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坎昆无非是就一点掺水的资金问题可以达成一点共识也无非是就一点妥协的透明度问题可以达成一点共识但是我们这次峰会可以走得更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对此次峰会定调甚高。

　　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已经在行动已经从战略上意识到低碳就是效率,低碳就是生产力。笑称“这次峰会取得的成果会远远超前于坎昆会议”。

　　此次峰会是本报十周年庆典的系列活动之一由本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联合举办。来自官,产,学,民的多位代表就“第四次产业革命”——低碳革命中的政策,格局和产业三大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此峰会期间活动主办方发布了《2010年企业低碳发展报告》入选该报告低碳先锋案例的企业联合签署了《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北京宣言》。

　　控制能源增量的总量更有效

　　“低碳经济不应该被神秘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单位GDP能耗很高狠抓节能是减少碳排放的最现实选择。”论坛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王玉庆表示。

　　由于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所以能源消费总量还会持续增长有研究表明到2030年化石能源的消费将达到峰值。

　　“我们目前近期的节能目标是以单位能源消耗强度来计算的这种计算方法的结果受到GDP的影响变数很大不易考核和衡量以能源增量作为控制目标更为有效更能体现我们节能减排的决心。”王玉庆说。

　　控制能源增量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大煤炭的清洁利用。在我们的能源结构上70%以上都是依靠煤炭。尽管可再生能源发展很快但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在王玉庆看来进一步降低单位发电的能耗就很关键。

　　资料显示每度电耗煤减少一克全国一年就可以减碳750万吨。“2009年火力发电每度电耗费为320克左右但各地差别很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王玉庆指出。

　　减少发电煤耗是一个系统工程。王玉庆认为“要从绿色开采,绿色矿山开始到煤炭的洗选加工,分类利用再到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以及煤多级利用和多级联产技术等都应该统筹规划示范推广。”

　　控制能源增量的另一方法就是调整结构。在王玉庆看来一方面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用较低的能源消费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降低能耗；另一方面要调整我们的出口结构。

　　“实际上我们的高排放替一些发达国家背了黑锅。”王玉庆说。根据测算美国是世界上碳进口量超过出口量最大的国家每年可达6.99亿吨其次是日本每年是2.84亿吨而中国却是碳出口量超过进口量二者相差11.47亿吨。

　　节能减排中的新政企关系

　　“中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责任在于企业出路也在于企业。”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巡视员孙桢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我们的政府与企业合作关系处理得不好我们国家会吃大亏”双方应建立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

　　在国家层面在十二五期间国家将从源头上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高碳产业的发展引导企业从被动减排到自主减排。工信部工业和综合节能司副司长高东升认为低碳不应是企业的负担而应该是企业自身的需要尤其是提升竞争力的需要。

　　“国际社会现在考虑碳足迹,碳税和碳关税当我们企业出口的产品无法达标时那么怎么来适应市场竞争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高东升表示。

　　高东升还表示工信部和财政部,科技部已经选了121家企业计划在全国通过三年的试点创建一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低碳的先进企业在全国树立典范引导整个行业自觉主动地推动节能减排实现低碳。

　　同时国家在用行政手段减排的时候更应为企业节能减排提供给好的政策刺激和市场环境。王玉庆认为国家在制定低碳经济政策时应侧重于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清晰的,长期可信赖的金融刺激和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而不是在一些技术尚未被证实持续有效前就匆匆选定几家企业予以扶持。

　　“我跟一些企业接触他们并不是期望获得国家补助金的那点钱而是一种明确的长期信号一种金融的安排一种法制化的市场环境。”王玉庆表示。

　　在企业层面面对强势的政府企业应该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权。潘家华认为企业不应只是被动地服从国家的节能减排要求而应该与政府展开更多的互动积极参与甚至主动游说政府改变其不合理的政策。

　　显然“政府很多政策是非理性的。”潘家华指出为实现“十一五”约束性指标地方政府拉闸限电,停产限产等强制性行政手段既不利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经营更不利于老百姓的正常生活。

　　“因此在实现低碳发展的过程中企业不光要给政府以反馈甚至还要给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 潘家华说也唯有这样企业才有可能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找到引领行业发展的机会。

　　“首席气候官”助推“第四次产业革命”

　　应对气候变化已不仅仅是国家命题和国际政治谈判企业也将受到更为直接的影响。

　　“近期国家对企业的能耗将有标准化和定量化的要求碳指标将会像污染物排放指标一样成为关系企业生存发展的硬指标。”王玉庆说“因此《21世纪经济报道》做的‘首席气候官’活动在企业文化里面培育低碳文化非常有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首席气候官”是本报独创的一个品牌概念。本报认为这一职位是在低碳时应时而生的企业管理新职位。与传统环保或公益的领导有所不同之前企业把做环保看作支出是成本而气候官的职责在于为企业创造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的盈利能力和未来社会的竞争力。

　　《低碳周刊》负责人陈晨星表示“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权威机构,NGO组织合作发起‘21世纪气候官计划’旨在引导中国的企业推广和建立这一职位从而帮助企业制定减排目标；将低碳发展列入经营战略中。”

　　通过“首席气候官”计划本报希望发现并推动更多的低碳先锋企业助推“第四次产业革命”。“低碳先锋企业是企业发展实践中的先行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洪波解释。

　　它们的先行一步主要表现在“尽可能减少生产过程碳排放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以最少的碳排放创造最多的产品或服务；其碳管理贯穿于整个价值链如上游产品采购的低碳标准给下游提供低碳或零碳技术,装备,产品和服务废物拆除和回收利用以降低全社会的碳排放。”

　　在本次峰会上本报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根据2010年低碳发展调查的结果联合发布了《2010年企业低碳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该调查自2010年9月持续至2010年11月共选取了电力,化工,钢铁,汽车,房地产,金融,信息产业,印刷包装,电器,食品(饮料),新能源等11个行业以及综合性集团公司共12个类别展开调查共计发出106份调查表其中中国企业78家跨国公司28家(含合资).

　　《报告》显示2010年入选“低碳先锋”的企业一共有15家它们分别是: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国家电网公司,海尔集团公司,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理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利乐中国有限公司,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英利绿色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报告》的主要作者陈洪波介绍本报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就上述15年企业的低碳实践案例编写成一本《中国企业低碳发展报告》的绿皮书计划于2011年3月左右出版并将之翻译成英文在国际上传播。

　　在峰会结束之际上述低碳先锋企业的代表联合签署了《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北京宣言》“宣誓”在低碳时代努力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行业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