行用超额准备金腾挪的空间就不大。
为了计算存款准备金率上升到多少才能给城商行带来较大的经营压力的目的,《华夏时报》记者特别选取一家城商行,按照2009年的年报进行了简单计算。2009年末,该城商行资产总额达到300亿元,贷款总额为194亿元,存款总额达到了264亿元,由于对不良贷款进行处置,2009年末不良贷款余额4亿元,年末股东权益为21亿元。
去掉贷款以及不良贷款余额后,该城市商业银行可以使用的存款为66亿元,假设2011年,存款准备金率会达到23%的高水平,那么这家城商行必须向央行提交60.72亿元,那么剩下的存款只有5.28亿元。2009年该城商行实现了近3个亿的净利润,两项相加也只有将近9个亿的流动资金,对银行的经营和发展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也有市场人士认为,为了对冲市场中的流动性,央行在未来对不同的商业银行可以进行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对于支持三农的城商行、农商行等少提,以保证其能够很好地服务于三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