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央企上缴红利比例过低屡遭诟病，而国务院将提高央企上缴红利比例则让我们看到了对民意的回应，看到了纠偏，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也是共生意识的显现。

　　应认识到，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英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的国有企业均把大部分的税后利润上缴财政部，法国国企按股份向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股东发放红利，美国政府也定期向国企收缴利润，并把利润直接用于对民众的分红。如阿拉斯加州自1982年起连续几十多年给当地居民分红。

　　但是，我们看到的尴尬却是在海外上市的国企对国内分红很少，对国外分红却极为慷慨。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近四年来向海外投资者分红高达1100亿美元。而作为亚洲最赚钱企业的中国石油，全球最赚钱的电信公司的中国移动，全球最赚钱银行的工商银行，尽管主要靠垄断利润盈利，却只向国家上缴微薄的200多亿元红利。不仅如此，这些央企屡屡背叛民意的期待，在决策浪费和自我福利享有上，更是对社会福利造成了损失。可以说，普通公众作为真正的股东，基本上没有分享到国企改革发展的成果。正因为如此，国务院将提高央企上缴红利比例就是纠偏，也是促使企业和民众福利共生的积极措施。

　　不过，当下我们依旧要看到央企分红中制度性缺陷的存在。一是央企缺少积极上缴利润的压力和动力。央企负责人是企业的直接负责人，受不缴红利的惯性及经济人的影响，在上缴红利过程中，央企采取提高管理者奖金、增加职务消费等手段转移利润，并且，在央企外部缺乏行之有效的事前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下，极有可能利用体制漏洞追求经济人利益的最大化，使国有资产流失，红利也就无法如期如实上缴。

　　二是社会福利受损严重。当前，一些央企成为推动房价不断上涨的主力军，普通民众福利受损。而且从消费者身上榨取的垄断利润获，常常被用于发放工资、奖金等，使得央企和其他企业的员工工资存在严重的不公平分配，社会总体福利再次受损。

　　三是红利使用明显缺少合理性，难以照耀民生。常识告诉我们，红利使用的合理与否是分红制度能否成功施行的落脚点。尽管央企红利上缴至国家，符合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但根据我国宪法，民众才是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其理应享有终极的受益权。但现行的制度没有明确规定红利用于教育、公共医疗、社会福利等民生支出的比例，普通公众没能充分分享国企改革发展的成果。另外，有关学者研究表明，从市场要素的配置来看，大部分社会生产要素被国企掌控，而国企却只解决8.2％的社会就业，红利的使用也不惠及民生，这也有悖市公平原则。

　　笔者的看法是，有效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克服路径依赖，达到民众相对满意的状态，推进社会福利的增进。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健全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把国企分红置于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之下，给企业的摊派奖金等行为造成压力，才可能使国企分红更加合理，进而走上公正、公平的制度进程中。而惟有明确公众有对国企监督的权力，才能给提高央企上缴红利比例以制度化出口。

　　要提高国企分红，更要修复制度缺陷。一句话，　“提高央企上缴红利”的共生意识须制度化出口。